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路線圖再期待思路：提低擴中控高

2013年11月11日 13:54
來源：中國聯合商報作者：郭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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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N記者郭安麗

收入分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一項帶有根本性、基礎性的制度安排。今年年初，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距今快一年，但尚未有具體的配套政策。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權威人士透露消息稱，把初次分配放在重要位置、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將作為收入分配改革突破點，有望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出臺相關措施。外界猜測，通過財稅政策等方式嚴格控制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把整個社會的結構由當前的“金字塔型”轉變成為“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基本思路。

收入分配改革須首先進行“三大突破”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而多位受訪專家也都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會出臺解決該問題的具體政策。

分析人士表示，由于目前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三個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一是政府和企業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過大，居民收入比重太小；二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差距和居民之間收入差距依然比較大；三是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也向記者表示，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通過對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盡快地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使全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唐任伍認為，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可以采取“提低、限高、做底”三個方面的措施。即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限制高收入階層，特別是一些壟斷行業的收入；政府做底，通過社會保障，把基本民生承擔起來改革有阻力，必須觸動部分既得利益者。國資委數據顯示，所有央企及其上市公司的2012年在職員工工資為111357元，是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的2.4倍，城鎮私營單位職工的3.8倍。而央企職工高薪，一則源自央企的市場壟斷及預算軟約束，一則源自央企人力資源與勞動力市場的雙軌隔閡。

因此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專家黃志龍坦言，收入分配改革的必須進行三個方面的突破，首先是企事業單位還有機關公務員的收入逐漸透明化、陽光化，嚴厲打擊各種小金庫，杜絕各種灰色收入、腐敗收入等等，現在這些政策已經在推行了。第二是要逐漸改革當前的財稅政策，比如說出臺房產稅、資本利得稅等等，因為現在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已經成為影響貧富差距最主要的原因。最后一點，要在土地制度上做文章，現在農民工在城市化過程中獲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很少，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這種格局將會有所改變。

黃志龍指出，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關鍵也有三個方面。首先是要解放思想，突破一些傳統的思維或觀念。比如說在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方面，出臺包括房產稅在內的財產稅、遺產稅等政策，要突破我們現在的一些傳統思維。

第二要真正落實已經出臺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各個部門要不折不扣地執行國務院已經出臺的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意見，出臺相應的配套政策。第三個利用現代化的信息系統逐漸完善收入還有財產的邊際制度，要嚴格執法，嚴厲打擊高收入群體各種偷漏稅的行為，堅決反對腐敗，嚴厲杜絕各種灰色收入。

改革基本思路：提低、擴中、控高

業內人士普遍預計，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應該是“提低、擴中、控高”，即通過改革調整現有收入分配格局，將“沙漏型”的社會兩極向中間擠壓，擴大作為消費主力軍的中等收入群體占比，最終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格局。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專家黃志龍認為，三中全會后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家庭占整個社會的比例，最后通過財稅政策等方式嚴格控制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把整個社會的結構由當前的“金字塔型”轉變成為“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在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細則應該明確時間表，盡快出臺。改革應按照“提低、擴中、控高”的基本思路，消除初次分配領域的不公，對中低收入者減稅，控制高收入，并消除社會保障上的待遇差異，最終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格局。

所謂“提低、擴中、控高”方案，首要的就是要“提低”。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表示，目前“提低”可能推進更快一些，這方面共識更多，阻力較小。他期待“提低”出現新進展，在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逐步縮小收入和財富的不合理差距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要“提低”，專家認為首先需進一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城鄉居民各項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各項標準的提高。其次，應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待遇，爭取對現行養老金“雙軌制”有所突破。另外，應合理適時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及社會低保標準，建立并逐步健全勞動密集型行業低收入勞動者工資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繼續抓好農民增收工作等。

“擴中”即要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表示：“擴中”是國家宏觀戰略的決策，是擴大內需的戰略安排，是一個需要中長期貫徹執行的富民方略，也是一個具有現實針對性的政策安排。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汪同三表示，“擴中”不是新提法，早在2002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大就已經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這個問題了。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了“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是說中等收入者要成為大多數，是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也就意味著要使大多數人的收入都上去。”汪同三認為，培養中等收入群體，首先要從收入分配改革入手，就是要針對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階層去制定具體的收入分配制度。總之，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多方面配合。

