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收入分配改革重點是初次分配

2013年10月25日 14:33
來源：華西都市報作者：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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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第二屆工商行政管理創新發展高層研討會在成都召開，此次研討會也是第六屆中國西部國際合作論壇的分論壇之一。國家工商總局、各省(區、市)工商局負責人、經濟專家學者共話工商行政管理“改革”與“活力”。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作了《經濟轉型條件下民營企業的對策》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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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錄

制造業始終是重要的，現在在國外看到中國的制造業品牌在哪里？你有品牌嗎？你在世界上有響亮的品牌可以打得出去嗎？打不出去！所以我們制造業要加大力度，如果制造業不振興就是沒有希望的。

語錄

國資委之下應該成立綜合性的或者行業性的國有資本投資基金公司。它管資本的投入，哪一個部門短缺了，我們就加大投資；哪一個部門產能過剩了我們就撤出投資，把國有資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

語錄

中國的社會保障應該著重城鄉一體化，在西方國家有一句老話“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補”，就是一次分配形成了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就彌補，而在中國不是這樣的，一次分配就有差距，而二次分配擴大了差距，因為工人和城市職工有公費醫療，農民工連合作醫療都不一定能保障，所以城鄉社會保障要一體化。

語錄

城鎮化率達到80%，也就是需要12億人住在城鎮，現在6億多再增加5億多人的話，你看現在城市都擠到什么樣子了，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誰也不愿意搬到城市里去了，12億人擁擠在城市你再怎么建設也來不及了，所以一定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中國的城鎮化率應該是老城區向新城區到新社區。

我們內需目前主要是投資需求，而不是消費需求，因為消費需求方面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結構調整/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我講一些跟民營企業有關的，對當前經濟形勢的認識問題。第一個問題：今年第三季度的經濟形勢是穩中有升，穩中向好。我們的經濟增長放緩了，但是到第三季度漲了起來，到了7.7%。就像騎自行車一樣，自行車騎得快不穩，騎得慢就晃還容易倒，而且容易翻車，在中國的條件下路還不太好，所以保持7%到8%是可行的。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當前要把結構調整放在首位。經濟總量是重要的，但結構更重要。1840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比英國大多了，但是結構不一樣，因為英國1770年工業革命，到了鴉片戰爭的時候，他們的工業革命已經進行了70年，英國的棉布是機器紡織的棉布，英國的交通工具已經是火車和輪船了，而中國呢？盡管GDP總量大，但是主要是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中國出口的呢？中國的出口是手工紡織的棉布和瓷器、絲綢、茶葉、豬鬃這樣一些東西。而且中國當時在工業方面仍然停留在很簡陋的手工制造層面，工藝很好，但是技術水平從個人來看和整體來看不行。還有一個重要資源是人力資源。人力資源總量比英國大多了，但是當時英國中學大量建立，又新辦了很多大學，每年大量的工程師、技術人員、科學研究人員、金融人員都在涌現，而中國大多數是文盲，所以可以看出來總量固然重要，結構更重要。

在當前來看主要是調整結構，有些人說為什么現在不來一個大規模的投資呢？把經濟可以再拉上去。

首先如果結構不改變又出現產能過剩甚至更嚴重的話怎么收場？另外也要看到，我們內需目前主要是投資需求，而不是消費需求，因為消費需求方面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所以老百姓有后顧之憂等等。

但是有一條是重要的，我們要加大三個方面的投資，一個是與技術創新有關的投資。第二是我們投資要民營資本加入，把門檻降低讓民營資本進來，并且做到公平競爭。第三是基礎設施的投資，因為基礎設施投資可以為長遠的發展做準備。投資跟消費共同拉動一段時間以后，我們才有可能轉為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

第三，經濟創新是提升中國經濟發展質量的有效途徑。在當前中國技術創新已經成為我們認識到的主要途徑，靠什么呢？靠技術創新，集中反映在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它們整個融合了，技術就突破了。

第二方面制造業和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融合，這是新的變化，這兩個變化都要跟上，一定要跟上這個步伐，如果我們不跟上這個步伐，我們在國際競爭中遲早會落到后面去。制造業始終是重要的，現在在國外看到中國的制造業品牌在哪里？你有品牌嗎？你在世界上有響亮的品牌可以打得出去嗎？打不出去！所以我們制造業要加大力度，如果制造業不振興就是沒有希望的，所以在這里我們特別要強調民營企業在振興制造業中是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的。

