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經濟增速下降是必須的代價

余永定
余永定,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2004年7月-2006年7月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1981年以來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著作10余部。主要包括:《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和穩定政策設計》、“日元貶值與中國的對策”等。
余永定近日撰文指出,當前中國出現投資困局,產能過剩凸顯投資過度而非需求不足。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特點可以概括為投資驅動。而投資增長又是房地產投資驅動,可以說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產投資驅動。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經濟過度依靠投資驅動
新京報:近日你撰文指出當前中國出現投資困局,產能過剩凸顯投資過度而非需求不足,今年10月15日,國務院提出未來要“化解產能過剩”,這對未來經濟有何影響?
余永定:我同意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意見: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靠投資推動。中國的投資增長速度和投資率可能有些高估,但我相信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還是可靠的。中國多年來投資增速過快、投資率過高是難以否定的現實。
新京報:產能過剩主要體現在哪些行業呢?
余永定:中國目前確實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但這種過剩主要發生在制造業,特別是鋼鐵、水泥、電解鋁、玻璃等。房地產業則很難說是產能過剩。相反,房地產市場上需求相當旺盛、房價還在上升。另外,基礎設施也很難籠統用過剩來形容。
新京報:為什么房地產業不是產能過剩?
余永定:我以為,中國經濟目前的問題是,自90年代末21世紀初以來,房地產被當作中國的支柱產業,鋼鐵、水泥、電解鋁、玻璃等行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產投資驅動的。房地產投資熱,鋼鐵等行業就熱;反之則反。2012年房地產投資遭遇調控,自然會影響到制造業投資的增長。
新京報:這說明了什么?
余永定:簡單說,中國經濟增長的特點可以概括為投資驅動。而投資增長又是房地產投資驅動,可以說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產投資驅動。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經濟增長方式。
化解產能過剩以經濟增速下降為代價
新京報:有人說制造業產能過剩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你認同嗎?
余永定:這樣說也不錯,但有效需求從哪里來?有五個來源: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制造業投資、政府和居民消費、出口。
中國房地產投資占GDP比為10%以上,在世界的主要經濟體中是最高的。從家庭住房擁有率,人均住房面積等指標來看,聯系中國的人均GDP,中國蓋房子已經不少了。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應該降下來,應該注重房地產投資結構的改善。應該堅決抑制摩天大樓、高檔賓館和豪華府衙投資。
新京報:是否可以通過增加制造業投資減少產能過剩呢?
余永定:在過去,這是我們在實踐中經常使用的方法。“第一部類”單兵獨進,通過建造更多的煉鋼廠來減少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顯然,這種方法是不可持續的,只是把今天的產能過剩推到明天,導致明天更為嚴重的產能過剩。
通過增加投資克服制造業產能過剩不可取,通過增加出口消化過剩產能也不太容易,世界有多大能力來吸收中國200多億噸的過剩鋼鐵產能呢?
新京報:靠什么化解制造業產能過剩?
余永定:總之,當前制造業的產能過剩不應通過刺激投資需求的方式加以解決,整個經濟中投資增長速度的下降難以避免。由于投資在GDP中的比例很高,投資增速的下降必然導致經濟增速的下降。為了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增速的下降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當前制造業的產能過剩不應通過刺激投資需求的方式加以解決,整個經濟中投資增長速度的下降難以避免。
中國經濟增長的特點可以概括為投資驅動。而投資增長又是房地產投資驅動,可以說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產投資驅動。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處于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調整期
新京報:經濟增速下降會突破底線嗎?
余永定:為了保證經濟增速下降不突破底線,中國必須提高消費的增長速度。但是,這種消費的增長應該同人力資本的積累相關、不應該脫離中國國情。為了推動健康的消費增長,政府必須進一步完善中國社保體系、增加公共產品的提供、減少收入分配的差距、消除各種不利于消費增長、服務業增長的價格扭曲(包括匯率、利率、稅收等方面的扭曲)。惟其如此,居民消費才可以穩定增長、消費在GDP中的占比才能趕上和超過投資GDP中的占比。
新京報:2014年以及接下來的未來10年,中國經濟,從宏觀層面到產業層面,走勢如何?
余永定:中期來看,中國處于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調整期,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是難以避免的。為了今后的可持續增長,付出這樣的代價是必要的。
同題問答
最擔心推出考慮不周的政策
Q:2013年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否超出了你的預期?
A: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較好表現,不是超出預期的問題,而是終于說明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同仁和我對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相對樂觀并無大錯。為了加速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同時保證物價的基本穩定,中國經濟增長目標應該設立在7.5%以下、7.0%以上的區間。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潛力來看,實現這一目標應該沒有什么問題。
Q:明年你最害怕什么事情發生?為什么?
A:我對2014年的最大擔心,一方面是未能抓緊時間進行結構調整和實現生產方式轉變,以致中國經濟最終陷入長期停滯;另一方面是推出一些考慮不周的政策,自亂陣腳。總之,中國的問題主要不在經濟領域,而在經濟學家難于置喙的其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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