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體大會一：亞太格局下的中美關系(實錄)

2013年11月19日 09:52
來源：鳳凰財經

人參與條評論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演講實錄：

駱家輝：非常感謝芮成鋼剛才的介紹，我很榮幸能夠到這里來參加一年一度的財經會議，有機會開始討論美中關系，這是當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

首先，剛才大家聽了比爾·克林頓總統的演講，他的確對美國關系，以及中國經濟的進步作出了貢獻。像他剛剛所說，他一直熱心支持美國跟中國的關系，在2011年美中關系的簽署使它得到正常的貿易關系，這個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鋪平了道路。2011年他就加入了，而中國這34年以來驚人的轉變在中國加入世貿之后大大的加快了中國這個驚人的轉型和尼克松總統40年前訪問中國有鮮明的對比。40年前，當時兩國經濟互相依存的成都是不可想象的。1972年尼克松總統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時候，那時候美國的雙邊貿易還不到一億美元，對對方的投資接近于零，只有非常少數的美國就業機會依賴于中國的貿易?，F在大約有16億美元的服務，每天來往于我們兩國之間，美國除北美之外最大的貿易市場就是中國，而且中國已經成為美國農產品(7.98, -0.06, -0.75%)首要的國外的目的地，有80萬美國就業機會依賴生產一些銷往中國的產品和服務，而2009到2012年我們對中國出口的貨物增長率達到65%，還有上百萬的中國的就業機會依賴于同美國的貿易，美國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其實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總額超過它對所有歐盟國家的總和。

所以，在我們兩個國家的人民，他們從這種非常深的互相依存的經濟一體化得到了很多的實惠。那么，由于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很多人就在這個地區一直在討論，美國再平衡，或者向亞洲的轉向，就像王先生問克林頓總統兩次。很多在中國的人他們認為再平衡和轉向的目的構造為了限制中國，限制他們在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的崛起。實際情況絕對不是這樣，美國在這個地區已經有將近兩個世紀一直是處于領導地位，我們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有助于維護穩定，促進所有地區和國家的經濟增長，有助于給更多人民帶來更大的繁榮。亞太地區有40億人民的人口住在那里，世界最大的四個經濟體當中，三個也是亞太地區，而且有一些最關鍵的生態體系，加起來亞太地區占全球GDP的將近60%。所以，這個地區對應對我們當前面臨的每一個國際上的挑戰都是至關重要的，所以不奇怪。奧巴馬總統從他執政一開始，他把同亞洲地區的交往作為主要的策略之一，而且實際性的增加了我們的投資，包括外交、經濟和戰略方面在這個地區的投資。

為了這個目標我們正在使整個地區的各種關系，包括中國的關系注入新的活力。的確從執政以來，奧巴馬總統已經和胡錦濤主席進行12之次會晤，而習主席黨主席以來，奧巴馬和他進行了兩次會晤，12月初他還要再來進行訪問，包括國務部、財務部、證監會主席還有國家安全顧問他們都來過中國。增加的交往也包括在雙邊軍事交往方面，上個禮拜有一個解放軍的團隊和美國陸軍參加了一個共同的人道主義救援的演習，每年我們邀請中國和美國海軍參加第一次環太平洋的軍演，所以不是限制中國，美國和我們共同合作來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來維護全球和平和穩定這樣的一個中國。通過這個再平衡，我們希望促進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建立一個區域的經濟秩序，一個公平的、開放的、透明的制度，而且我們尋求保護地區所有人民的普世權利和自由。美國同亞洲打交道的基礎就是加強我們長期以來保持的同盟關系，同時和新興強國建立一些新的伙伴關系。我們這個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越來越多的就是要努力同中國建立一個穩定的建設性的關系，這個關系會給整個地區，乃至全世界都帶來好處。

當前美中關系已經成為世界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我們兩個國家正在努力建立一種關系的新的模式，我們雙方都避免一個新興強國和歷史強國之間的抗爭的這個歷史性的陷井。相反，我們正在努力來擴大我們務實合作的數量和增加它的質量，建立信任，建設性的管控我們的分歧，這不是一個游戲，不是美國贏，中國輸的，正好是相反的，美國的成功同中國的成功是不可分的，奧巴馬總統多次公開的和私下的表示過一個強的、繁榮的、和平的中國是符合美利堅合眾國的根本利益。而且我剛才提到了很多高層的會議，在我們領導人之間，內閣成員之間，部長之間，還有我們90多個對話機制都有一些目標，就是要找到一些合作的機制，在利益一致的時候，在不一致的時候要處理好這些分歧。問題就是這個關系的新模式能不能給兩國人民帶來一些真正的實惠，一些具體的成果，光是宣布有一個新模式這是不夠的，說到這些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采取的行動的實質內容和取得的真正的成果將是衡量這個新模式的真正的標準地我們希望這個新的模式來展示一些新的成果，在我們面臨國際安全和和平挑戰的時候，這就需要我們合作，領域之一就是可持續能源，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能源的最大消耗方和最大的碳排放方要解決能源安全問題，應對氣候變化的話，我們必須要作為伙伴共同協作。光是中國或者美國要單獨行動，這不可能解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各種挑戰。進而，中國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世界性的國家，而美國不是合作，所有這些都是白費的。如果美國能夠大幅度的減少它的碳排放，找到一些新的技術，使得一些國家取得能源獨立的話，減少碳排放的話，要是中國什么都不做，所有這些努力也都是浪費的。