搞行政團體工作的，是把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更好地組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以后誰再說你是非生產人員，你就可以說你這個觀念是20世紀30年代的思想了。

國企改革/

提高資源配置率

第四個問題是國企改革和民企轉型的結果將是雙贏、共贏。

國有企業體制要改革，它分兩個層次，高層次是國有資本改革，低層次是國有企業改革。

先談高層次的，國資委不用管具體的一個個企業，你應該把國有資本的配置問題搞好，因為這是最重要的。20世紀30年代以前人們談效率主要談的是生產效率，生產效率是什么意思？投入產出的關系，有多少投入？有多少產出？同等投入條件下產出減少或者產出增多了，就是這個意思。但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出現第二個效率概念，資本配置效率，這個概念出來以后引起了經濟學界的關注，從我們日常生活來說，至少可以見到有兩個重要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一定要重視資產的重組兼并，為什么呢？因為這是提高配置資源效率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說資本市場要發展，它是資源配置最好的場所。

第二，過去常見把搞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搞人事組織工作的人，搞宣傳工作的人都看作非生產人員，為什么他們是非生產人員？因為你們不在生產第一線，投入和產出都沒有你們的份，但是資源配置效率出來之后這個改變了，因為搞人事組織工作的，致力于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人力資源優化配置以后效率馬上提高了。搞宣傳工作的，在調動每一個投入者的積極性，積極性發揮了效率也就上去了。搞行政團體工作的，是把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更好地組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以后誰再說你是非生產人員，你就可以說你這個觀念是20世紀30年代的思想了，因為我們的工作都是在更好地充分配置資源。

所以，國資委之下應該成立綜合性的或者行業性的國有資本投資基金公司。它管資本的投入，哪一個部門短缺了，我們就加大投資；哪一個部門產能過剩了我們就撤出投資，把國有資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這就是高層次的資本體制改革。

低層次的國有企業改革，既然是企業，而且大多數國有企業都是股份公司了，上市公司了，是法人治理結構了，你如果覺得要通過什么事，你就董事會通過、總經理負責通過，法制健全就可以了，一定要讓國有企業成為獨立自主的經營主體，法人治理結構和股東大會對其進行制約。

只有這樣國企民企才能談到公平競爭，所以對民營企業來說就重在轉型，它包括四方面。

第一個轉型是發展方式的轉型，你要走效率化也要重視產量，要有品牌效率。

第二個轉型是營銷方式的轉型，不僅重生產，而且重產前產后服務，這樣的話，效率就上去了。

第三是管理體制的轉型，家長制、家族制在初期是有作用的，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就要把家庭持有的股權和企業經營權分開，我可以擇優而不是擇親，只要能夠推進企業發展可以外聘經理人，自己內部培養選拔出來也可以，這就是管理體制。

第四是現代管理觀念的轉型。這是很重要的，小業主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肥水就要落外人田——只有企業做大了，最后才能共同發展。假如一個企業說我是家庭辛辛苦苦發展的，現在要改股份制了我不愿意，你要看得更遠，只有企業把蛋糕做大了，你得到的才更多，很多方面需要轉型。所以說小富靠勤奮，中富靠機遇，大富靠智慧，企業家應該有大智慧。

第五個問題我們剛剛講了，既然企業講國企、民營思路下的共贏，我們這個時候就要講社會和諧紅利是最大的制度紅利，最大的改革紅利，社會和諧紅利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通過改革的深入而逐漸涌現出來的，今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但是，社會和諧紅利是我們體制優越性的表現。

發展方式的轉變，其他國家一樣可以有，社會和諧的紅利才是我們優越的資本。圍繞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掃清改革路上的障礙，首先要掃清阻礙社會和諧的障礙，要知道這些障礙在什么地方。

你見過工會管農民工的事嗎？不會，農民工還沒入工會呢，而且你也不是市民。

收入分配/

改革重點是初次分配

第六個問題就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如果沒有改革，你二次分配搞再好也沒有用，初次分配表現在什么地方？

