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怒波：房產稅一定會推出 最終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2013年11月15日 08:31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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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怒波

在當下中國，有錢人是富而不貴，確實仍處在“土豪”的階段。

下一步能否成為“又富又貴”的“現代儒商”，引人深思。

黃怒波，中坤集團董事長。他的經歷頗為傳奇：曾是個孤兒，后來進入“體制內”成為中宣部的官員；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下海潮中，他棄官從商，如今成為登上福布斯排名的中國富豪。根據2013年中國400富豪榜，他目前身家60.4億元人民幣，排名第169位。

除了商人，黃怒波身上還有眾多標簽：詩人、慈善家、登山家……他對這些外界稱“家”的名頭并不在意。他甚至還用新近流行的“土豪”一詞描述當下的中國企業家。他認為，在市場化更充分，法制更健全的環境下，下一代企業家會更好，會從“土豪”變成“儒商”。

國企民企是互補關系

新京報：你曾說中國民企的承受能力很脆弱。在你看來，國企和民企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黃怒波：不是競爭而是互補的關系。在一些非競爭性、公益性的領域，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當然需要國企；但在競爭性領域，國企應該讓出來。但現在的問題是，國企利用獲得的資源優勢，進入了一切競爭性領域（比如利用金融資源進入房地產行業），把國民經濟生態打破了。應該讓國企回到正常的位置。

新京報：那你對新一屆政府提出的“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怎么看？

黃怒波：非常好。市場對于新一屆政府的改革期望值很高。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依靠的是全社會的力量，不只是國企，民企也做了很多工作。讓國企和民企各司其職，這個社會才有活力。新一屆政府正在走這條路。

土地制度改革是解決房價問題關鍵

新京報：你怎么評價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整體發展情況？

黃怒波：造成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現狀有三個原因，一是中國城市發展快，剛需一直存在；二是中國的老百姓保值手段不多，只有靠買房；三是土地制度有問題，被政府管控。大量的財政收入被中央收走，發展任務交給地方，地方政府只有靠賣地獲得收入，這才是根本性的體制問題。如果土地制度不改革，房價沒有希望降下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過去的房價調控手段仍是計劃經濟思維，結果造成了“越調越漲”。如果想要房價實現合理上漲，一定要回到市場。

新京報：房產稅就是一種市場化的調控手段，你認為它實施的條件是否已經成熟？

黃怒波：房產稅一定會推出，是否抑制房價仍值得探討。房產稅對房產商來說影響不大，因為最終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消費者是弱勢群體。我認為房產稅出臺是有必要的，但不能指望只靠房產稅就能把房價降下來。最根本的還是要解決土地制度問題。

新京報：你怎么看明年不同城市的房價表現？

黃怒波：一二線城市房價會繼續上升；三四線城市則會平穩發展。我不認為三四線城市房價泡沫會破裂。只不過三四線城市房屋空置的時間可能會長一點，之后隨著城鎮化帶來的人口不斷增長，存量過三四年后會慢慢消化。

下一個30年是企業家脫胎換骨時期

新京報：現在有人將中國的富人統稱為“土豪”，這個詞你怎么看？

黃怒波：“土豪”這個詞蠻好玩的，中國人想象力豐富，中國的詞語又太有魅力。我覺得這個詞挺準確的，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太快了，在西方培養一個像我這樣的福布斯富豪得兩代人的時間，但在中國十幾年就完成了。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這樣的人都是“暴發戶”，沒有做到“富而又貴”，“富而好禮”。

真正的貴族不是有錢買飛機，而是有親和力，對社會有責任、有擔當。但在當下中國，有錢人是富而不貴，確實仍處在“土豪”的階段。下一步能否成為“又富又貴”的“現代儒商”，引人深思。

新京報：你曾說，像你這一代企業家，身上都是有原罪的。但這一代企業家，特別是當時從“體制內”走出來的企業家，恰恰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黃怒波：有數據顯示，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全國有十幾萬名黨政干部從體制內出來“下海”經商。他們受過傳統教育，對社會有了解有擔當，同時還是商人。這一代企業家在歷史上會留下痕跡的，中國社會的活力被他們激發了，企業家精神被釋放了。

隨著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和民營企業家意識的不斷成熟，我相信下一個30年是中國企業家脫胎換骨的時期。在一個市場化更充分，法制更健全，競爭更國際化的環境下，下一代企業家肯定比我們這代要好，他們會更了不起的。

新京報記者沈瑋青

不能指望只靠房產稅就能把房價降下來。最根本的還是要解決土地制度問題。

同題問答

最害怕不改革，回到保守

Q：明年你最害怕什么事情發生？

A：不改革，又回到保守了。

Q：你最希望擁有哪種才華？

A：寫作。我希望能和劉震云一樣寫出那么美的小說。

Q：2013年，你身邊是否有朋友移民？你是否有移民的愿望？

A：我不會移民，現在拿商務簽證去哪里都很方便。我周圍的朋友該移民的都移了，好像繼續移民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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