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慶民：無論國企民企都是實體經濟的微觀基礎

2013年11月20日 11:21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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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訊 11月20日消息，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閻慶民在財經年會上表示，不管是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我們都要把企業的微觀基礎筑牢。

以下為閆慶民發言實錄：

閻慶民：各位來賓、朋友們、上午好，非常高興參加《財經》舉辦的一年一度的年會，剛才我們戴總講這是第11次，這次年會恰逢在剛剛閉幕三中全會完成，大家更關注市場在發揮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我想利用有限的時間講一講我的看法。總體講是一個基礎，兩個提高，我講三點。

一、筑牢實體經濟微觀基礎

大家講了很多實體經濟，實際上也是一個外來詞，咱們把它翻譯過來，以后大家看實體經濟的基礎是誰？我們講的是企業，這個不管是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我想在這里我們要把企業的微觀基礎筑牢。這里有三個導向，第一個，全要素生產率導向，這一條我認為我們新一屆中央政府及時決定了在選擇結構調整、技術進步上是毫不猶豫的做出了正確的決策。在原來是否繼續擴大總需求方面我們做了放棄性的選擇，我覺得這也是符合中國經濟走到了今天階段性的選擇，應該是明確的選擇，全要素生產率很重要的，在當前我們要素的投入和經濟增長的貢獻要進行比較。第二個，符合國家政策的導向，剛才大家多在解讀，政府在轉型經濟體中如何發揮他的作用？這里無論是有效化解產能過剩，還是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無論是走出去還是擴內需，國家政策導向是企業發展很重要的事態。這個意義上充分金融要符合國家政策的導向。第三個，既然企業是實體經濟的微觀基礎，我們應該有良好財務基礎導向，當今我們整體企業信用化程度是比較高的，在我們實際過程中我也發現了很多企業，基本上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他們財務結構中，每一年財務費用中，用于利息支出，或者技術融資成本指出有大大的提高。我們要回答對信貸的依賴是大大的提高。我們強調還是要有一個科學的財務比率，良好的財務基礎導向很重要。

二、提高三類金融業態搭配的協調性

在當今我們提高金融配套實體經濟的有效性，一定要發揮好三種業態。第一個，發揮好政策性金融在逆周期中彌補市場失靈的功能。大家知道政治金融實際上并不陌生，我們在一定時期它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動，當前中央提出調結構、促轉型，穩增長，防風險，促改革和擴開放上已經體現了，要充分發揮好政治金融在利益經濟周期中的彌補市場機制不足的功能。第二個，發揮好商業金融在順周期中市場配置資源功能。去年年底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大數是140萬億，商業金融這一塊實際上已經超過了80%，信貸在金融中已經占了一半以上，如何發揮好這一部分信貸主渠道作用，結合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細分客戶和市場，創新機制流程和產品，滿足我們化解產能過剩，實現消費升級和完成國家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的重點領域，以及國民經濟中的薄弱領域，例如三農、小微企業，這一塊已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時我們還要發展非信貸的業務，這一塊幫助實體經濟拓寬資資金來源渠道，增強金融供給與實體經濟的匹配度。盡管政治性金融有逆周期彌補市場失靈不足，比如政府可以做棚戶區改造，保障房、公路、鐵路，商業金融我們把信貸、非信貸的口徑加起來。第三個，發揮好新金融在技術進步中引導創新功能。這也是很重要的，大家看到昨天在資本市場討論中也越來越多的顯示出，我們市場深化以后，越來越多的要依賴我們的股票、債券、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基金、產業基金等，新金融為代表的，在一定時期里離不開我們高新技術的引領，從而實現技術進步，使得企業可持續增長，這樣構筑我們微觀基礎。我看了一下到今年二季度末，全國債券市場存量余額達到28萬億，我們在當前如何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如何構筑實體經濟的微觀基礎，如何使金融把這三個業態更加協調發展，從而使得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性得到提高。

三、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

我們想金融發展在一定時候離不開監管的約束和監管的引領，他是一個辯證的，國外討論監管就是辯證法。我們按照中央提出堅決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風險前提下做好兩個統籌，第一個，統籌好風險監管的敏感性、簡單性和可比性，這也是最近國際上，包括我們自己在銀監會成立十年以來我們一直在總結，如何守住風險底線，實現風險的早識別、早預警，早處置，首先是風險監管的敏感性，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大家都認為我們的敏感性不夠，市場流動性已經出現的問題，這時候無論是政府的救助，無論是提供充分的流動性已經來不及了，這個意義上我們對風險監管的敏感性要加強。第二，做好風險簡單性，我們計算出的模型、指標，我們要求機構合規的執行一定要簡單，太復雜以后大家也看不明白，最后也做不明白，最后這些指標從某種意義上講誤差都非常大，這實際上在危機以后也有很多西方的花兒也工程師講，他認為不是我們模型出了問題，而是我們市場出了問題。也有經濟學家們在解釋，我們是不是這些模型做的太復雜以后，導致外生變量太多，使得我們模型誤差太大，從而給市場提供的信號失真，導致我們監管決策也失靈。還有監管的可比性，我們在發達國家，像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無論在大中小小銀行里，我們應該是可比的。我們走出去以后，我們要接受東道國的監管，我們要遵循東道國風險性指標，我們要按照他的合規要求開展業務。如果我們相應的可比性沒有就很難。我們經常開玩笑講，我們現在已經要有五線譜，不能有簡譜，不能自己是自彈自唱，要植入國際上大的環境里進行比較，從這個意義上講，敏感性、簡單性加上可比性，應該是我們服務好實體經濟，使得他能明白監管機構的臆測。

第二個，統籌好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協同性。這一次金融危機表明，監管我認為應該具有宏觀的調控效果，應該與兩大傳統的政策一并納入到我們工具欄里，豐富和擴大我們的工具箱，我們開玩笑講，不是這兩大政策不行，而是工具箱里工具不夠了。我們經常開玩笑講，現代社會節奏加快了，我們開的藥不是這個藥食，而是人體抗要功能加強了，霧霾也好，病毒也好，緊張也好，這在二三十年前是沒有了，這個意義上我們可能要把監管政策，當然這里包括各類監管政策，應該增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協同效應。使得我們政策的疊加，增加沖突，順周期怎么做，逆周期怎么做，動態撥備怎么做，杠桿率怎么做，這樣形成一個合理的。

總之，我們在解讀、學習、貫徹落實三中全會政策，解決我們金融發揮好配套實體經濟的有效性，完成我們剛才講的，夯實一個基礎，實現兩個提高，從而為國民經濟可持續的增長做出金融資源配置更應該有的貢獻，而且在改革開放中實現。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