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作用從“基礎”到“決定”

2013年11月13日 02:30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作者：遲福林

人參與條評論

[ 摘要：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各級黨委要切實履行對改革的領導責任。 ]

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最近幾年有一種傾向，把中國30多年經濟增長的奇跡歸政府主導，把政府主導作為中國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國模式，我想這樣一個分析很值得討論。事實上，正是市場化改革才形成了35年高速增長的體制基礎，才形成了中國經濟活力和效力。所以從現實的情況來看，把政府主導等同于中國模式，我擔心有可能誤導改革、耽誤改革。

改變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的核心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不能替代市場，任何其他工具都不能取代市場機制在增長體系里的基礎地位。當前經濟領域存在許多矛盾的問題，比如土地問題、資源環境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應該說與經濟增長方式中的政府主導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聯系。最近幾年政府的干預在某些方面有所擴大，我認為擴大是一定的需求，但超出了某些合理的程度。我的觀點是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就是要在經濟生活領域堅持市場主導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去發揮市場的作用。

下一步政府改革重在調整優化權力結構，為職能轉變提供組織保障。我把行政權力結構調整概括為六個字：“放權、分權、限權”。

首先以增強市場和社會活力為目標實現政府放權。解決政府與市場關系，關鍵是政府向市場放權，大幅度削減行政審批權，在更大程度和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解決政府與社會關系，關鍵也在于政府向社會放權，在激發社會活力的基礎上創新社會管理，從而使傳統的行政管控逐步轉向社會的公共治理。

其次，以權力有效制約和協調為目標實現政府分權。按照十八大報告“要確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要求，建立行政范圍內的分權體制，以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這涉及社會權力結構的調整優化。前幾年，我國的大部制改革往前走了一步，但在權力結構優化調整方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我建議盡快形成具體方案，成熟一個推一個。這樣，有利于改變權力過于集中，有利于防止權力異化和濫用，有利于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突破。

同時，以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為目標實現政府限權。實現權力運行的公開化、規范化、法定化，有效約束政府自身利益。由此，實現以權力約束權力和以社會監督權力的結合。

應該把打破競爭性地方政府模式作為改革突破口。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突出表現為競爭性地方政府模式，即以經濟總量為導向、以地方財政收入增長和干部考核為約束激勵機制、以政府主導和地方政府間競爭為突出特點。不改變競爭性地方政府，經濟轉型難以取得重大突破。

管清友(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

公報亮點之一在于，在談到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時候，市場的作用從過去提出的“基礎性”升級成為“決定性”，這再一次體現了高層調整結構的決心。

回顧中國的經濟改革歷史，可以說是不斷探索市場和政府關系的歷史。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十二大提出，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正確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的范圍和界限；十四大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八大明確提出，從促進社會公平的角度，確保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發展，進一步深化對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的認識。

最近，我們對這一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市場放權，要突出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市場“決定性”地位的界定更加突出了市場的地位。同時，公報還強調要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發揮政府的作用。

從三中全會公報看，中央在改革方面下了很大決心，作了全面性的部署，下一步改革的步伐力度將很大，未來對改革可比較樂觀。本屆三中全會從過去鄧小平時期的“膽子要大，步子要快”過渡到“步子要穩”。改革是為了發展，我們未來將采取頂層設計與摸著石子過河相結合方式。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這次在頂層設計方面也有較大動作，即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設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意味著經濟方面的大政方針決策權收歸中央，我們對這一點總體是肯定的。

此外，對改革不可期待過高，如果期待過高，反而對發展不利。具體改革措施要等《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后才能確定。社會各界應該對改革期待有耐心，如農地入市，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推進都需要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