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需要高層力量克服改革阻力

2013年11月13日 21:35
來源：鳳凰財經作者：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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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昨日閉幕，而圍繞本次全會所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以下簡稱公報）引起各方關注，一般認為《公報》是未來一段時間國內改革的總綱領。對此，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對鳳凰財經表示，中國改革已經進入一個十分復雜的階段，各種利益關系盤根錯節，需要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樣的機構來克服阻力，推動改革。

黃益平此前在巴克萊任職時，就曾經提出了“克強經濟學”的概念，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認為《公報》的改革思想和“克強經濟學”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但是他同時提出，期待中的金融改革、戶籍改革和計劃生育改革并沒有出現在公報中。特別是金融改革，作為目前比較急迫的一項改革，本應該是當下最應該關注的問題，但并沒有被提及。

文字實錄：

需要高層力量克服改革阻力

鳳凰財經：您看完《公告》全文之后第一個感覺是什么，包括最主要的經濟方面的內容，是在你預期之內嗎？

黃益平：從大的方面來看，第一個是說最后經濟改革的核心還是要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個實際在十八大報告里頭是有的，我的理解它現在在說這個問題，其實是要往市場方向走，即市場因素要起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個我沒有預料到，就是中央要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王峰曾經在記者招待會上就為何沒有恢復國家體改委的問題進行了回應，當時他說“有三個拿不準”。如果這樣延伸下來看的話，以后會建設一個新的機構，或者設立一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沒有機構會比他級別高，這是相當大的盤子，但是做什么還不知道。

改革小組你可以把它看作是頂層設計的反應，在這點上我是支持的。

盡管我對頂層設計能設計出什么東西不是很樂觀，但是現在確實需要有一個比較大的，比較高層的力量來克服一些改革的阻力。

第三就是明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2020年是很重要時間點。中國都很多事情都和2020掛在一起。根據十八大報告安排，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當初還有人提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也有很多人提出央行2020年要實現資本項放開。

不管具體最后是什么，但是領導腦子里會有2020年是關鍵時間點的概念，到那個時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應該很完善，經濟發展水平會很高。

鳳凰財經：如果說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發改委的作用會不會就被削弱了？

黃益平：發改委本身就不是很重要的改革部門，盡管它有這方面的職能。但完全沒有發揮真正改革的功能。

發改委給人的感覺主要還是以管為主，不是以改革為主，我們聽到的由發改委主導的改革很少，但也有一些，不是那么突出。

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從改革功能方面來說，不見得對它有多大的替代作用，當然從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如果是領導小組真的要做工作，它也可以把發改委作為它的辦事機構，還是要有人做事。

領導小組最后就是一個辦公室，尤其是劉鶴現在是發改委副主任，我想他在這個小組里面要發揮一些作用，把發改委的體改部門，對外管理部門動員起來，無論是把它獨立出來還是留在那里頭，都可以做一些工作。

但是從大方向上來說，發改委的地位肯定會受到影響，所有的改革都是要改很多發改委現在控制的東西，這個是不可避免的。

金融和國企改革有待突破

鳳凰財經：有沒有預期中的改革沒有在《公告》中提到的？

黃益平：我覺得計劃生育、戶口制度和金融改革，這個其實是普遍預期的，但是最后沒有明確的說，沒有明確的說當然不見得就不說了，我覺得沒有金融改革確實還是有一點奇怪。

鳳凰財經：您剛才說金融改革有點落空，之前預期會提到哪些？

黃益平：之前大家覺得可能會有一個大方向，比如說利率市場化改革、匯率改革、國有金融機構治理結構的改革和資本項目放開，起碼會有一些原則性的改革。

現在典型的就是利率要不要放開，這是我覺得當下最應該關注的問題。

金融改革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市場經濟很大程度是依靠金融的輸血和支持，我們經濟發展這么多年，金融很大但問題也很大。之前普遍討論的是金融抑制問題、利率管制、匯率干預、信貸配置、政府干預等等，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制約資源有效配置的關鍵。

而覺得這次沒有特別提及是因為：第一金融改革應該是很核心的問題。第二一直聽到央行在準備相對比較激進的金融方案。但是后來沒有體現在公報中，不能說不進行金融改革，只能說沒有詳細提及還是因為沒有共識。

也許很多措施黨內爭議很大，比如有人認為如果利率放開就會引發金融危機了，資本項目放開了就會受到沖擊，如果有這樣的爭議就很難體現在公報。最后沒寫入公報不是沒想到也不是完全不做，就是因為沒有共識。

