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路在何方：農民沒有所有權阻礙流轉

2013年11月18日 14:28
來源：《理財周刊》作者：甄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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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現代農業專家張炎夏博士

農村生產方式的轉變，以及城鎮化發展的推動，推動了土地制度的變革。與投資者相關的，是變革帶來的諸多機會，比如投資家庭農場。

文/本刊記者甄愛軍攝/本刊記者陳耀國

從2004年棄文從農至今，原上海大學教授張炎夏在金山廊下鎮一干就是9年。如今，他創立的“金山博士米”品牌在上海市場已經名聲遠播。

2006年，張炎夏在上海金山區委和區政府的支持下籌建了“上海金廊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探索以工業化的“專業分工、社會化生產”的生產方式改變現有的小農生產方式。種植面積近8000畝，通過種植的承包，收割、倉儲、加工、銷售的外包，摸索出一套獨特的“在不改變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基礎上，實現農業規模化種植”的“農業零資本運營模式”——《金廊農業模式》，大幅度增加了農民的收入。

張炎夏的農村試驗，在一定程度上與當前正受社會普遍關注的土地改革有著密切的關聯，只是一不小心，他走在了前面。而他，也結合自己的農村實踐，對中國的土地問題有著深刻直接的認識。正因為此，記者近日專程來到金山區廊下鎮，就土地改革問題與他進行了深入交流。

城鎮化倒逼土改

城鎮化猶如一輛行進中的列車，已然呼嘯而至。但中國現有的土地制度，已經無法滿足城鎮化的發展需要。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土地制度的改革，與城鎮化進程休戚相關。

《理財周刊》：城鎮化與土地制度的改革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

張炎夏：應該是倒逼關系。農村土地制度不改革，城鎮化就進行不下去。

我們一定要明白一個道理，城鎮化才是社會進步的方向和標志。世博會的主題就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因為人類是群居動物，集中生活才能完善商業、教育、醫療、就業、服務，才能徹底解決污染治理、節約耕地……所以，農村化是倒行逆施。

問題是怎么城鎮化，什么時候城鎮化。我的觀點是不能人為地為城鎮化而城鎮化，更不能由發改委去“計劃”城鎮化。鄂爾多斯這樣的死城都是發改委計劃過的，結果呢？所以，政府在城鎮化中的角色應該只是“配合”。

《理財周刊》：那你認為政府應該怎么“配合”？

張炎夏：就是取消城鎮化的障礙，讓城鎮化自然地形成而不是做個計劃去實現。

《理財周刊》：現在城鎮化的時機成熟了嗎？

張炎夏：當然。

城鎮化的前提有兩個，一個也不能少。一是農業已經令農民無利可圖，甚至光靠農業已經無法謀生；二是農民進城能夠就業。

第一個前提早就存在了。現在的農業GDP才幾萬億元，刨去生產成本，能夠到農民手里的農業收入不足幾千億元，年人均才幾百元，月人均才幾十元。所以現在中國農民只靠農業收入早就活不下去了。可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說，中國農民去年的人均收入是7000多元接近8000元。這就說明，農村人口中起碼90%的收入不是來自農業而是二、三產業。他們在哪里獲得這些收入的呢，顯然不是在耕地里而是在城里。這就是城鎮化的第一個基礎——農民已經靠工業謀生了。這個基礎不是可以“計劃”出來的，而是自然形成的。

第二個前提也早就存在了十幾年。十幾年來，城市的最低工資線每年都在提高。所謂最低工資線其實就是農民工的工資，它一直在提高就說明城市的工作崗位(起碼是藍領)還有空缺，農民進城是能夠找到工作的。

所以，在這兩個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中央適時地把發展“新農村”的戰略調整為發展“新城鎮”是很正確的。

《理財周刊》：那城鎮化是否就是把農民動遷到城市里去？

張炎夏：絕對不是！前面已經講過，城鎮化必須是自然形成的。舉個例子，農民夫妻都在城里工作，孩子在農村由老人領養，受不到好的教育，很不方便。這些人中就會有一部分愿意放棄農村的房子和承包地而搬到城市來住。這就是自愿。“動遷”不是自然的，是逼農民做他們暫時還不想做的事。

面臨哪些問題

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沒有所有權，阻礙了流轉。這是當前城鎮化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理財周刊》：在當前土地制度的框架下，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又有哪些？

張炎夏：前面談過，城鎮化應該節約土地才是。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農民進城應該給他們免費的保障房或者廉租房(過去城市居民的房子也都是政府免費提供的)，可是現在我們不但不給，甚至不允許農民在城市買房；另一方面，給了進城農民免費的保障房以后應該讓他們交出宅基地還田，這樣城鎮化才能節約土地(要保證農民交出的宅基地面積大于保障房)。而現在我們沒有這樣的政策，所以城鎮化實際無法操作。

《理財周刊》：那現在的征地模式為何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張炎夏：現在的問題是要把農民的宅基地還田，而不是征去搞房地產。或者說要還田4畝宅基地才能給1畝城市土地才行。一定要還田。這樣城鎮化就能多出耕地，才能持續下去。因為隨著農民的的宅基地還田，原來的道路也不需要了，這個占用土地的面積是巨大的。