這并不是夸張的，可以這么說，整個世界尤其是期待著中國和美國在清潔能源和氣候變化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另外，我們還認為加強合作，來防止核武器的擴散，這應該成為我們一個新模式的觀點，這是一個共同利益，這也應該促進更多的合作。而美國和中國另外的共同目標就是防止伊朗發展核武器。我們兩國間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進行的密切合作，希望近期內能夠同伊朗達成一個突破，達成協議。中國領導人正在繼續不斷的使他們的社會現代化，重組他們經濟進行再平衡，從過去不可維持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和低成本的出口和低工資的制造業，要轉向更多以國內消費驅動的模式和創新的模式。我們同中國打交道的，每一個層次我們都是表示，我們認為從中國自身的經濟目標來考慮，要采用一些有法律統制這種國際準則，包括軍事財產，自由企業，開放市場和公平競爭是最符合它自身的利益，中國還應該放松對其境內的外國投資和商業活動的限制，尤其是在金融服務方面，還有消除國有企業所享受的一些特權，讓它在公平的競爭場地上和國內外公司參加競爭。還要對中型小型企業的政策上的支持，對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還有一些強有力的強制執行的軍事產權會促進創新而成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中國的領導人也認識到需要更多的創新型的經濟，我們期待能夠有更多的合作加強法制，促進一個更有獨立性的透明的司法體制，還有增加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強制執行。中國驚人的發展和現代化這幾十年以來是由于鄧小平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所進行的改革和開放，上個禮拜在中國的三中全會的時候，中國領導人重申了他們致力于進一步的改革和開放，使中國的經濟更可持續性的讓這個市場力量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些宣布使我們受到鼓舞，包括對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有利率改革，放松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還有一些農村土地改革等等。我們非常急切的等待能夠聽到更多的細節，有關怎么執行這些改革。

花一點時間談談人權，這是美國全球政策必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在討論這個問題，不管是同中國或者任何一個國家談的時候，我們首先的一個前提就是所有人有權得到《世界人權宣言》的各項保護，這些是普世界標準，也包括法律的應有程序的確立，能夠自由發言的機會，以自己選擇的方式享受一個自由新聞媒體的好處。我們認為尊重人權的社會，滿足人民期望的社會是更繁榮的，更成功的，更穩定的，增加開放性這個做法已經正在轉型整個中國社會，就像世界各地一樣，英特網已經提供一個平臺，讓上百萬的中國公民能夠讓他們的聲音聽到，講講他們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而且給他們提供一些空前的機會，能夠接觸到他們的領導人。不光是知識財產，還是保護，所有的這些越來越多正在參與全國性的變化，目前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我說到這個開放性，因為我認為鄧小平所開始的經濟和文化的開放，已經促使中國成為更繁榮，更受到尊重，更成功的一個國家。我們希望這個開放的過程會繼續下去，而且在各個方面還會加快，因為中國最近的歷史已經證明了，在它釋放它的人民全部的潛力，有可能實現一些偉大的成果。

奧巴馬總統在和習主席6月份加利福尼亞技術聯席會議的時候，他說一個繁榮的中國對美國是有好處的。這一次奧巴馬總統沒有能夠去APEC會議，但是不要誤解，因為我們的一些優先的事項，或者我們的活動，或者有一些別的事情有改變，因為那是因為國內有一些緊急事情要處理，但是這個根本沒有沒有說明我們減少對亞太地區的投入，或者改變我們要同中國發展新的關系的目標。的確，國務部長可能最近要到來，可能明天年初的時候，拜登副總統要到中國來，所以我們致力于亞太地區的投入，并且有堅定的決心，也包括我們要同中國的對話，會晤。一個繁榮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強有力的美國經濟對中國有好處，一個強有力的美中關系對全世界是有利的。所以，世界面臨的許多問題不可能由美國單獨解決，或者中國單獨來解決，氣候變化，或者核武器的擴散，或者一些最可怕的治療方法，這來自美國和中國共同的領導力，我們正在取得進展，但是還有大量的工作要我們做，非常感謝！

談到中美經濟領域的合作，駱家輝表示，中國領導人也認識到，需要更多創新型經濟。我們期待能夠有更多合作，加強法制，促進一個更獨立、透明的司法體制，增加知識產權保護和強制執行。