第一給農民以產權，農民有財產了，才有財產性收入。十八大以后，我帶了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在浙江考察，當地土地確權得到了很大的進展，農民的情緒很高漲，老人告訴我們簡直和當年土改一樣。土地確權了，承包地的經營權、宅基地的使用權、宅基地房子的房產權，三權三證，有了這些之后農民心里踏實了，積極性增加了，養殖業發展了，種植業也發展起來了。農民外出打工之后土地就流轉了，宅基地的房子拆遷掉了重新蓋，蓋有四層樓高的房子，干嘛呢？你住得下嗎？他們說第一層出租給人家做商店，另外再出租一層，剩下上面兩層就夠住了，誰住呢？是嘉興城里上班族和大學生都在這里租房子。還有就是長期租住的，有的租住了30年的時間，房子一租就可以安心在這里住30年，這樣一來農民收入提高了，嘉興市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確權以后就有變化了，1.9：1，為什么差距這么大？農民收入提高了，他們有多種多樣的收入。還有以前沒有想到的好處，耕地面積經過土地重新丈量和確權以后，增加了20%，為什么會增加20%這么大的規模呢？

第一，當初承包的時候土地有好有壞，壞地兩畝折為一畝，現在經過30年的承包以后土地質量都改進了，好壞地都差不多了，所以這次土地重新丈量確權，一畝算一畝。

第二，過去土地中有田埂，田埂不計入土地，田埂兩邊遮太陽的地方不計入土地。現在不一樣了，用拖拉機了不用牛了，田埂重新丈量之后，土地自然增加了，因為田埂都沒有了，田埂兩邊遮太陽的地方也沒有了。

第三，當初有農業稅，有農業稅所以少報了，一畝三分地就報一畝，家家如此，誰也不會按實報。而土地重新丈量了，又沒有農業稅了，誰少報那才是傻瓜，都是實報，因為少報你將來土地出租，土地入股都會少賺錢，所以當然要實報，這樣丈量完全村都知道你有多少土地，所以土地收入增長了。

初次分配第二個問題是什么？就是勞動力市場中供求雙方地位不均等，所以說每個出來打工的人，無論是城里人還是農村人都是單個人，都是弱勢，而雇他的大企業是強勢，因為你的工資由他定，所以就要改，怎么改呢？

國外可以看到工會的作用很大，中國的工會作用也很大，但是工會不管農民工，你見過工會管農民工的事嗎？不會，農民工還沒入工會呢，而且你也不是市民。

農產品方面單個農戶也是弱勢，而采購商是強勢，所以采購商讓農民很無奈，在國外有農業合作社有聯社，聯社的勢力很大，我在丹麥和荷蘭考察的時候，聯社的力量可大了，他們有自己的車隊、船隊和倉庫、冷藏庫和自己的碼頭。而我們現在農民專業合作社剛剛興起階段，還規模比較小，以后要走到聯社這一步，這樣農產品銷售價格就有可能提高了。

還有教育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現在教育資源的配置是非均衡的，何以見得呢？人均教育經費城市多農村少，你教育的改革和教育資源公平配置方面要下功夫。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不能忽視，但是在中國現階段兩種戶口并存的情況下，中國的社會保障應該著重城鄉一體化，在西方國家有一句老話“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補”，就是一次分配形成了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就彌補，而在中國不是這樣的，一次分配就有差距，而二次分配擴大了差距，因為工人和城市職工有公費醫療，農民工連合作醫療都不一定能保障，所以城鄉社會保障要一體化。

至于其他的調整不是那么急，比如遺產稅的征收，它的前提一定要完善個人財產登記制度，個人財產登記制度都沒有搞好你怎么收，你憑什么收？每一個案子都變成專案你還要調查半天，甚至好幾年都沒有辦法解決一家的問題怎么辦？到時候不好辦啊。所以，有了完善的個人財產登記制度以后，而且稅率要合理，門檻要適度，因為中國和外國不一樣，外國資本主義搞了那么多年了，中國不同，中國的老的有多少遺產？沒有什么遺產。而四五十歲的你現在說要征收遺產稅，他就轉移了，或者花掉了。所以，一定要適度。

華西都市報：昨日，著名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教授在演講結束后，接受了華西都市報記者的獨家專訪。他強調，當前四方面改革最重要，要堅決貫徹中央精神為新一輪改革保駕護航。

