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活力迸發”的中國

2013年11月18日 11:21
來源：《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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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開宗明義提出，“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語句清新，讓人感奮。

一切社會制度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持續創富能力的競爭，而歸根結底是社會活力的競爭。創富才能均富，富民是最好的惠民，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是“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前提條件。

而“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前提條件，是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平等進入市場、參與配置和競爭的權利。

一部改革開放史，就是一部關于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如何“進場”并達到合理組合的歷史。近年來，在解釋包括中國在內新興經濟體的高增長率時，不少經濟學家總是將其歸因于高儲蓄率和人口紅利。

這種說法有很強的解釋力，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同樣有著較高的儲蓄率（相較于收入）和適齡勞動人口，但經濟發展水平卻長期低下。一方面適齡勞動人口與資本從來不會自動疊加，高儲蓄率轉化為高投資率，更需要跨過一系列金融和產業政策的安排。

除了歷史的縱向比較外，橫向比較也很能說明問題。以印度為例，雖然擁有大規模的適齡勞動人口，但其勞動力要么受阻于種姓制度和依附型地主-佃農生產關系，要么受限于大規模制造業就業崗位的匱乏，遲遲難以大規模“進場”，導致一些部門的領先技術難以充分發揮外溢效應。

從“進場”的角度理解改革之初小崗村和回城知青的“自謀生路”突破，可以發現其貢獻更多體現在開創了“勞動”和“知識”自由流動進入市場的可能。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強調，要“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可以說是從改革歷程中總結出的真知灼見。

同時推進的開放大業，則為國際資本及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進場”提供了可能。國企“抓大放小”的改革，或一些行業國企壟斷被打破，則更盤活了一大批存量資產，使之得以“進場”。此一輪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所引發的社會財富源泉的充分涌流，疊加此后的入世紅利，為中國經濟的高歌猛進奠定了堅實基礎。

各種要素能夠進場并有機組合，構成了“中國奇跡”故事的上半場，趕超型經濟的后發優勢，則遮蔽了組合效率的“不彰”。隨著“中國奇跡”進入下半場，如何讓更多的“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進場，如何提升各種要素的配置效率，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必須克服的挑戰。也基于此，全會公報提出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從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在此過程中，首先應進一步提升各種要素進場權的均等化，也即公報中所說的“必須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長期以來，由于資本的相對稀缺和勞動力的相對過剩，在資本勞動的組合中，勞動力一直居于相對劣勢地位。由此導致的資本回報率偏高、勞動回報率偏低是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內需乏力等一系列中國經濟痼疾的根源。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此偏差有望得到部分扭轉。

而根本解決之道在于，中國農村勞動力如何獲得融資權的均等化，從而擁有更自主公平的資本勞動組合形式，進而擁有更強的創富能力，而非僅僅靠“出賣”勞動力來謀求發展。

從這個維度來看，全會公報提出的“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等便具有了深刻的現實意義。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能夠“進場”，并享有和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同價”的待遇，也即公報所提出的“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將極大提升中國農民的融資權利，長期以來困擾農村金融的無抵押之痛，將迎刃而解。

中國經濟社會活力的迸發，要靠各種所有制經濟主體活力的充分發揮。如果能夠既增強國有經濟活力，又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同時放寬投資準入，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則國資、民資和外資公平競爭、取長補短、各得其所，中國經濟亦可覓得可持續發展動力。

要實現上述目標，除了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外，國有資產如何盡快實現資本化運作，從而開放非公經濟參股的“門路”，進而促成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勃興，實為打造“活力迸發”的中國的關鍵一環，值得各方戮力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