駱家輝說，中國幾十年來驚人的發展和現代化，是受益于鄧小平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所進行的改革和開放。上周中國的三中全會，中國領導人重申，他們致力于進一步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更可持續，讓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這些決定使我們受到鼓舞，其中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利率改革，放松只生一個孩子政策，還有農村土地改革等等。我們非常急切等待能聽到更多細節，以及如何執行這些改革。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發言實錄：

王緝思：謝謝芮成鋼先生，剛才已經提到了戰略互信的問題，或者戰略不互信的問題，這個問題我不想深說，彼此舉一個例子，剛才駱家輝大使講，美國希望看到一個穩定的，繁榮的中國，在座的中國人有多少人說他說是真心話呢？很多人懷疑。反過來，當中國領導人，或者中國人向美國人說，我們并不想破壞美國企圖維護的世界秩序，我們并不想把美國排擠出亞洲，我們也并不想當老大取代美國，美國很多人也不信。這種戰略不互信我覺得會持續很長時間，而且也永遠不可能達到真正的互信。

同時還有其他的因素使中美建立新興大國關系變的比較困難，比如我們是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中美關系好？這個問題都很難說，因為有人說如果說中美關系好，就是你向美國低頭了，可能中美關系就好了，因為美國像剛才芮成鋼先生說亡我之心不死，你除非把自己亡了，要不然他怎么會滿意。美國人也有說，只有向中國采取隨境政策，中國國內想干什么，國際想干什么，都行，那才會有好的中美關系，也就是說中美還是臨河對局的關系，這對兩國也很有影響。

第三種情況，很多人認為中美之間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這么樣不一樣，建立新興大國關系是很難的，這叫做制度決定論。另外還有一些是近期發生的事情，或者這幾年發生的事情，使兩國之間的開始趨向緊張，或者戰略不互信的地方增多了。一個重要的因素，中國崛起，而美國變成一個守城大國，或者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取代美國第一經濟強國的地位，使美國人有些擔心。同時，不僅是中國崛起這樣的因素，整個世界有人看到是發展中國家在群體崛起，發達國家總體在衰弱，這樣確實是兩個國家內心深處都發生了一些變化。另外一個近期的因素，中國對美國搞意識形態滲透，或者說西華、分化，警惕性比以前更高了。亞太地區中美之間競爭的因素也增加了，很多中國人會認為說，釣魚島爭端的背后是美國，跟菲律賓爭端的背后也是美國。美國也有很多人說，中國想要把美國排擠出亞洲，這是他們覺得有根據的。還有很多，最重要是國家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意識形態所謂的尖銳和斗爭的尖銳化，至少在中國很多媒體上是這樣反映出來了。

我個人的觀點認為，這不是關系問題，中美關系能否建立新興大國關系，不在于兩國外交家們怎么處理雙邊關系，當然這個很重要，除了問題以后要調節一下，但是更重要的視角是兩國的發展道路。中國如果走的正路，我們認為走的是正確的道路，不犯顛覆性的錯誤。美國人也認為他正在走正路，是按照他的理解去說在正走路，這兩個國家就可能建立新興大國關系。

美國怎么走正路？2008年奧巴馬上臺之前辯論的時候，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奧巴馬上來以后就想法糾偏，糾正道路上的偏差，做了很多的事情，也許在美國國內并沒有取得一致，美國人正在想辦法使國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而且兩場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對美國造成的創傷，美國也歸吸取教訓。因此，如果兩個國家的路都走正了，新興大國關系就容易建立起來，或者說是可能建立起來了。

最后我想講一講，這兩個國家對于新興大國關系還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想法，中國人主要是說，中國領導人的說法，新興大國關系有14個字，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盈。美國人主要解釋新興大國關系，守城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不要對抗?？雌饋砗孟袷遣畈欢?，實際上我覺得關注點是不同的，中國人說美國首先不沖突，不對抗，我覺得這里不僅僅是軍事上不沖突，不對抗，還有很重要的問題，我稱之為新型的沖突，新型的對抗，比如網絡戰、貿易戰、貨幣戰、太空戰等等看起來不死人的事。還有一些對抗性的東西，互相較勁，你挖我的墻角，我挖你的墻角，這可能對雙方也造成損失，說不沖突不對抗里意味著很多事情。像芮成鋼先生提到那樣，最關鍵的是美國是否尊重中國國內的秩序，和基本制度，也就是說這是中方最關注的事，你想要整垮我，你想搞垮我的政權，我們對于國內秩序的重視超過任何事。美方并不擔心中國會推翻他的國內秩序，美方擔心中國會給他想維護的國際秩序添亂，這是兩國國家看問題的角度非常不一樣的。如果要想建立新興大國關系，中國要尊重美國現存的國際地位，也融入美國人所倡導的這些世界的秩序，當然這個秩序里必須得有中國相當的發言權。反過來，美國必須尊重中國的基本制度，尊重中國所走的道路，可能這樣雙方關系就比較好處的。

