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鹽探索就地城鎮化 以人的城鎮化為突破口

2013年11月30日 00:24
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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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楊仕省嘉興報道

“在這里，城和鄉的差異不存在。”11月28日上午，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秦山街道黨委副書記沈曉明指著面前幾排別墅告訴《華夏時報》記者，這里住的全是搬遷過來的村民，而這里的條件不比城市差，有銀行、郵政、超市、理發店以及購物中心。

自從被列為全國農村綜合改革示范試點以來，海鹽以解決“人”的城鎮化為突破口，形成了新型城鎮化的樣本。11月27日，在由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和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聯合主辦的一場研討會上，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辦公室主任王衛星對這種模式贊賞有加。多次到海鹽調研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也告訴記者，海鹽的“就地城鎮化”實踐，為探索“人本城鎮化”道路提供了借鑒。

海鹽模式

“海鹽縣走出了一條不同于異地城鎮化的道路，試圖在縣域范圍內最大可能地解決人的城鎮化問題，破解城鄉二元結構。”11月27日，海鹽縣縣長章劍向本報記者介紹，目前全縣已有95個行政村(社區)實行了股份制改革，占比達到90%以上。

在章劍看來，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形成合理的城鎮體系和人口布局，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的城鎮化。“這里的農民與市民一樣，毫無顧慮地自主選擇就業和生活方式。想種地的可以成為新型職業農民，想打工的可以進入工業園區，亦工亦農的農民可以‘兼業’。”章劍說，在海鹽，外來打工的不叫農民工，也被納入新市民，享受同等待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郭洪海博士明確告訴記者：“當前，很多地方搞的都是異地城鎮化，認為城鎮化就是讓農民進城市，離土又離鄉，土地換社保。”黨國英認為，就地城鎮化意味著人口在本地的聚集，公共服務向中心鎮、村延伸，讓農民在當地過上現代化生活。

黨國英還表示，新型城鎮化與傳統城鎮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注重保護農民利益，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海鹽縣縣委書記沈曉紅則透露，海鹽縣早在2009年就建立了現代農村產權制度和城鄉一體化產權流通市場，以解除農民進城的后顧之憂，同時增加其財產性收入。

本報記者隨后在海鹽土地交易服務中心墻上的大屏幕看見，全縣各鄉鎮匯集起來的土地流轉信息來回滾動著，各類涉農土地信息多達上百條。“現在土地流轉供不應求，只要流出來就有人要。”該中心一工作人員證實。

“除此，海鹽縣還通過社保全覆蓋、成立勞務專業合作社等措施，強化農民財產收入。”據浙江省農業農村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邵峰介紹，海鹽縣還建立了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體系，包括先進的城市基礎設施，是真正建設新農村，而不是城市的后花園。

事實證明，海鹽很快嘗到了就地城鎮化改革的甜頭，最新數據表明，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收入差距縮小至1.98∶1，幾乎與城市一樣。

城鎮化路徑

海鹽縣的就地城鎮化涉及三大領域：農民權益城鎮化、就業方式城鎮化、公共服務城鎮化。

為此，該縣完成了“三步走”，即確權、賦能、同待遇。據介紹，海鹽縣正在打造“全域城鎮化”，即通過“確權、賦能、同待遇”，營造農民城鎮化的基礎條件；同時，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實現農民抱團致富入城鎮。

至于如何保障海鹽農民進城后的生活，海鹽縣土地流轉中心負責人張志炎給記者的答案是“建立現代農村產權制度和城鄉一體化產權流通市場”。

據他介紹，海鹽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探索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兩大工作都已開展。“改革讓農民的承包地可以流轉，集體經濟的資產量化折股后，農民可以帶著股份走。”張志炎說，這兩大舉措讓農民手中的“死資產”變為“活資本”，進城有保障。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上述“兩權”變“四權”。海鹽縣規定，在農民已有的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基礎上，又增加了集體資產股份收益權和農村房屋所有權。

“通過資產量化折股，把原來虛擬的共同所有改為實在的人人有份，股隨人走，讓農民能持續享受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成果。”當地一位村民介紹，以前就怕進了城，集體資產沒了份，現在心里就踏實了。

如何切實保護農民利益，至關重要。據張志炎介紹，海鹽縣的做法是將村集體經濟組織改制為社區股份制經濟組織，使村集體組織成為市場主體。

此外，海鹽還確立“第一書記”制度，為農民進城提供組織保障。

“‘第一書記’要通過村(社區)現場辦公會、專題協調會、蹲點調研等多種形式，推進所在村各項工作的落實。”沈曉紅說。從2012年起，海鹽縣建立了“第一書記”工作制度，選調科局級以上領導干部兼任重點扶持村(社區)黨組織“第一書記”，由縣財政給予專項扶持資金。

在調研中，黨國英認為，海鹽縣的就地城鎮化化解了“異地城鎮化”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比如留守人群問題、農村土地資源浪費等，且通過公共服務的延伸，縮小了城鄉差距，讓農民與市民一樣，沒有顧慮。

困惑

在發展就地城鎮化的過程中，“海鹽樣本”仍然存在很多現實難題。

本報記者在海鹽采訪期間，一些農民反映，對于土地確權登記，目前法律上對農村集體土地權利的限制較多。“干什么，不該干什么，還不明確。”一位不愿具名的農民舉例，如果土地租給企業搞工業項目，就違反政策，按規定只能和涉農的項目相關。

在上述會議，也有參會專家對此表示憂慮。“不少地區通常留一部分資金作為集體股，用以籌措本村的養老、計生、撫恤等經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郁建興認為，集體股存在一定的風險，其產權不清晰。

本報記者走訪還獲知，改革后成立的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制企業，一般從事的都是村內廠房、門面租賃業務，但利潤較薄。農民擔心，企業工商登記后必須納稅，會攤薄分紅收益。還有一些農民雖然進了城，但身份還是農村人，城鎮化率看似上來了，但群眾的幸福指數卻降低了。

除以上風險外，一些地區還有其他值得警惕的問題。

出席此次會議的全國人大農委會綜合處副處長王春來說，至今，中國的社會資本進入農村的比例仍然太小，很多小城鎮建設資金捉襟見肘，影響發展速度。“很多地區片面追求建設規模和速度，城鎮框架拉得過大，財力不足。”王春來對記者表示。

城鎮化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牽涉方方面面。

“過去十多年，農民進城打工以及由此引出的‘異地城鎮化’問題困擾著各地的城市管理者。” 郁建興告訴記者，這會導致一系列諸如留守人群、農村土地資源浪費、農民工進城無房住、農村房子無人住等問題，考驗著中國新一輪城鎮化邁進的步伐。

“這是一項系統工程，今后還需要去做很多工作。”沈曉紅表示，與那些片面追求城市規模，大廣場、寬馬路，將城鎮化異化為房地產化，海鹽的模式有著本質的不同。

眼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強調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但如何操作至今還不明朗，發改委牽頭制定的新型城鎮化規劃也未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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