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十年再提“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 努力空間大

2013年11月20日 01:53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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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談三中全會中“三農”問題：十年再提“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努力空間仍大

本報記者何苗

實習記者許陽上海報道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在“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和“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兩個章節中提到農村土地改革問題，其中，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此外《決定》還提到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

著名“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指出，這是繼2003年中央開始強調“三農”問題之后，關于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問題十年間的又一次重提。

“從2003年到2013年這十年的發展情況看，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提高并不盡人意，還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間”，溫鐵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說。

再提“城鄉二元結構”

《21世紀》：你如何評價《決定》中關于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的相關政策表述？

溫鐵軍：從大的方向來看，“城鄉二元結構”這個概念從2002年中共中央十六大開始提出并寫進十六大報告，當時是一個突破?，F在重提城鄉二元結構對中國城鄉發展的制約，相關政策內容有了一些和11年前相對不同的政策內容與表述。

首先應該看到的是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問題，這個其實是在2003年中央開始強調三農問題時就提出了，也就是說城鄉二元結構和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都是十年前就提出了。但是從2003年到2013年這十年的發展情況看，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提高并不盡人意，還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間。

《21世紀》：如你所說，一些政策提法也是一種重提了，過去的十年間為什么沒有達到改革預期？現在時機成熟了嗎？

溫鐵軍：過去這十年正好是房地產高峰，這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在金融權力上交中央以后，要通過圈占土地來抵押套現，這是這十年來農民財產性收入不能增加的重要原因。這跟90年代的“以地生財”不一樣，那個時候主要是財政虧空，現在主要是地方政府缺乏投資工具，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國家批準的土地指標是逐級下達逐級被扣的，鎮縣一級基層政府土地指標近乎于無。這時候他們就要想盡各種辦法，比如說把在貧困地區才能適用的增減掛鉤政策生搬硬套到了發達地區，這十年在土地問題上造成很多矛盾，乃至于地方政府土地融資平臺形成的債務應該說都是比較嚴重的。

此次三中全會《決定》，如果深入分析的話，就會發現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配套的。比如說當中央財政開始更多地承擔公共品供給責任的時候，為了不使地方政府過度追求財政稅收增加而搞惡性競爭，中央更多承擔社會公共品支出。并且過去那種區域之間嚴重不公平的公共品供給也提到要改，如何構建良性的制度也在提，政府改革對于中國目前客觀存在的問題來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改革，這個改革的結果可能會使地方政府弱化GDP競爭，相對來講留下的農村創新空間更大一些，對于各種各樣的政策表達，在這里都有形成配套，形成相關的操作可能性。

《21世紀》：也就是說此次改革是一個系統的安排，你覺得夠不夠外界此前的預期？

溫鐵軍：其實新一屆領導集體要出臺的是一個綜合性的，今后管十年的文件，很多表達看似獨立，卻有很大的相關性。應該說大多數迫在眉睫的問題都涉及到了，綜合性很強，現在大的問題基本都提出了應對措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對黨外解釋三中全會決定的時候，說的一個觀點就是“中國的改革是被問題倒逼出來的”，這樣的解釋更符合實際，也就是說解決問題都是在不斷深化改革中循序漸進的，這些更客觀的表達，比較符合中國自身的情況。而此前外界關注的諸如“農地入市”、“土地法修訂”等，牽一發而動全身，要求突然全部放開，是不理性的。

政策操作應慎之又慎

《21世紀》：那么你認為此次《決定》中關于農村改革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政策重點？

溫鐵軍：在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大的話語框架之下，現在土地問題的政策內涵應該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我們剛才說的2003年以來要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這十年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緩慢，主要問題是土地財產歸地方政府，被開發商分肥了，中央對地方征占土地屢禁不絕的這個問題恐怕是要有點手段。這個手段就是提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對于農村來說就是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權、同地、同價。

這10多年來我一直在強調就是四個字，叫同權同利，這個指的是城市政府的土地所有權和農村的土地所有權都是所有權，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和開發商的土地使用權都是使用權，這兩種都叫所有權，都叫使用權，使用權和使用權都得同權同利，這個要求在這次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的提法中已經明確了，我覺得這是支撐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主要的內涵。

另一方面就是關于農村經營組織的表達，這個政策表述也比較有突破，但是很少有人關注它，因為這跟“有錢人”似乎關系不大，大家都在關注“有錢人”的需求，但這是很大的重點。習近平總書記在解釋中，以及這個文件本身都強調“利益固化”的問題，這實際上是現在農村發展的一個很大的制約。農民收入上不去、農村發展陷入困境、農業收益低下，很多問題都是由于多個涉農部門已經形成利益結構固化。

這次文件中的突破就是把過去只允許搞專業合作社改成了搞綜合性合作社，農民可以在多種領域中，任何一個涉農領域的合作社都是可以進入的，并且政府應該把財政和財政投資所形成的財產交給合作社，這套政策是配套的，甚至允許農民進入到金融領域，那也就意味著農民的合作社應該從過去只允許搞專業合作社到現在可以搞金融合作，甚至是政府財政投向這次也明確提出了，政府在農村中財政投資所形成的財產，生產性、經營性資產可以交給合作社來作為運作的主體，像這樣的政策突破我覺得是多年來一直期盼的，現在總算是提出了。

《21世紀》：對于《決定》中的這樣一些提法，今后在實際操作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問題？

溫鐵軍：這次的很多提法相對都很具風險性了，我倒是希望在三中全會之后，相關主管部門，比如說像發改委、國土部、農業部、供銷社、中國農業銀行、各省的農村信用合作社等等，在操作這些政策提法上應當慎之又慎。最好是先行試點，討論清楚了再做。很多事情正如我剛才所說到的利益結構已經形成了，并且利益固化了，切誰的奶酪誰都會反彈。各個利益集團，特別是各個強勢的資本利益集團都會要求增加他的利益份額，絕對不會承擔改革的成本，所以在利益集團已經形成并左右地方政府決策的情況下，不寄希望于任何激進的措施，倒是希望改革持續漸進，不可貿然，不可激進。（編輯晨星孫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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