最后再講一點，剛才駱家輝大使提到的，必須要做點事情才能建立新興大國關系，我想當然了，美國人想要做的事情，比如中國在伊朗核問題，朝鮮核問題，核不擴散的問題和金融問題上等等要做一些事情和美國合作。但是我又想向美國人指出，這些事情是永遠做不完的，十幾年以前，幾年以前美國人讓我們做的事情是怎么樣對付薩達姆、卡札菲，怎么樣對付人民幣匯率等等，這些事情都結束了，美國人又有新的目標了，說你要做完這個，要不然就沒法建立新興大國關系，我覺得這里有點問題，就是說你對對方的要求是永遠提不完的，不斷移動的目標，我們還得有點長遠的眼光，不要把所有的經歷全集中在移動的目標上。謝謝大家！

芮成鋼：王教授我想追問一個問題，剛才您發表觀點我想到一個事實，這兩年從克林頓國務卿開始重返亞洲過程中，我們注意到美國在亞太軍事基地的增兵和布局非常明顯，我們依稀記得，幾年前亞洲很多國家美國軍事基地問題不少，很多亞洲國家如果沒記錯的話，從菲律賓、韓國、日本，當地政客不希望有美國軍地，日本的鳩山還失去了自己總理的寶座。但是這兩年突然在歡迎美國回來，這背后跟我們中國一些政策，或者我們自己在亞太地區的部署是不是有一些關系？

王緝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問題，其實應該輕包道格先生解釋，他更了解。我覺得美國說他的轉身，實際行動不多，說的話不少，不需要那么認真的對待。同時有些事情要認真對待的，比如美國和日本、韓國一起做了導彈防御系統，還有美國提出的TPP，跨太平洋經濟伙伴關系等等，這里面有很多實質內容還是需要我們仔細研究的。首先他不是零合對應。第二，中國跟周邊國家關系的改善，實際上最后有助于跟美國關系的改善。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發言實錄：

張燕生：非常感謝，我的觀點實際上跟王教授的觀點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也就是說中美作為兩個大國，他應該執行超越兩個大國凌河博弈的戰略，而不是競爭和對抗的戰略?，F在實際上無論是美國、中國還是國際社會，其實我們面對著一個新的全球的變局，這個新的全球的變局，我們現在經常講到的TPP，跨太平洋的人類社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TPIP跨大西洋最大的恩自由貿易區。BIT2012，也就是一個高標準的投資的自由化的協議，這個協議它最重要的內容是負面清單管理和準入前的國民待遇，還有TESI，TESI作為服務貿易協議，主要是推動所有服務領域的開放，包括那些現在不存在，今后可能出現的一些服務領域的開放。這個新的變局我們就會發現，一方面他是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的范本，高標準的投資自由化的范本，高標準的服務貿易的范本。這樣一來我們會發現這場危機發生以后，對每一個國家都面臨著一個巨大的考驗，我們能夠接受一個高標準的開放，高標準的市場化和高標準發展的范式，這種秩序，這種格局，我們還是會被邊緣化，這是每一個國家都面臨的選擇。

另一方面，對全球的選擇來講，也就是說高標準的規則，高標準的秩序，高標準的格局，對世界上的窮國，窮人，窮地區，他們可能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很難達到，因此他們很可能會被邊緣化。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國際社會都要回答一個問題，這個方向走下去，我們多邊、開放的規則，全球化體系會不會走向四分五裂，我們還是走向更加的開放，更加的市場化，更加的創新驅動，打造一個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中國和美國政治家、企業家、學者都需要回答的問題。這里會涉及到中國下一步怎么辦？我們從事實看到，中國從今年開始推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而且今后中國會出現更多的，我們說新一輪的開放，新一輪的改革和新一輪發展的實驗區。這個實驗區要實驗什么？這個實驗區就是要試驗負面清單的管理和準入前的國民待遇?，F在很多朋友批評說，上海率先開除的負面清單太長，實際上我們知道上海人很聰明，他開了一個并不很長的負面清單，但是他現在開出的清單是各個部門，各個地區，各個方面最容易接受的清單。因此，我把這個清單看作是一個筑底的清單今后無論是中美在BIT的談判，還是中國新一輪的開放上，我們都將努力的做負面清單的減法，減掉一項我們就進步一項。我們不斷的減就不斷的開放，也就是三中全會講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說我們的市場經濟，我們開放型經濟將得到更快的發展。