鄭新立表示，要采取多種措施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比如，實行結構性的減稅讓利政策，政府給企業減稅，企業給職工讓利，從而增加職工的收入，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中等收入者的購買力。另外，還應加快工資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進一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至于“控高”，即“控制高收入”，分析人士認為，這主要是對高收入階層主要調控不合理、不公平的收入。特別是對國企高管、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要加強監管和調控，控制其不合理增長。規劃綱要提出的逐步建立健全財產稅制度對調節高收入階層收入非常有效。

專家指出，在目前收入分配改革中，“提低”已取得一定進展的時候，但是“控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難點和阻力。將來，“控高”應成為改革方案的另一重點，即如何調節壟斷行業的高收入。分析人士表示，應盡快打破壟斷，讓民間資本進入到一些可以開放的領域，在經濟發展中形成更好的良性競爭，同時加大對壟斷行業占有國有資源的相關稅收征收，提高國有企業稅后利潤上繳比例，從源頭上調控壟斷行業的高收入來源。同時，繼續抓好對部分企業高管的偏高、過高收入的調控，加大對高收入社會群體的個人所得稅征收。

另外，分析人士提醒，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還必須規范灰色收入，當前灰色收入的量比較大，制度外的東西比較多，這對收入分配關系的調整會形成很大沖擊，因此必須著力規范。同時，要堅決打擊非法收入。

財稅改革被看重可成收入分配改革重要工具

財稅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其作用越來越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遲福林表示，調整收入分配關系難度很大，有不同手段，但從財稅關系和再分配階段解決起來難度小一些，更容易被接受，因此政府該減的稅一定要減。此外，大力發展公共服務，也是間接提高中等收入階層收入的好辦法。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小魯表示，政府財稅體制改革和政府管理體制的相應改革，應該是當前的重中之重。因為我們現在所說的分配不公平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都與公共資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有關。如果不把政府支出納入到正常軌道上來，就不可能解決現在收入分配面臨的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李實認為，中國現在缺少有效的稅收手段調節高收入，國外通常采取稅收手段調節高收入，而我國的稅收手段仍需進一步完善。他認為，個人所得稅沒有有效地調節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雖然高收入人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要高于低收入人群，但是個人所得稅占其收入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進入10月份以來，如何利用遺產稅、房產稅等稅收工具來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白景明對遺產稅征收態度明確：“我個人認為，征收遺產稅關鍵是需要具備很多配套條件，而中國從各方面角度來講不具備條件。”

對于房產稅以及遺產稅引起的各種爭議，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則認為，中國的稅制改革和其他的改革應允許先行先試，不能先強調法治國家要拿出法律，沒法不能定，那樣的話很多改革無從動手。他建議在肯定上海、重慶兩地試點改革的前提下，進一步柔性切入，形成某些基本共識之后逐漸地往前推進，可以從暫行條例開始，逐步推導未來，有條件的時候，制訂一個中國的房產稅和房地產稅法。

在中國稅務報社總編輯劉佐看來，個人所得稅改革是當務之急。他建議，最重要的是盡快轉換征稅模式，即把分項征收改為綜合征收為主、分項征收為輔的模式。劉佐指出，如果我們實行綜合征收為主，關于扣除的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可以單身扣除，可以按照夫婦聯合申報，可以按照家庭申報，按照贍養人口、生活必需的費用等等，對保障民生有非常大的作用。在我們現在按人頭征收、按次數征收的情況下，這些扣除很難，只能靠一步一步提高扣除額實現。此外，他還建議個稅稅率適當降低，從目前的工薪所得最高稅率45%、勞務報酬最高稅率40%適當下調。

分析人士表示，當前啟動財稅體制改革已達成社會共識，條件也最成熟。各方對以減稅讓利為核心的財稅體制改革比較認同，民意基礎扎實，因而啟動這方面的改革容易讓老百姓接受；而且啟動財稅體制改革以破解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一次改革，更重要的是尊重了民意，從而具有良好的政治效應，對于政府樹立改革公信力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所以，啟動財稅體制改革，政府首先讓利，其他各方也就不好過分討價還價，自然就會減少收入改革的難度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