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三個角度觀察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

2013年11月11日 10:38
來源：鳳凰財經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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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訊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召開之際，《華爾街日報》匯集三位人士觀點，對中國未來所面臨的嚴峻選擇發表了看法。以下是節錄：

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韋森寫道，進行嚴肅的市場化改革必然要涉及政治改革。

當今中國的經濟社會格局是，任何進一步的深化市場改革，都回避不了政府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層問題。譬如，僅就目前中國社會各界和各級政府官員所矚目的財政體制改革問題，就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問題。任何財權“上收”或“下放”，不僅僅只是牽涉到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的重新配置問題，實際上也涉及到政府職能轉變、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以及中國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因而僅這一項改革議程，也會牽涉到中央與地方──具體說來國務院、財政部和地方政府官員──的利益博弈，也自然將極難達成共識和實質性改革。

概言之，中國改革的4.0版，最終應是繞不過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核心問題的。中國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已經不再是給企業和市場更多的自由經營空間和機會，而是應反過來考慮在中國經濟已經市場化條件下如何建立政府權力的制衡機制。只有各級政府部門的權力得到實質性的制度性規則約束和制衡，被關進了制度的籠子之中，中國才會有一個規范的、公正的、良序的、和諧的市場經濟。

獨立投資顧問吳向宏(Larry X. Wu)在有關政策下民營經濟命運的看法中寫道，中國目前的走向，越來越像所謂“政左經右”路線：即一方面強化黨的領導，另一方面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民間的經濟權利。純從可行性的意義上，我想討論的是：從世界范圍看，長期堅持這種線、而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國家確有先例，雖然很少。但迄今為止世界上實行政左經右路線的國家和地區，若想取得成功，要么自甘為西方老牌市場國家的附庸或殖民地，要么嚴重依賴國有企業和外資而給本土民營企業留下較少的發展空間。

吳向宏(Larry X. Wu)認為，這類取得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在我看來，有一些很明顯的特征。比如說，它們幾乎都是在殖民地或某種程度的附庸國狀態下，取得經濟成就的。而它們的宗主國或控制國，都是老牌的、高度民主化的市場經濟國家。比如智利的皮諾切特，背后是美國扶持；韓國軍事政權期間有美國長期駐軍；而香港則被英國統治百年之久。這些地方本土政權雖然專制，其幕后操控者仍是一個市場傳統深厚的民主政體。相反，那些走了所謂獨立自主路線的強權政治國家，比如同為拉美國家的古巴和今日的委內瑞拉，其市場化水平就很低，經濟發展也嚴重受挫。

新加坡可能是這類國家中，唯一一個同時保持了政權高度獨立的。在起飛階段之后，新加坡的本土經濟實力有了很大增強。但這種增強并不均衡，國有企業以及國有關聯企業有壓倒性的優勢。國有和國有關聯企業都全面壓倒了私人企業（民營企業）。

這樣總結一下就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實行政左經右路線的國家和地區，若想取得成功，要么自甘為西方老牌市場國家的附庸或殖民地，要么嚴重依賴國有企業和外資而給本土民營企業留下較少的發展空間。

高盛(Goldman Sachs)中國區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就如何判斷中國領導人的改革意向提出了看法。

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改革？哈繼銘認為需要兩類改革，一類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類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說白了就是提高增長效率，調整經濟結構。

筆者認為，就目前中國經濟所處的周期，一個簡單而有效的衡量有無實質改革的量化指標就是明年的經濟增速目標。增速下調不一定意味著改革，但是如果增長目標依然定在7.5%或更高，難以相信短期內會有重大改革。因為當前所處的經濟周期要求通過改革去杠桿、降低投資速度、清理和消化過剩產能、抑制房地產泡沫。這些必要的調整會使短期內投資增速下降，也必然導致總體經濟增速放緩，因為短期內消費和出口無法大幅提振彌補投資放緩的影響。假定中國通過改革實現經濟再平衡，使得投資占GDP之比重逐漸下降，于2020年達至40%，那么明年的經濟增速應當放緩至7%以下。如若不然，投資率將繼續上升，經濟將繼續失衡，產能將繼續過剩，杠桿將繼續加大，風險將繼續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