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宏觀調控不能取代改革

2013年11月14日 00:38
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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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決不能把已經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們的目標模式。離目標模式還有距離呢，而且距離還不小，因為這是“階段性成果”。如果不繼續改革，接下來的問題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難改。領導人必須懂得這一點，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難。我們不能把“階段性成果”當做我們的“目標模式”。

改革已經進行到攻堅階段。“摸著石頭過河”這一形象化的比喻，在20世紀80-90年代是適用的，因為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的疊加，沒有前例可援，我們必須在探索中前進。但改革在現階段已經步入了深水區。水深了，俯著身子摸不著石頭了，怎么繼續前進？假定河底的石頭分布不均勻，摸著摸著，又摸回來了，又該怎么辦？所以一定要通盤考慮，統籌安排。改革領導者要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要有戰略家的眼光、膽識和魄力。這就是當前不少人正在談論的頂層設計。試點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些改革不能試點，比如價格改革、利率改革、匯率改革等，因為某個地區先試行通過資金的流動會影響全局。像這樣的改革決策定了，就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重要的是要從整體上考慮，要有戰略眼光。

宏觀調控不能取代改革

中國經濟在近幾年中出現了一個現象，那便是宏觀調控承擔了超出其理應承擔功能的責任，這造成了宏觀調控依賴癥，經濟中出現通貨膨脹、出現經濟減速甚至房價上漲都依賴宏觀調控，時間久了甚至出現“既然宏觀調控這么有效，還要改革做什么”的聲音。

但實際上經濟和人一樣，一個健康的人應該主要是由內在機制發揮作用，必要的時候可以打針吃藥，但不能過度，經濟的順利發展也主要應該靠理順內在機制，偶爾配以政府的宏觀調控。改革的作用正是健全經濟的內在機制，宏觀調控只是作用于經濟的外部力量，兩者顛倒過來、過多地使用宏觀調控就容易造成經濟的大升大降、大起大落，一定程度上也延緩了改革的步伐。

中國經濟雙重轉型的過程中，我們所遇到的許多難題決不是靠政府的宏觀調控所能解決的。舉一個例子：現在已經出現了“社會階層凝固化”現象。跟改革開放初期相比，那時的大學畢業生的社會流通渠道是比較通暢的。無論是社會水平流動還是社會垂直流動，靠求職者個人的努力，往往可以找到比較適合的工作。到了現階段，大學畢業生的社會水平流動，尤其是社會垂直流動越來越困難了。不能埋怨這是大學擴招所帶來的結果。一個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每年有六七百萬大學畢業生，算什么困難？不少單位一方面感到工作崗位人手不夠，另一方面又感到人浮于事。這是為什么？這不是結構失調造成的又是什么原因？這種情況要通過結構調整和雙重轉型才能解決，僅靠宏觀經濟調控是解決不了結構調整問題的。

新農村改革的起點

是必須給農村土地以產權

中國當前亟須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且重點應放在初次分配(按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要素進行的分配)，而非二次分配(在初次分配基礎上，通過稅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對各收入主體收入水平進行調節)。

對于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有幾點建議：首先，新農村改革的起點，是必須給農村土地以產權。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城市產權問題已基本理清，而在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產證，在宅基地上自己蓋的住房，哪怕蓋得再高、再好，也沒產權證，產權處于虛有狀態。農村土地產權的不明晰，實際上導致了農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的現狀，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阻礙了收入分配改革。

其次，勞動者和雇主必須有對等的地位。現在的情況是，不管打工者來自農村還是城市，他們通常以個體形式出現，相比較而言，雇傭他們的大企業就顯得有些強勢。由此帶來的結果是，雙方的談判地位不對等，工資的多少也由強勢的一方說了算，這也是初次分配的問題。西方國家是通過工會組織解決這個問題，但在中國，有誰看到過工會替農民工討工資？所以，這個必須改。

其三，教育制度要改革。在中國現行體制下，城鄉教育經費、資源分配等不均衡，這容易形成社會階層的凝固化、職業的“世襲”，也就是說，農民工的兒子，甚至孫子都還是農民工。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初次分配同樣會有問題。因此，我們要加大農村教育經費的投入，城里的學校也不要排斥農民工的孩子。

當然，二次分配也很重要。這一點，主要靠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進行調整。在西方國家，已經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強調，在初次分配有差距的時候，通過稅收、補貼、福利待遇等方式，在二次分配階段將差距縮小。但在中國，因為存在城鄉兩種戶口，城市居民的很多福利農民工是享受不到的。也就是說，初次分配的差距，在二次分配中甚至再次擴大。要想彌補這一差距，重點應該放在加快城鄉社會保障的一體化，這是整個中國經濟面臨的升級問題，十分迫切。

上述觀點摘選自公開資料

本報記者岳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