華西都市報記者楊東王丹向鶴玲趙雅儒攝影劉陳平

一問

華西都市報：新一輪改革哪個領域會最先啟動？

厲以寧：這輪改革會是多種改革齊頭并進的格局，很難說最先啟動哪一個方面。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四方面改革：農村土地確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國有資本體制改革、城鄉二元體制改革。

二問

華西都市報：許多民營企業均在尋找出路，您能否用一句話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干？

厲以寧：民營企業家們要自信、務實、創新。

三問

華西都市報：政策實施與具體操作中，我們應怎樣為改革保駕護航？

厲以寧：要堅決貫徹中央精神為改革保駕護航。

“我們的經濟增長就像騎自行車一樣，騎得快就不穩；騎得慢就很晃，容易倒甚至要翻車。”昨日，作為“第二屆工商行政管理創新發展高層研討會”的重量級嘉賓，著名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教授為嘉賓和企業家們上了非常生動的一課。

演講結束后，厲以寧接受了華西都市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就改革等三大問題精彩作答。他強調，當前四方面改革最重要，要堅決貫徹中央精神為新一輪改革保駕護航。

一問：哪些領域最先改革？

農村土地確權產權消滅“兩老鼠”

華西都市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您認為新一輪改革哪個領域會最先啟動改革？

厲以寧說，目前國企體制改了，但農村體制還沒改。怎么改？就要借鑒中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經驗。

厲以寧講一個非常生動的故事——“兩個老鼠”。第一個“老鼠”是農民外出務工，房子沒有房產證不能出租，一把鎖把門鎖上了，這就變成老鼠窩。第二個“老鼠”是農民進城找工作，房貴買不起，很多租了地下室住，變成像老鼠一樣在城里生活。網上稱這一類為“鼠族”。

如何才能消滅這“兩個老鼠”？厲以寧認為是農村土地確權。他強調：土地確權明確了，家庭農場在這個基礎上起來了，每一個家庭農場就是一個小微企業，重在經營，農民的積極性是不可低估的。

破除“職業世襲制”初次分配為改革重點

厲以寧說：“改革的重點應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為重點。”

他列舉了四點理由：一、農民必須有產權，有產權才有積極性，才有財產性收入；二、受雇方跟雇傭方必須有對等地位的談判；三、農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們也是弱勢，采購商是強勢，由他來定價格；四、教育制度要改革。

厲以寧說，中國的人均教育經費城鄉是不平等的。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不正確的現象，就是職業世襲制。農民工的孩子還是農民工，他的孫子將來也可能還是農民工。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收入初次分配就有問題。

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國企要實現自主經營

厲以寧認為，國有資產改革應該有兩個層次的改革：一個層次是國有資產配置機制的改革，或者是配置體制的改革。另一個層次是讓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的國有企業。

“國資委下面不要去管具體的企業，國資委下面成立若干個行業性或者是綜合性的投資基金公司，任務就是管有資產的配置。”厲以寧認為，國有資本最大的問題是配置不當，該發展的新興產業進行大量的國有資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場可以解決的、民營企業可以解決的，不要在這些領域搞了，退出來，專門從事國有資產的最優配置。

改變城鄉二元體制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

“城鎮化就是要改變城鄉二元體制，這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改革之一。”厲以寧特別講了上海的例子。

上海從農民工進城以后，它的骨干工人全是農民工，但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隨后，浙江各市縣工業也發展起來，急需骨干工人，就用城市戶口作為籌碼，到上海挖。上海開始緊張，加快了農民市民化，采取了積分制，千方百計將這些人留在上海。

厲以寧認為，中國城鎮化必須走自己的路：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

二問：民企的出路在哪里？

民企必須務實創新

華西都市報：許多民營企業均在尋找出路，思考未來。您能否告訴他們應該怎么做？

厲以寧：在經濟轉型的條件下，民營企業更應該自信、務實與創新。

三問：如何為改革護航？

堅決貫徹中央精神

華西都市報：您在演講中也提到，要為改革掃清障礙。在政策實施與具體操作中，應該怎樣為改革保駕護航？

厲以寧：要堅決貫徹中央精神為新一輪改革保駕護航。側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