我們發現中國積極的表態要參加TESI的談判，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一個重要的功能，在服務貿易領域先行開放。下一步我相信中國會在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知識產權保護標準，會在競爭中，會在市場環境的公平、非歧視、透明和法制上，我相信中國在未來三十五年做出更大的努力。我們發現中美之間開放合作是最重要的，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他們最近做了一篇報告，他的這篇報告就講，如果中國和美國簽訂一個高標準的FTA，一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會給中國帶來什么，會給美國帶什么。彼得森這項研究告訴我們，他將給美國的GDP增加一個百分點的收益，我們說如果美國GDP現在是3個百分點，2.5個百分點，他能力增加三分之一，或者接近二分之一的收益，對中國按照這項研究可以帶來兩個百分點的經濟收益?，F在中國規模正好是美國的一半，我8萬億他16萬億，也就是說我們中美之間如果我們推動雙邊的投資和貿易協定，如果我們之間合作共同的我們兩個國家之間的開放，市場化和創新方面的合作，我們都能夠得到巨大的收益，這個合作我認為是三個方面的。

第一個，中美之間應當合作推動我們兩個國家和我們對整個世界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措施，推動服務業的開放和加快我們之間貿易的便利化。

第二個，中美之間我們應當合作，怎么能夠使我們一步一步建立中美之間和國際社會之間，不但能夠富國達到，而且窮國、窮人、窮地區都能夠達到的環境標準、勞工標準、知識產權標準和我們整個更加公平的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

第三個，中美之間如何合作，解決我們之間和整個世界能源的安全、金融的安全、產業的安全和生態的安全。

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發現，中美之間要尋求超越臨河博弈的戰略，有利于中國，有利于美國，有利于世界。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在未來三十五年，關鍵在于實踐。謝謝。

張燕生：我們知道這一輪經濟全球化是1990年開始的，我們可以把1990年美國GDP占全球的比重列一張表，我們看一看能夠看到什么，我們能夠看到每GDP在全球的比重從1990年到2001年是持續上升的，從26%左右上升到32%。為什么？因為這時候我們能夠看到全球都是開放驅動，市場化驅動，創新驅動。我們再把這個數據往下看能看到什么？我們看到從2001年到現在，美國GDP占全球比重是大幅度下降，為什么？2001年發生了什么？發生了9.11，為什么發生9.11？2001年還發生了什么？IT泡沫的破滅，IT泡沫破滅以后發生了什么？發生了金融和房地產的泡沫，2001年也是中國加入WTO的一年。我們今天討論所有的問題會問自己一個問題，未來這個世界究竟往哪兒走？是更加的開放，更加的市場化，更加的創新驅動，還是更加的四分五裂？我們可以看看周圍中國的企業家會怎么選擇，一個紡織業的企業家開始在越南投資，南越投一個廠，北越投兩個廠。我問他為什么到南越投？因為TPP，他說我如果不把廠投在越南而在中國，中國今后出口的美國的產品將收高額的關稅，而TPP境內是零關稅。這種世界我們就會想一個問題，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一些國家可以享受開放，一些國家享受不到開放，今后的世界是更像1990年到2001年，還是更像2001年2008年？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中美之間在合作中可能想的更多的問題是這個世界，全球化的前景究竟是什么？謝謝。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里根、老布什行政當局亞洲事務部主任包道格發言實錄：

包道格：謝謝您給我這個機會，我非常同意剛才兩位發言所說的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這是面臨中美合作的。三十五年前，像剛才駱家輝大使說的，沒有人能看到中美會是今天的關系，在當時我是美國政府一個低級的分析員，通過當時經歷了一個動蕩的時期，1978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當時沒有意識到，美國白宮的人讓我們為他們分析信息，他們問為什么學生在寫大字報，為什么鄧小平邀請外國記者，在中國和越南之間發生了什么？當時那一段時間的確讓我們很難理解，因為我們對中國的了解太少了，因為我們之前和中國并沒有正式的關系。我們當時并不知道，就在當時中國正在辯論，三中全會以后辯論自己的方向，同時和美國開展合作的關系。就在一瞬間中國就擁抱了一個新的經濟未來和新的外交未來，中國慢慢在全世界也開始推廣開放和外交。

九十年代的時候，回答你剛才的問題，比如亞洲重新平衡和美國對亞洲重新增加。1997年的時候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克林頓總統剛才就在這里，他提到了當他在任的時候發生了什么樣的事情。我之前在共和黨的黨內供職，1997年的時候我批評了克林頓總統很多，因為在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其實并沒有照顧我們在亞洲的朋友，而中國站了出來，他當時堅持幫助亞洲國家度過我們的經濟困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時這讓我們看到亞洲的歷史，從1997年到2008年，這十一年間，中國在這個地區的政策非常正面，非常成功。2008年到2012年之間出現了一些問題，有的問題沒有解決方案，這一段期間美國仍然有兩場戰爭，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我們當時并不是特別重視亞洲。

