國務院擬對自貿區實行部分法律豁免或成改革突破口

2013年10月03日 11:03
來源：鳳凰財經作者：劉靜

人參與條評論

鳳凰財經訊 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然而，內地關于自貿區的法律法規尚不成熟。早在自貿區總方案公布前，香港媒體《南華早報》曾報道稱，監管機構基于目前大陸法律與自貿區開放措施互相矛盾為由，提出須先修補“法律漏洞”，中國政府因而推遲了原定于7月下旬公布的自貿區新規則。

安邦咨詢高級研究員賀軍擔憂，上海自貿區面臨的法律沖突挑戰不容忽視。

國務院尋求自貿區內實施部分法律豁免

為解決與自貿區相關法律的調整實施，8月1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擬提請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關于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等國務院決定的試驗區域內暫停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草案》。

對此，賀軍分析認為，國務院會議正式尋求中國人大的授權，意味著國務院尋求在即將推出的上海自貿區領域里實行部分法律豁免。這表明，盡管在國內存在諸多爭議，國務院仍將推動上海自貿區的出臺，使之成為新政府治下的改革突破口。

三部法律被暫停上海地方立法先行

8月30日，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關于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的決定（草案）》。根據草案，在試驗區內，對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暫時停止實施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3部法律的有關規定，暫時停止實施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

為與國家對接，上海市對有關地方性法規的規定予以調整，并且根據自貿區總方案的要求，制定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管理辦法》。

對此，中國國務院法制辦財政金融法制司司長劉長春說，中國將從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為自貿區提供法制保障。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出臺專項決定，在自貿區內暫時調整實施部分地方性法規。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丁偉表示，做出自貿區內暫時調整實施上海市有關地方性法規規定的決定，主要基于兩個考慮，一是對接國家層面法制保障的舉措，保持國家法制統一；二是依法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方面的先行先試。

值得注意的是，自貿區總方案明確，上海市要通過地方立法，建立與試點要求相適應的管理制度。

上海市華誠律師事務所律師羅興解釋說，由于地域性原因，目前應是上海地方立法措施先行。“自貿區的全名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有明顯的地域性。若發生交易問題，上海出臺地方性法規調整，顯然更加適合。這樣的調整，亦可供將來全國性立法借鑒。立法不是一個拍腦袋的過程，需要不斷地從實踐中總結經驗，得出結論再適用于實踐。”

自貿區：立法創新試驗區傳遞信號將誕生新立法

羅興認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核心是制度創新，亦是立法的創新。同時，他從“一線開放，二線監管”兩個方面，給予了進一步解釋：

首先，國家推行“一線開放”，若沒有新的關于自貿區立法，或者地方性法規出臺，“三資法”的暫停不可能是長期的。這就傳遞出一個信號，即新的立法很快就會誕生。上海自貿區本質上是試驗區，這一試驗也是對自貿區內立法的試驗，即何種規則能上升為法律法規層面。這一制度創新很具有前瞻性。”

除暫停三資法外，國家所有涉及銀行類的法律法規都要調整，例如商業銀行法，相關新政規章以及人民銀行和銀監會頒布的各項規定、政策。因為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允許外資銀行可獨立設立分支機構。這意味著外資銀行的業務可多領域的進入自由貿易實驗區，不像此前只能在中國大陸進行人民幣存款業務，其他業務都是禁止的。另外，國家鼓勵中外資銀行合資合作，也是鼓勵國內商業銀行走向境外，配合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這勢必需要調整相關法律。

其次是關于“二線監管”，羅興認為，最后還是要依靠立法，即對法律的執行，依法監管。以食品監管為例，普通人或許認為國外的食品安全。其實，國外食品安全并不是因為食品本身安全，而是基于當地嚴格細致的監管條例，這些標準有些是高于中國的。從長遠來看，在自貿區內進行食品進出口貿易，更有利于中國完善食品安全監管立法體系。

改革有風險不改革風險更大

最后，羅興還告訴鳳凰財經，自由貿易區分為不同的階段。目前，上海自貿區還處在改革階段，需要通過市場化的自由貿易，形成一定的市場規范。這一階段中，市場調節的手大于監管的手。正如申銀萬國集團的總裁所言，改革是有風險的，但如果不改革，風險更大。因為中國缺乏與國際接軌的規范。通過自由貿易，市場調節，中國可以完善相應的規范，形成立法。

統一的立法形成后，可擴大自由貿易的類型。這時，自由貿易在概念上也就變成了一種中外資貿易的規范和立法，自貿區內外也就無明顯差別。隨之，自貿區的范圍也會擴大，不僅限于上海。

換而言之，國家通過在小型的試驗區內，形成一個有效的立法制度與規范，并且能夠調整更多對象時，自由貿易區也就變得更加開放了。上海自貿區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僅僅限于這28.78平方公里，而是代表了更能與國家接軌的貿易規范與監督體系，體現了中國與國際接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