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前瞻：收入分配改革提低或成突破口

2013年11月08日 16:49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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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5日，央視新大樓下的農民工的臨時住所與飯碗，與城市元素形成對比。圖/CFP

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路線”已鎖定“提低、擴中、控高”，通過改革調整現有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控制壟斷行業等高收入。其中，“提低”的阻力較小，因此極可能快速推進。

“難產”9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終于在2013年，加快步伐。

2013年2月，《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出臺；3月、5月，國務院在全國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兩度提及，制定出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

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究竟將如何設計，走向“共同富裕”這一改革開放的預定目標？專家學者們寄希望于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無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基尼系數”示警

中國人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考察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重要分析指標。今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03年至2012年的基尼系數，均在0.45以上，最低值出現在2004年，為0.473；最高值出現在2008年，為0.491；2012年的基尼系數為0.474。

這是國家統計局繼2000年后，首次公布基尼系數。但因跟“民間版本”有較大差距而受到質疑。

2000年至今，各類機構公布了10多個基尼系數的“民間版本”。被學界和媒體引用較多的是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報告，該機構根據住戶調查得出，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61。而國家統計局的測量結果是0.481。

盡管兩個版本的“基尼數據差”高達0.129，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國的收入差距處于危險區間。按照國際一般標準，基尼系數的警戒線為0.4，0.4以上的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很大。

況且，無法精確測量的還有一個地帶——“灰色收入”和“隱形收入”。

近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持續研究灰色收入，其2007年、2010年發布的報告顯示，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統計到的隱性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24%。2008年中國灰色收入達5.4萬億元，占當年GDP的18%；而隱性收入達9.3萬億元。

另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壟斷行業和其他行業的收入差距，持續加大。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幾年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多，其中證券業在2009年比全國職工高6倍左右。

改革阻力在哪里？

——既得利益群體

其實，早在2004年，我國就已啟動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由國家發改委具體負責，財政部、人社部、國資委等多個部委參與，開始起草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但這份關乎每個中國人錢袋子的總體方案，一直難產，其間還幾度擱置。2010年年初和2011年12月，國家發改委曾兩次將方案上報國務院，但均因高層領導認為需繼續修改，未獲通過。

一位參與過方案討論的專家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如何“控高”，即限制國企高管工資、確定國企上繳比例是最大的爭議焦點。

據其透露，討論會上，有人提出，無償占有國有資產的國企，上繳分紅比例完全可超過20%，因為按照國際慣例，壟斷行業上繳利潤的比例為2/3。但這一觀點剛提出，就遭到反對，認為會降低國企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怎樣沖破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問題”，他說。

一個積極信號是，今年8月，國資委啟動了國資系統薪酬大調查。

雖然薪酬調查是國資委2007年以來的年度慣例普查，但不同于以往，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今年的年度調查新增了“隱性福利收入”調查，也就是調查“工資外收入情況”，如職工福利性收入、補充養老保險費(企業年金)、補充醫療保險費、住房公積金、各類商業保險等。

竹立家說，國企高管收入過高、“隱性收入”游離于監管和稅收體系外，這一直是社會各界對國企的質疑焦點。“今年的薪酬大調查指向性鮮明，有利于矯正不合理的國企薪酬制度，為出臺國企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供決策參考”。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之所以艱難，源于財稅體制以及相關的結構性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配套”改革滯后。比如戶籍制度改革，進城農民工必須花錢，才能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這就影響到實際收入水平。

他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須與國有企業、行政體制、財稅金融體制等相關重點領域改革協同推進。

破局突破口在何處？

——指向初次分配

三中全會召開在即，進入10月以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為焦點話題。分配制度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該如何設計，才能使艱難推進了9年的改革，真正破局？

竹立家說，公眾關注的不僅是如何縮小收入差距，更關注如何改變收入不公。因此，如何限制壟斷行業的高福利、“隱性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養老金“雙軌制”改革怎樣推進，這些都是配套方案和實施細則應涉及的問題。“比如養老金雙軌制改革，過去9年雖然‘九連增’，連續9年提高了企業退休養老金，但占多數的體制外人員更關注的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養老金，何時跟企業并軌？退休時享受到同等待遇？”

上述問題也是國家決策層的關注重點。今年2月，國務院批轉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指出，收入分配領域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宏觀收入分配格局有待優化。

其中，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路線”已很清晰，即“提低、擴中、控高”，通過改革調整現有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控制壟斷行業等高收入。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說，其中，“提低”方面共識更多，阻力較小，因此極有可能快速推進。“提低”的具體方案，包括健全勞動密集型行業低收入勞動者工資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提高社會保障標準等，養老金“雙軌制”改革也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對于“擴中”，遲福林提出大規模減稅建議，進一步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制定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中等收入人群和中小企業的稅負，壯大中等收入群體。

但“控高”仍有難度。對高收入人群，國際上通常采取的方式是稅收調節，例如征收物業稅、遺產稅。近年來，我國開征遺產稅的呼聲很高，但官方一直沒有回應。蘇海南說，由于中國的家庭財產不透明，所以暫不具備實施條件。

10月底的《環球人物》雜志上，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提出，當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應放在初次分配，而非二次分配。