巴馬總統從2011年的時候重啟重返亞洲的戰略，對于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因為美國當時離開了很多亞洲盟友，我們沒有參加應該參加的會議，我們并沒有提供應該提供的援助，當我們的朋友陷入困難的時候我們沒有幫助他們，我們精力分散到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了。我們重新回到亞洲，意味著我們放棄了之前八年不平衡的政策，重新發現我們的根是一個太平洋的國家。剛才你提到美國在增加亞洲的軍事基地，這并不是真的，美國碰不是增加亞洲的軍事基地，我們在西南區減少了駐兵，另外一些地方我們進行士兵的輪換，有些媒體上對我們進行了誤讀。我們重新平衡，目的是要去除在其他地方的不平衡，重新在亞洲取得平衡。對于我們來說，你可以看到美國一直卷入中東的事物，有很多困難的問題，今天我們要更平衡一些。

另外我想談到的問論，同時也涉及到克林頓總統當時在任的時候，我當時加入了來中國的代表團，鼓勵中國政府考慮加入WTO。1997年金融危機之前，朱熔基總理當時并不是很感興趣，他當時對如何發展中國經濟有另外一個模式。但是當他看到影響了亞洲鄰國的金融危機之后，他意識到如果中國加入這個世界市場會獲益更多，利比弊要大。今天張先生他也提到了關于PPP的調查，那就是高標準的貿易協定。中國剛剛開完三中全會，已經提出了改革的要點，我們中國現在的局面跟1997年的局面是差不多的，當時朱熔基總理看了看WTO的成員，如果成為WTO成員，能夠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能夠擴大中國產品的市場，能夠造福中國人民。今天中國在發展上又重新進入了一個停滯期，我們在中等國家收入陷阱中到底是繼續下降，困在那里，還是繼續上升。我們如何能夠提高經濟發展？怎樣做？我們今天都在討論了，比如在哪些方面進行改革等等。我的考慮，TPP的框架和基本的提議，中國應該在未來六到八年，能夠相應做出經濟的調整，比如國企、知識產權、環境方面等等，他一邊調整，一邊目標是等到合適的目標加入到TPP。今天加入會利大于弊，今年后加入會是非常好的，我認為這種機會是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中美雙方緊密合作的機會。張先生剛才提到了其他國家的擔憂，如果中國能夠加入一個重大的自貿區，其他國家也愿意加入，同時跟TPP連在一起。這也是在多哈會合談判沒有談妥的地方。我們現在經濟面臨爆炸式的機遇，如果合作對美國GDP做出更顯，對中國GDP也做出貢獻，我們合作更多會更和諧。

芮成鋼：謝謝JANOW女士和包道格都講了樂觀的圖畫，也講了為什么我們要強化兩國之間的關系。下面我有一個問題問包道格和王緝思，在美國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將軍，那些將軍他們是為備戰耗費了一生，這是他們的職業生涯。他們看到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加，構成一種所謂的威脅，對于美國這些將軍來說，而且這種威脅他們覺得在他們眼中比經濟的利益更重要。當然，美國在經濟方面需要中國，我們在買你們很多債券，中國在美國的投資越來越多，中國的購買者也在追逐加利福尼亞房地產的價格，因此如果我們中國處在美國的投資會帶來一種危機。但是有一天是不是會把中國軍事理想的上升看成比經濟的關系更加重要？如果有那樣一天發生，會不會影響美國決策者改變他們對華的決策？

包道格：你剛才說了這是一個假設幸得問題，并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因為你本身就是一個假設。確實，我們雙邊關系經濟元素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水泥，使我們關系更加堅實。我們在WTO簽署雙邊貿易關系的時候，我們每年都要談判，每天都要討論是不是給中國最惠貿易國的待遇。當時給很大支持是美國的公司，他們說服了我們的政治家，不應該取消中國的最惠國的待遇，他們歡迎跟中國建立起戰略關系，這是商界做了很大的貢獻。我覺得這是我們兩國雙邊關系非常重要的一環。你剛才也講了另外一點也非常重要，就是戰略上的懷疑，也就是說中國軍事力量，以及中國公益的力量，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的，就會影響這種懷疑，這種不信任，這是基于無知，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基于不同的政治制度。這種能力是很大的，這種戰略的競爭使得每方都想占上風，這樣最終會導致沖突。

在二十一世紀我們雙邊共同的貿易那么多，如果形成一種戰略沖突是無法想象的，但是還是有可能性的，如果我們的領導層不能夠很好的找到機會消除這種隱患而變成和平進程就會有危險。美國在這方面在做努力，這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做，跟中國進行合作，尋求共同合作標準，當我們有爭端的時候共同解決我們的爭端。

