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古玩傳奇

2013年10月09日 23:40
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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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李北辰北京報道

有這樣一種說法，二十一世紀或許還會出現個錢鐘書，但王世襄卻不會出現了。4年前，王世襄去世，有人惋惜“對于這一代民國記憶，又崩陷了一大片品位的疆土”。王世襄的興趣幾乎無所不涉——書畫，雕塑，建筑，家具，樂器，漆器，捉獾，養鴿，馴鷹，美食……他的身份過于復雜，以至于人們更愿意稱他為那個會“玩兒”的人。他的確玩出了名堂。在三聯書店近期出版的《王世襄集》中，收錄了《明式家具研究》《髹飾錄解說》《中國古代漆器》《竹刻藝術》《說葫蘆》《蟋蟀譜集成》《中國畫論研究》《明代鴿經清宮鴿譜》等十部作品。它們是王世襄幾十年“玩兒”出來的經驗，也正是這些“雕蟲小技”，點綴和完善著中國文化的腳注。

王世襄是個樂觀的人。文字之中，你很難讀到他直面講述悲情，盡管裹挾在動蕩的二十世紀，王世襄幾乎嘗盡了一切文人的苦難。作為“最后的文化貴族”，王世襄的離開，或許代表著一種舊時代風雅精致生活方式的逝去。

追索文物的燕市少年

王世襄出身官宦世家，父親王繼曾是張之洞的秘書，民國后任駐墨西哥使館公使兼理古巴事務，后擔任過北洋政府的國務院秘書長。母親金章則是非常有名的魚藻畫家。

10歲時，王世襄被父親送到美國人在北京辦的學校念書，在習得一口流利英文的同時，也讓他離“好學生”漸行漸遠，玩兒才是王世襄的主業。小學前后，他開始養鴿子，“一連數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鴿。教師怒而擲還作業，叱曰：汝今后如不再改換題目，不論寫得好壞，一律P（即poor）！”稍大，到墳地里抓獾，養鷹。常見情形是，鷹逮兔子，人逮鷹，少年王世襄一跑就十里八里，身體練好了，讀書也耽誤了。老年王世襄回憶：“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懷鳴蟲，鞲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

20歲時，青年王世襄遵從父命，考入燕京大學醫學預科系，這令他頭疼不已，勉強讀了兩年，只拿到數理化三門均未及格的成績單，險被開除，好在學校允許轉系，他便從醫預系轉到國文系。在這里，王世襄“本性難移”，有時臂上架著大鷹，懷里揣著蟈蟈就來上課了。有次，燕大知名教授鄧之誠正站在講臺傳授中國歷史，王世襄懷里蟈蟈響了，鄧先生惱羞成怒，把王世襄趕出教室。燕大另一位教授洪煨蓮，更是把這個精力旺盛卻“玩物喪志”的學生稱為“未知數”。

25歲時，王世襄母親病逝，讓這個“未知數”有了變數。“母親去世對我打擊很大……她這么培養我，又這么放縱我，讓我玩，我要再這么下去，對不起家庭，對不起老師，所以我幡然改悔，狗成了看家狗，鷹也不養了，鴿子也送人了，我是整個一個大轉變，什么都不玩了，專心寫論文。”

兩年后，王世襄獲得碩士學位。中日戰爭期間，他曾任中國營造社助理研究員，后到故宮博物院工作。日本投降后，經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和梁思成推薦，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戰亂時損失的文物。1946年12月，他又只身赴日本追回文獻共3286部，34970冊，其中很多國寶級，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選》《后漢書》《禮記》，明寫本《永樂大典》數卷。王世襄曾說，自己一生中做過兩件最有意義的事，第一件事就是為國家收回了2000多件國寶，現存于故宮博物院。第二件是對中國現存唯一古代漆工專著《髹飾錄》進行解說和反復修訂，并最終寫成專著《髹飾錄解說》。然而，這些回歸的文物，卻成為王世襄直到晚年依舊揮之不去的心結。

“我是老運動員了”

歷史進入新的篇章。1952年，反貪污、反盜竊、反浪費的“三反”運動開始了，因其與國寶的淵源，也因為“國民黨接收大員沒有不貪污的”的辦案邏輯，王世襄被關押了十個多月。“我被送往東岳廟，名曰‘學習’，實為逼供，勒令交代盜寶問題。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學校讀書，國民黨教育部清損會工作，收回大量被敵偽劫奪文物，并接受美國財團獎學金出國考察一年等諸多問題，自然成了重點之重點。單獨監禁一室，‘打虎英雄’卻有十余人之多，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他們大聲恐嚇喊叫，用力拍打桌子，勒令交代問題。交代不出來則夜以繼日，輪班逼供，名曰‘疲勞轟炸’。”

