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呼喚審判獨立性 60項改革任務基本完成

2013年11月14日 00:19
來源：華夏時報作者：馬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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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馬廣志北京報道

9月16日，在太原市中院的庭審現場，復旦大學在讀博士孟建偉發現了兩份由事發當地政府發給兩級法院、請求“慎重量刑”的公函。

事件起源于2010年10月30日，太原市晉源區古寨村發生一起違法強拆事件，孟建偉之父被強拆者棒擊致死。事發后，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武瑞軍等17人獲刑，被告人不服上訴，依山西省高院裁定，此案事隔三年后由太原市中院重審。

“兩份公函，清楚說明行政與司法的關系……”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表示，30年來，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我國的立法工作、司法改革和法治政府建設都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但是，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逐步推進，現行的司法體制與制度的一些弊端也日益顯現出來。

回溯司法體制改革，改革開放初期就已開始試水。粉碎“四人幫”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自上世紀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別是“文革”十年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司法體制迫切需要重建和改革。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法律和制度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

會議之后，僅在1979年一年之內就通過了刑法、刑事訴訟法等7部極為重要的法律。而更令人鼓舞的則是著名的中央64號文件的出臺。這份名為《關于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的文件對具體實施司法法治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法治”一詞第一次被寫進了黨的文件，司法改革也在實務層面展開。

最初的改革發韌于審判方式的改革。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最高法院頒布了以審判方式為改革主導的一系列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公正、高效、權威”，庭審模式開始由以法官為主的糾問式轉向以控辯雙方平等的對抗式，審判公開受到重視。其中將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法院最為人所稱道，推進了法官的職業化與專業化。

1992年春的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掀起了新一輪思想解放的熱潮，司法改革也被進一步推進。但是，此時的改革基本上還停留在推行公開開庭、注重審判工作監督、著重調解、強化申訴信訪工作等工作層面上，沒有什么實質性的進展。

1997年10月，黨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史任務，并且強調要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為司法改革注入了更強大的動力。

此后，從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作出“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戰略決策到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作出的“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大決策。司法體制改革進一步邁向深入，獲得穩步推進。

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則通過中央政法委《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新一輪司法改革由此展開。這一輪司法改革包括推進司法公開、促進裁判統一等60余項任務。

60項改革任務，2009年完成17項，2010年基本完成30項，到黨的十八大前60項改革任務基本完成。

“客觀而論，這一輪司法改革措施有一些力度相當大。例如，案例指導制推行、政法經費保障體制改革、鐵路公檢法系統轉制、強化司法公開、執行體制及工作機制改革、刑事證據規則出臺、量刑規范化改革等。”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表示。

但是，這些改革措施絕大部分還只是司法工作機制的調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變，未觸及司法體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某些方面的改革出現了倒退，比如，律師管制的過度嚴厲對業已困難重重的律師執業產生了消極影響，建立司法巡查制度、規范上下級法院關系強化了司法的行政化等固有弊端，尤其是司法的獨立性遭受到更大的損害。

司法腐敗也成為這時期司法改革的隱患。2009年，原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落馬，他是1949年以來因涉嫌貪腐被判刑的級別最高的司法官員。

2012年10月，中國政府首次就司法改革問題發布《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提出了“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獨立行使檢察權，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體制”的改革目標。

徐昕認為，多年以來，司法改革主要體現為一種技術性改革，細小瑣碎。然而，司法改革決不應限于瑣碎的局部改良，二十多年司法改革的實踐表明，司法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司法改革要突破當前的種種困境，亟須頂層設計，以凝聚體制內外的改革動力，讓民眾重拾信心，讓改革走出困局，讓司法邁向公正。”

司法改革的關鍵是確保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是司法實現公正的必要條件，是法治的基本準則，是常識，是底線，不可回避，不可再退。

徐昕說：“作為新一輪改革的起點，我希望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能提出新的司法體制改革方案。但需要注意的是，實質性司法改革，都不可能再脫離政改單獨推進。畢竟，法治改革是最容易達成共識、成本最低、最安全、風險最小、最能避免動蕩的政改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