中國是晚進入世界的貿易規則，中國有一些擔心，美國應該理解這些擔心。與此同時，中國想從國際體系中獲得益處，能夠和平把自己的產品賣出去，進口更多的商品，因此中國要尊重國際體系的規則。中國喜歡的，中國不喜歡的，美國能接受，美國不能接受的，都需要我們最高領導層進行對話。我知道奧巴馬向習近平發出了邀請，邀請習近平到加利福尼亞跟奧巴馬進行兩天的對話，這是消除我們沖突的隱患，我也希望看到習近平能夠成行，能夠帶來一種新的大國關系。這種關系的內容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但是這個意圖已經表達出來了，避免沖突。這是智慧的開始，成功的政治開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芮成鋼：你覺得共和黨會不會推出一個非常有力量的候選人，跟希拉里進行競爭？

包道格：克林頓剛才說了非常智慧的話，政治競賽的結果很難預測，這是非常對的。我們還記得2006年希拉里也是宣布參加了競選，美國后來看到出了一個美國黑人的總統，美國的政治很難預測。但是我相信共和黨會準備一個非常強有力的競選人，勝算可能是50%對50%，有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能決定誰是最后的贏家。

主持人：我的問題問一下包道格先生，雖然中美關系正在改善，美國仍然計劃向臺灣銷售武器，我想問包道格先生怎么看？

包道格：我剛才說美國一直都在亞太地區有海軍力量存在，我們慢慢的結束了其他的兩軍戰爭，我們會減少我們的海軍陸戰隊力量，因為我們已經不打仗了。但是我們在亞太區軍事力量是有一個底線，同時也有一個上限。你剛才問到臺灣軍售的問題，我不知道是不是立刻賣給臺灣武器，但是對臺灣關系法在美國仍然是一個法律，我預計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包括奧巴馬和他的繼任者，在未來都會處理對臺軍售的問題。這個問題和臺灣自己對大陸的擔憂也是聯系在一起的，可以雙方都妥協減少軍售，但是在那之前可能時不時美國對臺進行軍售。我不想最后一句說這種話，因為這種話顯得太悲觀了，我想針對JANOW說的填一句，很多美國學生接受獎學金在中國學習，學成以后回到美國，很多美國學生在未來一定會成為知名人士，因為他們中文非常好，他們在中國學到了很多，也從中國的同學身上學到了很多，很快大家就會進刀他們的身影。

我想追加一句，我對美國的未來非常有信心，我們的能源，我們的人口結構，我們的教育，經濟的氣候都能夠說明我們會是一個世界經濟非常有活力的國家。美國二戰以后一個成功的政策，我們培育一個全球的市場，培育全球市場的過程中我們GDP肯定是萎縮的，這說明我們的成功。我們確實有我們的問題，每個國家都有問題，但是我覺得我的壽命更長，美國的衰退論，每一次這種理論出現都沒有正確過，所以這是我的判斷。

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納斯達克股票市場有限責任公司主席Merit-JANOW發言實錄：

Merit JANOW：今天下午有這樣一個機會我很高興，謝謝大家，而且跟這些嘉賓在一起，我職業生涯主要是在國際貿易跟國際投資方面，所以我想談幾個我的觀察。我想經濟關系在我們兩國關系中是一個基礎，尤其是在今天，當然還有其他一些緊張的因素，而且緊張的因素也會有新的經濟出現，但是經濟的緊張關系是很自然的，也反映了我們當國深化的關系，如果你看美國跟自己主要的貿易伙伴，像加拿大、墨西哥、歐洲、日本，這些個貿易關系之間都也一些緊張關系，但是他們都反映的是什么呢？他們反映的是紐帶的關系，因此我們不需要擔心經濟過程中有一些緊張。我同意克林頓總統的話，有一些方面我們雙方關系也是比較新的，比如說跨境投資，經濟學家會主義到，貿易會緊隨投資之后，投資是一種非常深的經濟關系，相比貿易來說。貿易能帶來不同的結果，社會政策的變化，以及其他類型的一些變化。貿易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要特別關注投資。這是一個新的領域，美國跟中國正在深化他們之間的關系。

我覺得中國經濟轉變在“十二五”里所體現出來的，他也更加強調國內消費，更加強調服務業，強調高新技術，強調創新，這都說明會有一種更大境外投資的可能性，這種巨大投資的目標就是希望把回報帶回到中國。上周我們做了一個決定，三中全會強調了市場的作用，這也會帶來機會給境外投資，一級相中國境內的投資也有進一步刺激的作用。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國的需求，以及美國現在所具有的能力，我們相信會有很多的機會，使得我們兩國深化我們的合作，包括在服務業、能源領域、環境保護、氣候變化方面。因此我們可以想象一個未來，這個未來是中美加強了合作，以投資為基礎的，既美國也在中國。