城鄉兩種戶口，城市居民的很多福利農民工享受不到。也就是說，初次分配的差距，在二次分配中甚至再次擴大。

對此，厲以寧提出三點建議：首先，新農村改革的起點，是必須給農村土地以產權，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產證，農村土地產權的不明晰，實際上導致了農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阻礙了收入分配改革。其次，勞動者和雇主必須有對等的地位，在中國，有誰看到過工會替農民工討工資？再者，教育制度改革，城鄉教育經費、資源分配等不均衡，容易形成社會階層的凝固化、職業的“世襲”，也就是說，農民工的兒子，甚至孫子都還是農民工。新京報記者王姝

改革試點

深圳收入分配改革遺產稅傳言引關注

深圳市原定于今年內，出臺“深圳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實施方案”。但至今，這個影響到每一個深圳人錢包的實施方案，仍沒有動靜。

低調的“改革辦”

深圳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牽頭部門是深圳市改革辦。10月15日，隔著深圳市政府高高的院墻，新京報記者撥通了深圳市改革辦的電話，提出采訪要求。但工作人員請示領導后，婉拒了采訪要求，“改革剛剛開始啟動，還不成熟”，她說。

深圳市是全國最早提出區域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地區。

去年11月24日，在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上，分管深圳改革工作的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張思平透露了深圳的收入分配十大改革思路。其中不乏亮點。

例如“提低”，即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準備與國際貧困線接軌，參照聯合國每天1.2美元的標準設立貧困線；將非戶籍外來人員納入住房保障體系。

“控高”即控制壟斷行業等領域的高收入，打算用國企部分收益，建立國有資本民生福利專項基金；爭取做國家的遺產稅開征試點。

今年5月，深圳發布深化改革總體方案、改革計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納入重點推進內容。在10大思路基礎上，“補充”提出養老金雙軌制改革，建立既與企業養老保險制度相統一，又體現公務員職業特點的養老保障制度。

這表明，深圳已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收入制度改革規劃，但牽頭部門深圳市改革辦一直很低調。“別說外地媒體，就連我們本地主流媒體，也采訪不到市改革辦。”深圳一媒體從業者說。

遺產稅猜想

該位媒體從業者判斷，深圳市改革辦的低調表現，極有可能與遺產稅有關。

據他講，通報十大改革思路時，張思平的原話是“如果國家要搞遺產稅試點，深圳可以試點。”之后，有媒體報道稱，深圳試征遺產稅。這不僅引發了“劫富濟貧”，還是“抽肥補瘦”的討論，更造成富人群體的恐慌。去年底，深圳市各保險公司的咨詢業務火爆，多數是富人咨詢如何通過保險規避遺產稅，大額保單也水漲船高，有保險公司還售出1.7億元的大額保單。

從今年年初至今，深圳市政府和稅務部門屢次辟謠，稱深圳沒有試征遺產稅的計劃。但遺產稅風波仍在持續。

10月24日，記者隨一對中年夫婦，來到深圳福田區一保險公司。聽說要咨詢保險避稅，接待員立即打開一間VIP工作室。“遺產稅是大勢所趨，遲早都會開征，還是早做打算好，最近半年，我們壽險業務增長很快”。女客戶經理說。

收入相差16倍

唐東(化名)在國企的工齡已20多年，但因是最低級別工種，每月工資也就3000元，“我的直接領導，比如業務經理月薪8000多，大領導年薪三四十萬”。

在深圳一國有銀行工作的王曉峰(化名)，也有近20年工齡，月工資過萬。但他說：“在內部，我是個標準的‘窮人’”，他們銀行實行崗位職級工資，分為16級，每一級相差1.26倍，過節費、年終獎也跟職級掛鉤，“最高職級和最低職級，相差不下20倍。同一個科室，只因崗位不同，高的一年能掙幾十萬、幾百萬，低的不到10萬，差距太大了”。

在來自四川的家政服務員張曉紅看來，唐東和王曉峰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她每天早中晚給3個家庭當家政員。每天從早8點忙到晚8點，月收入五六千元。

她對此還算滿意，但她擔心，子孫重復自己的命運，“一個主顧家的孩子，跟我的外孫一樣大，都是四歲半，上的是深圳最好的幼兒園，現在就會說英語，會畫畫，會背很多古詩。我的外孫根本比不上。差距現在拉開了，以后該怎么辦？”

去年，深圳的工資指導價高位數為25830元/月，低位數為1600元/月，相當于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相差16倍。

【改革猜想】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否包括外來打工者？

蘇海南(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全國一盤棋，國家層面制定統一的方案和原則，各地結合實際細化具體政策，所以，沒有本地戶口、沒有工作單位的勞動者，也可以在居住地、工作地，享受到改革紅利。

改革是否會給沒上社保的打工者帶來好處？

蘇海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養老保險并軌、社會保險轉移接續、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等。沒有本地戶口的與企業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雖然尚不能享受到有戶口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待遇，但可從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健全最低工資制度中獲益。例如，只要當地提高了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并建立起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那么沒本地戶口和工作單位的小時工，也是受益人群。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打破按戶籍就學的做法，無戶口外地勞動者子女也可享受到教育均等化等基本公共服務。對于社保費如何繳納特別是如何轉移、延續，這還需進一步研究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