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新型城鎮化應從產權改革開始

2013年10月15日 06:16
來源：第一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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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新型城鎮化應從產權改革開始

厲以寧提到的“重新構造微觀經濟主體”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占據中國80%戶籍人口的廣大農民，一類是國有企業。

日，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與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聯合舉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當前是一種市場不完善又缺乏市場主體情況下的非均衡狀態，中國面臨重新構造微觀經濟主體，而這需要從產權改革開始。

厲以寧提到的“重新構造微觀經濟主體”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占據中國80%戶籍人口的廣大農民，一類是國有企業。

今年夏季達沃斯期間，《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曾經采訪德勤高級顧問杜志豪關于新型城鎮化釋放新一輪增長紅利問題，當時杜志豪表示：“盡管農民人口眾多，但是否意味著消費能力并不一定，因為這些農民很窮，或許不應該對他們的期許過高。”

厲以寧認為，中國農民“窮”的關鍵原因在于分配制度以及農民土地財權的缺失，“農民仍然沒有成為市場主體，這是最大問題。”

而要實現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土地確權和土地的自由流轉是題中之意。“農民必須有產權，也就是土地確權問題，這是新一輪農村改革的起點，有了產權農民就有了財產性收入，才能縮小城鄉差距。”厲以寧在演講中指出。

根據厲以寧帶領政協在浙江平湖市做的一次調研，土地確權前后，平湖市城鄉收入比從3.1∶1降低到1.9∶1，“這主要是因為農民宅基地等財產性收入的增加。農民缺少產權因而缺少財產權，必定窮。”厲以寧解釋稱。

產權是首次分配中不平等的源頭，伴隨而來的還有戶籍等問題。

厲以寧強調，戶籍制度是導致農民貧窮和城鄉不平等的另一個障礙。“戶籍制度的存在使得農民權利和城市不平等。”

厲以寧指出，在雇用以及交易等各個環節，農民（工）都處于弱勢地位，這拉大了分配的差距。

中國對農民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因為產權確實存在不平等，二次分配更是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平等；“另外包括教育以及醫療等城鄉的不同安排都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的弱勢地位。”

根據公開計算，一名農民工實現城鎮化的平均成本是13萬，這對于貧窮的農民是不公平的。厲以寧認為，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起點應該是農民的產權改革，也就是土地確權，使農民擁有財產性收入。

至于更深層次的破除城鄉戶籍制度，盡管有人分析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期間可能會進行探討，但實際的執行可能會比較緩慢。

除了農民的市場主體身份，厲以寧認為國企的市場主體身份也需要進一步明確，明晰產權。

國資委不應該直接管理國有企業，而是建立國家基金投資公司。另外，很多國有企業已經是上市公司，要依法辦事，遵循《公司法》等，把國有企業推到一線去，要用上市公司的制度來規范，而不是國資委來干預；另外民企也要轉型，要注意產權保護意識，要有營銷體系、自主創新等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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