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債務上限爭議：黨爭還是理念之爭？

2013年10月11日 02:07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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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10月17日的大限迫近之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加緊與國會中反對派談判，以避免財政預算僵局持續(xù)，但雙方根本分歧難以彌合，奧巴馬強調，提高債務上限以重開聯邦政府，并避免國債違約，但共和黨則堅持要求以預算削減甚至修改醫(yī)保法案作為交換。

美國憲政理念一向強調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舉債權約束，債務上限規(guī)定是始于1917年的一種特殊安排。當聯邦債務接近上限時，政府就必須和國會討論提高上限。在債務問題不突出的時代，這只是例行公事，據統計1960年以來債務上限平均每八個月就調整一次。但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理念與政策分歧日益明顯，金融危機爆發(fā)后財政赤字又暴增，導致債務上限問題突出化。債務上限被國會中的反對派作為杯葛政府財政政策的工具，或者像這次一樣，成為在醫(yī)改等其他領域發(fā)出要挾的籌碼。

近幾年來債務上限每次上調前都充滿緊張，2011年更是在最后時刻涉險過關。很多人將此解讀為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爭，認為其說明美國黨派傾軋導致政治對峙甚至綁架全球市場，或者是美國政治機制僵化、運行不暢和低效的證據。但或許正是在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較真”的不斷纏斗中，蘊含著美國政治制度的生命力。

不能將債務上限爭議簡單看作黨爭的原因是，兩派的分野界線并不在黨派歸屬，而是不同政治家所持的理念。即使把這樣的斗爭看作黨爭，適當限度之內的政治斗爭也是自由空氣和合理決策的保障。只要這種斗爭是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差異而不是出于政治仇恨的盲目、任性的“折騰”，其就在合理空間之內。

債務上限爭議是美國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斗爭的最新一場：自由派通常在經濟上奉行凱恩斯主義或其變種，相信刺激政策和赤字的增加能刺激需求，社會政策上則強調增加福利開支來增進社會公平，而保守派相信政府應盡量避免對經濟的干預，應控制財政開支和削減政府規(guī)模。

這種爭斗帶來的不良影響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斗爭目標是實現妥協，在妥協后準備下一輪斗爭。兩派都在玩一場看誰先眨眼的游戲，以聯邦政府關門甚至債務違約為賭注來要挾對方，把由此導致的憂慮甚至混亂的責任歸給對方。但雙方心里都有底，通常在斗爭可能引發(fā)代價過高的不良影響時，知趣地懸崖勒馬和妥協。在10月17日之前雙方可能再次和解，即使不提高上限，也能通過暫時性安排避免違約。而且當前美國有本錢來進行這樣的討價還價，因為債務風險是長期而非迫在眉睫的，近期美國國債收益率雖飆升但仍不足以引起投資者恐慌，短期內美國債務融資能力不會受到大影響，這給予了雙方博弈空間。

這種做法常被外界批評為兩派玩弄“邊緣政策”，這一次也在國際上引發(fā)不少提醒甚至指責。但兩派這么做并非只是出于政治私利，而是有其背后的社會根源，他們不過是盡量在規(guī)則容許的范圍之內，為自身所代表的政治經濟力量和選民維護利益。

美國因為影響力巨大，世人對其適用的評判標準也往往更為嚴苛，但由此產生對美國的批評乃至對其衰落的預言卻往往言過其實。在法治社會中合法的東西就是合理的，高昂的談判成本是理性決策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美國的政治文化尊重和強調競爭與沖突，承認即使兩種截然相反的政策主張也可能都有合理之處，這是妥協與折中的前提。這種不斷持續(xù)的緊張甚至沖突的狀態(tài)看似揪心，但卻在為社會不走極端保駕護航，短期內看似粘滯低效，但長期內恰恰是美國制度韌性和可持續(xù)性的某種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