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東升：上海自貿區的另一種寄望

2013年10月19日 05:02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程東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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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自貿區的國際公約出現四十年后，中國終于開始籌建其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貿區。

1973年，國際海關理事會簽署《京都公約》。依據該公約，“一國的部分領土，在這部分領土內運入的任何貨物就進口關稅及其他各稅而言，被認為在關境以外，并免于實施慣常的海關監管制度”。

這就是世界經濟歷史上自由貿易區的由來——不過，在此之前，人類關于自貿區的探索和實踐早已展開。與其說《京都公約》催生了自貿區，不如說各國自貿區的實踐催生了《京都公約》。

按照李克強總理的構想，這個落戶于上海的中國首個自貿區，承擔著“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歷史重任。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隆國強的話來講，“上海自貿區不止是上海的事，而是整個中國下一輪改革開放的一部分”。

上海自貿區已經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包括服務業等領域的市場開放和投資審批體制改革。盡管其開局步伐沒有公眾期望的那么大，更與國外成熟的自貿區相差甚遠；但是，基于上海自貿區承擔的使命，可以認為，與30多年前的深圳相比，上海自貿區不再是判斷中國是否繼續進行改革開放的風向標，而是丈量改革開放步伐大小的尺子。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中國已沒有退路可走，惟有不斷前行。

事實上，近來被媒體高度曝光的上海自貿區，并沒有太多神秘的地方。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那些為吸引外資而設立的大量出口加工區、保稅區等等，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自貿區——那是中國逐步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演化版。只不過，今天的上海自貿區，其功能更加綜合，面積更大、承擔的使命更為多元。

自貿區的主旨之一，是在一定的國際規范下，進行自由貿易，其核心是公平，其實施途徑是政府從市場交易的直接管理者，退位為市場秩序的構建者和市場競爭主體的服務者。亦即競爭中立。這其實就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只不過是擴大到了國家與地區之間。但對于一個有著不太遙遠的計劃經濟歷史的國家而言，要讓還未徹底告別全能型政府的官員自縛手腳、競爭中立，讓市場的歸市場，談何容易？

以此觀之，除了按照國際慣例，以及中國對于自貿區的理解、規定，開展貿易便利化以外，上海自貿區天然帶有營造更公平的市場環境、進行政府職能轉變試驗的使命。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政府轉型、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方面做了大量嘗試。但時至今日，中國仍然算不上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國家，權力經濟、裙帶經濟依舊大行其道，政府之手依然沒有邊界。甚至于，在某些領域，還出現了明顯的倒退局面，與改革開放的宗旨背道而馳。

因此，相比自貿區日后可能取得的巨量貿易額，公眾更希望看到上海自貿區在營造市場公平秩序上所作的努力；更希望看到，政府能從管理型轉向公共服務型；更希望看到，這種公平秩序和轉型，能夠在全國更大范圍內推廣。

由此，我們希望，上海自貿區不要成為又一場地產盛宴；不要成為又一個特權的王國；更不要成為又一次“只打雷不下雨”的改革試驗。（程東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