我聽到很多的擔心，有關于美國投資的環境。我要說幾點，首先，我覺得中國在美國投資的企業還是非常淺的，而且基礎是非常低的，但是增長是非常快的，僅僅在過去五到六年，我們已經看到了巨大中國在美國巨大投資的增量，因此我們不應該匆忙的出結論，中國在美國遭遇到了困難，還很年輕，還很早。我也聽到一些擔心說，美國的環境好象不歡迎中國投資者，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對中國的投資是非常有興趣的。但是美國又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法律環境的國家，你需要深度的理解，我覺得這是第一個要克服的障礙，中國投資者要面對美國的法律環境。

政策是不是能夠幫到中國的投資，使得中美之間投資關系更加強化，有一些政策好的因素。第一個，如果美國跟中國能夠簽一個投資雙邊協議，這是必要的，有好多的原因。第一，可以創生，一個法律保護，使得中國的投資者不會受到歧視，能夠帶來一種法律的框架，處理雙邊投資的問題。如果中國考慮一下未來向TPP的安全，也就是說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我們覺得這可以是踏腳石，引領更堅實的雙邊關系，這是值得考慮的。簽署這樣一個投資協議也是非常好的。在上海自由貿易區中國現在有一個新的做法，禁止項目清單，不禁止的都可以做，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建設性的手法，我是非常歡迎的。我們經濟深度的一體化該要強調監管層的合作，監管層合作在國家間進行是非常困難的，不光是中美之間，其他國家也是一樣，美國已經加深了跟美國的磋商機制，包括關于反托拉斯、安全和會計準則，這些是天生的經濟全球化非常難達成協議的問題。但是我們愿意跟中國談，如果中美關系想實現一個好的跨大西洋(6.60, -0.04, -0.60%)的貿易合投資伙伴的協定想做成功，如果美國跟歐洲想建立好的監管框架，才會使得大西洋的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變的有意義。

我們不光是在談關稅，我們談的深度的一體化和合作，關于監管事物的合作。美國和中國這方面還要從事一些工作，才能夠實現這樣一個目標，但是我覺得這些重要的步驟是可以一起邁出的，這樣能夠促進我們兩國關系的深化，包括在投資方面，以及在政策的層面上，都會使得我們能夠跨出下一步來實現區域的一體化。我非常支持貿易的自由化，只要我們有貿易自由化的機會，他有多重目的，既可以帶來經濟的益處，也可以帶來政治的益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多邊的貿易協定，如果中國也支持多邊協議，也會對我們所有的人起到保證的作用。

謝謝。

提問：我的問題想問一下Merit JANOW，在今年以來，中國的股市基本上年初到現在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在這個時期美國股市，包括納斯達克卻有了很大的的變化。與此同時，我們發現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好像在丟失機會，因為我們企業在那邊被低估，有些已經退市。我的問題想問一下，作為美國證券交易所監管的位置，您怎么看我們中國企業在美國運作的情況，您有什么建議幫助我們中國企業在那邊恢復信任。謝謝。

Merit JANOW：謝謝，我其實并不是監管者，我是交換者的官員，是主席而已。對于美國來說，納斯達克這些股市我們都歡迎中國來上市，以色列是第二大上市國家而言，有一些中國公司這方面的原因，他為其他中國公司頭上蒙上了一層陰影，但是有一些是做的很不錯的。我認為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的現象，這仍然是一個正在進行的事件。通常來講，我們現在想看到的是更多的財務方面的透明度和更多的合作，保證財務更透明，這些步驟對所有公司都是更重要的，包括中國公司上市。

Merit JANOW：謝謝您剛才精彩的問題，您是一個非常知名的教育家，我應該問您這個問題。我的學院可以算是王波明先生的母校，我們對此非常自豪。首先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來到美國，這個數字是呈上升趨勢的。他的技能非常強，他們有非常優秀的數學技能和李科技能。對于我來說這是現實。他們在分析、理論、思辨方面參差不齊，有時候我們有一套方面解決分析思辨能力。另外，我們希望能夠創造一個高度學術化的學術氛圍，學生要上很多經濟學的課，不管你是NGO工程學，還是IMF的工作者，你仍然要學經濟學，有一些政治理論和統計學的課，歷史課、語言課，在我們的系統中這是一種組合。以一種跨學科的角度教我們年輕人如何解決問題，回國以后能夠在不同的環境領導大家。我認為這種課程的組合對于中國年輕學生是非常有用的，幫助他們回國繼續做貢獻。

Merit JANOW：我們要學習全世界，因此我們在哥倫比亞在北京一個全球中心，我們認為這對我們學校來說是一個門戶，不僅讓我們學校進入中國，同時讓各國學校來哥倫比亞，我們在全世界有八個中心，我們希望能夠創造出一種知識和智力上的網絡。我們在紐約的確有豐富的資源，但是我們學習是在選世界范圍內的，因為我認為不能夠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人認為我自己是最有知識的，我們要把哥倫比亞介紹給世界。另外，我們要把中國也帶到紐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