王世襄當然是清白的，他被釋放回家，但同時接到了文物局、故宮博物院通知，開除公職，自謀出路。

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對“三反”后的處理有意見，已在民族音樂研究所工作的王世襄又被劃成了“右派”，五年后“摘帽”。至此，他已離開文物崗位整整十年。在這十年，沒有了文物相伴，王世襄倒是“玩兒”起了小物件，鴿哨、葫蘆、竹刻成為他的“玩伴”。

1966年，紅衛兵“破四舊”的“氣勢”令王世襄預感到厄運或許將再次降臨，好友陳夢家、啟功、史樹青等已相繼被抄家。王世襄家中的明式家具、佛像、銅器等無疑會被劃入“四舊”之列。無奈之下，他被迫展開“自我革命”，主動跑到文物局，請求紅衛兵抄家，才得以讓這批珍寶免此一難，沒有在浩劫中灰飛煙滅。7年后，王世襄向有關部門追討這批藏品，直到1986年，他才要回大部分文物、圖書和手稿。

1969年，55歲的王世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改造”。3年多艱苦清貧的干校生活，王世襄倒是自得其樂，仿佛回到少年，牧牛、放鴨、養豬……在成為養牲口好手的同時，還治好了多年未愈的老肺病。下放期間，王世襄還抽空發揮了其烹飪天賦，他曾用14條2斤重的公鱖魚，做了一桌十幾個菜的鱖魚宴，其中一道菜用十幾條公鱖魚的魚白，同香糟和茭白的心一起炒，讓后人玩味至今。

多年的政治運動，讓王世襄笑言：“我是一個‘老運動員’了。”但樂觀并不能抵擋被誤解的哀傷，他始終無法釋懷“三反”時的遭遇。85歲，王世襄在自選集《錦灰堆》中寫：“我今年85歲，已屆垂老之年。過去的一切，我都不計較，但只計較一點，即要求得到正確、公正的理解。” 93歲，他在最后一篇自序中再次寫道：“半個多世紀前的不白之冤和不了了之的‘取保釋放’理當有一個符合事實的公正結論。現已屆耄耋之年，容我陳述的時間指日可數。為此我不得不收集一切能得到的證據和集體上報的材料寫成文字，作一次最后的申述……”

回憶王世襄時，收藏家馬未都曾如此評價這位長者：“他是一個對生活非常豁達的人，舊社會他可能是貴族身份，后來沒落了，不斷遭遇打擊，無論人生多么低谷，他一直都堅持一口氣，堅持到他最后功成名就為止，這一點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詩人和考古學家陳夢家當時因為受不了打擊而自殺，王世襄說，如果不是因為陳夢家自殺，他可能不會去研究明清家具，所以王世襄不是灰暗的，是陽光的，否則也不會有后來那么大的成就。”

聚散終有時

王世襄愛物件兒，眾人皆知。在京城，他有個外號，叫“柜人”。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居民。震后第一天夜里，王世襄院子里的東廂房掉下一塊屋脊，第二天，周圍所有居民都集中在院子里搭床過夜，王世襄不愿離開家里物件兒，便在他的紫檀大柜的擱板上鋪上毯子，人鉆進去，勉強能把腿伸直，在連續數月的防震期間，王世襄當起了“柜中人”。

不過，愛物件兒的王世襄知道，人與文物，聚散有時。1998年，王世襄將珍藏的79件明清家具以200萬元的超低價賣給了好友香港商人莊貴侖，條件是，對方將它們全部捐給上海博物館。據說，王世襄只提了一個要求：“價錢你看著給吧，夠我在北京城買得起一套公寓就行。”他這樣解釋：“我對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態度。只要從它獲得了知識和欣賞的樂趣，就很滿足了。遣送得所，問心無愧，便是圓滿的結局。想永久保存，連皇帝都辦不到，妄想者豈非是大傻瓜！”

經歷了時代的風雨，晚年的王世襄，如同昔日的燕市少年，鴿子依舊是其最愛。2003年，王世襄給北京市市長寫信，建議在亞運村養一群中國傳統觀賞鴿，幾年以后，北京奧運會時，鴿群戴哨飛盤，定是一番美景。他在《楊瀾訪談錄》上曾說：“我得給奧運會提個建議，現在年輕人不知道有觀賞鴿，就知道有信鴿，有和平鴿，其實就是‘吃貨’。電視上一會兒壯麗山河，一會兒長城，老遠兒飛過來一個鴿子，一看：‘吃貨’！中國有那么多好鴿子你不在鏡頭上放，弄個‘吃貨’在這兒，這是對我們很大的侮辱，我接受不了。這是中國的傳統，多少代傳下來的。”非常遺憾，老人的建議被埋藏在一片歡慶之中，奧運會開幕式并沒有放中國鴿子，鏡頭上出現的，還是王世襄口中的“吃貨”。舒乙曾說，王世襄有幾個遺憾，其中之一，就是中國觀賞鴿沒有得到充分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