鳳凰財經：國企改革是強調了以前的一種說法，繼續維持國企改革的重要性，同時毫不動搖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這一論述怎么理解。

黃益平：其實它是把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都提到同樣重要的地方，這是根本性的變化，當然要看最后的落實，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其實我覺得超過原來的預期。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國企改革是一個核心問題，但最后發現國企改革根本推不動。其中有各種原因，反正都是很難推的，所以大家覺得在國企方面會沒有任何變化，即使有變化都是一些間接的變化，比如說反壟斷，比如說要素市場化，把這些工作做了以后，其實對國企就是一個很大的改革。

關于國企的產權問題，不是第一步就能解決的問題?，F在公報說以后要把非國有企業地位大幅度提高，也可能以后給公平競爭和打破壟斷創造有利的條件。

“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要結合

鳳凰財經：黃教授，您在巴克萊的時候，提出了“李克強經濟學”這個概念，當時大家也比較關注，這次公報有沒有體現“克強經濟學”的改革思想？

黃益平：從大方向來說肯定是一致的，當初說的所謂“李克強經濟學”本身就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這里頭有一個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結構性改革。

當初提出來三條，第一個是不再大規模刺激，這是后來引起很大爭議的，大家覺得還是要刺激，因為經濟增長下降了，政策擴張比較明顯。我覺得從原則上來說，似乎還沒有太大的變化，你看李克強決定講話就說的很清楚，我的理解就是宏觀經濟穩定還是需要的，但是像過去那樣刺激應該是不會再刺激了。

第二個是去杠桿化，最后一個就是改革。

從三中全會推出來的改革措施，不管解讀的人覺得滿意或者不滿意，失望或者樂觀?？傮w上來說要改革，這個我覺得很清楚。

不管改革力度大不大，對于長期觀察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我覺得這個可能都不是一奇怪的事情，因為中國本來就是采取漸進的改革，從來就不應該預期三中全會一開完，全國就像搞文化大革命似的進行改革，那是不可能的。

從《公告》具體的線路、措施、決心來說，我覺得跟過去十年都有很大的區別，如果你認為這個判斷成立，那我覺得新的改革方向應該還是明確的。

鳳凰財經：大家都說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但是誰是既得利益呢？有人說是國有企業，有些人可能說每個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一說到改革，好像每個人都在呼吁改革，又都認為別人是既得利益者，到底誰是既得利益，到底誰需要改革？

黃益平：所以改革改到這一步，不能把它簡單化的說誰是改革者，誰是保守派，我覺得從90年代開始，基本上這個詞已經不太適用了，國外會有一些人說一個人是改革的還是保守的，我覺得現在中國已經很難說了。

就舉個例子說，比如我們擁有北京戶口，顯然在戶口制度改革說，我們就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作為旁觀者，大家都覺得民工當然應該進城，他們的孩子都應該讀書。

所以不同的問題上面，既得利益者和改革力量是不一樣的，如果你把十幾個問題全擺在桌上，這個組合是很復雜的。

比如說戶口制度改革，擁有戶籍的老百姓的聲音可能比較大，但是老百姓通常不具備強大的力量，你可以喊，人多了政府也不樂意，他們很難阻止政府的改革。

但是國企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也都說要改革，要打破壟斷，但它絕對不會讓你進來，它能阻止就不會讓你進來。比如它會說中國的石油要不控制在國有企業手上，中國就亂了，它就不想一想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世界，都不是控制在國有企業手里，人家也沒有亂但是它的強大不是因為它的觀點強大，而是因為它的力量強大。

我的感覺就是，確實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的既得利益者都是不一樣的。

舉個例子，比如高校改革，國研中心的方案說以后要教授治校獨立運行，要從這個角度來說，學校就應該支持這個改革，教育部就很反對，因為教育部以后再也不能派他的司長出去當校長了，再比如我們要在學校里搞教育改革，教授們支持，校長不支持，因為校長一改革，副部級待遇就沒有了，所以中國的改革改到這一步，確實已經變成錯綜復雜的關系了。

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是從底層開始，下面有壓力、有問題需要解決，但是像這些利益集團真正能克服的，基本上都是從高層壓下來的。

鳳凰財經：《公報》里提出要抓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兩個結合起來，是不是也是因為這種改革環境的考慮？

黃益平：我覺得應該是的，比如像國企這樣的，如果高層不能有非常明顯的決策，你是拱不破它的，它根本就不給你發牌照你怎么試點。和農村的改革不太一樣。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一些有決斷力，但是也是有眼光的，有遠見的改革者，否則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