《理財周刊》：那政府又用什么錢去給農民蓋保障房呢？

張炎夏：可以從商品房的“土地出讓金”里開支。比如規定，商品房土地出讓金中的20%必須用來向進城的農民工提供免費保障房。

《理財周刊》：如果城市土地出讓金不高怎么辦？政府又用什么錢去給農民蓋保障房呢？

張炎夏：一方面，土地出讓金低的地區說明那里沒有人愿意去，就不要在那里推什么城鎮化；另一方面，政府應該放開限制商品房的買賣限制，商品房漲價了，土地出讓金就漲價了。

《理財周刊》：城市房價高了對居民生活的影響不是也很大嗎？

張炎夏：不是的。政府也應該給城市居民提供保障房，起碼要保證每個人都有保障房住，這叫居民的福利。至于你不愿意住保障房，嫌保障房“檔次”低，非要住商品房，那你或者自己花錢買，或者等商業動遷。政府沒有為每個居民提供保障房或者不動產的義務。政府的義務只是提供保障房、廉租房，解決“居者有其屋”。

土改改變生產方式

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需要土地改革來進一步推動，而土地改革又會加速生產方式的改變。對于經營者來說，在這樣的變化過程中，農場主夢將會“照進”現實。

《理財周刊》：海外發達國家的土地是規模化的，土改能夠給農業帶來什么機會？

張炎夏：大家都看到了規模化生產的好處，而我們現在的農業卻是小農生產方式，于是就想方設法搞規模。其實我們全國有2000多個國營農場，它們的規模都不比美國的家庭農場的小，但是都失敗了，無一例外地都承包給了農場工人，恢復了小農體制。人民公社也是搞規模的一種形式，也失敗了，說明規模不是關鍵。這是為什么？

是因為生產關系變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就跟著變了。人民公社實行的“土改”(土地所有制性質的改變)，表面上看是私有制變成公有制，實質上是把土地從勞動者(農民)手中拿走了，勞動者反而不能支配土地了。因為人民公社的土地全在公社的黨委書記或者村黨支部書記手里控制著，而農民因為大部分不是黨員，又不能任免他們，卻要在他們的命令下被動勞動，生產積極性受到很大打擊。所以人民公社的土地規模化并沒有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前幾年我們搞的“合作社”和“土地流轉”模式，初衷也是為了搞規模，可是幾乎沒有成功的(我這里指的是在糧食生產上，因為中國農業是以糧食為主業的)。道理也是一樣的。

《理財周刊》：在“合作社”模式下的規模化經營為何沒有取得成功，問題出在哪里？

張炎夏：“合作社”模式，就是幾百戶農民交出土地給一個人經營，一方面，農民并無法容忍這個合作社經理領取高于農民太多的報酬，不會在合作社里好好勞動；另一方面，這個經理獲得的成功要與其他不勞動的農民共享。于是，雙方都不會有勞動積極性。生產效率的下降就抵消了規模帶來的好處。其實，合作社與人民公社一樣，雖然生產關系上都是公有制(集體所有)，但是它與過去的私有制相比，是落后的生產關系。由于農民為自己勞動的積極性永遠比為別人勞動的積極性高，所以發生生產力倒退的情況是必然的，是符合馬克思的預言的。

《理財周刊》：新一屆政府也要搞規模化經營？

張炎夏：這次習近平同志在今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首次提出了“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的概念，這是非常重要的新概念。很多人，可以說在農村工作的大多數領導都沒有明白它的意義在哪里。這其實是一次農村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因為“人民公社”與“合作社”表面上雖然都是公有制，但卻不是直接勞動者所有制，而“家庭農場”表面是私有制，但卻是勞動者私有制，不是剝削者所有制。

《理財周刊》：如何理解這種生產模式？

張炎夏：很多人不理解，家庭農場雇傭農民不就存在剝削了嗎？這個觀點是錯誤的。今天的家庭農場已經不需要雇傭農民而只需要雇傭企業來為自己干活了。舉個我在美國時的家庭農場的例子。播種前，期貨公司的采購員上門與農場主簽訂小麥收購合同，收購農場全部幾十萬畝的小麥。如果價格確定是1元/斤，期貨公司就會掛牌“6個月后”小麥期貨價格是1.1元/斤(他們每斤賺1毛)。農場主在拿到合同后就會把合同交給銀行作抵押。然后打電話讓種子公司替他播種。種子公司會雇一架飛機把種子播撒完，然后拿著農場主確認的單子交給銀行，銀行則會開一張“信用證”(英文叫L/C)給種子公司，保證在收割后銀行擔保農場主付款。到了施肥的時候，農場主會打電話叫肥料公司，于是肥料公司派來施肥機械替它施肥，結束后還是拿著農場主確認的單子去銀行拿信用證。到了麥子成熟的時候，不用農場主通知，期貨公司早已經從衛星上看見，于是派出浩浩蕩蕩的聯合收割機隊伍進了農場，農場主只要坐在那里司磅就可以了。期貨公司在小麥進倉后就會將全部貨款打到農場主的銀行，銀行在扣除完前面的各項款項后再把差價打入農場主的賬戶，種地過程就結束了。

所以，從農業生產角度看，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即改變現在的小農生產方式為“專業分工社會化生產”的工業化生產方式是很重要的。而要實現這個轉變，改變農業生產關系，就是改變農業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土改)是當務之急了。所以，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家庭農場”其實就是要轉變農業的土地的所有制形式，而“專業大戶”就是為了配合轉變工業化生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