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土豪駕直升機捉小偷 胡潤都算不出富裕程度

2013年12月05日 13:18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林春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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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新世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梁志斌，被視為低調莞商中的“低調分子”。他身穿一件極為寬松稍有皺褶的黑色西服，用的通訊工具則是一部陳舊的銀白色三星翻蓋手機，他也有iPad，但他的手指并不自在。當試圖與他交換名片時，他說：“我沒有，還是給你寫在本子上吧。” ]

有如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低俗小說》劇情一般，不管從哪個角度看，東莞也是一座劇情跌宕起伏的城市。

當農民工進城將東莞作為首選之地，當地的“土豪”卻已駕駛著直升機捉小偷；伴隨著漫天飛舞的負面新聞，東莞的各種不雅綽號傳遍了全國；而當它的單位能耗和環境污染全國有名時，它卻生產著美國40%的運動鞋。

然而，情況又不止如此。東莞又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財富之城。

“瑪莎拉蒂開業3個月就賣掉了60輛，賓利6個月銷量高達28輛，法拉利僅不到半年即完成了全年的銷量任務。”今年8月，當地媒體這樣描述道。

東莞瑪莎法利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一名銷售經理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他們的客戶很大一部分來自當地的私營老板。“這些穿著與農民工一模一樣到處走來走去的人，熱衷于這樣時尚的座駕。”

而據本報此前對全國500萬～1000萬人口城市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統計，2012年，人口接近830萬人的東莞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高達42944元，位居同等規模城市首席。

五光十色的背后，東莞又有著什么樣的財富臉譜？本報記者試圖尋找它的答案。

致富之路

時間退回至改革開放前，人們會看到，東莞這個當時鮮為人知的小城鎮，南北形成兩個極端，北部是擁有發達的河道和便利交通的魚米之鄉，但與深圳接壤的南部卻是貧瘠的山區，為了改變貧困的生活，許多人鋌而走險南渡香港。

但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東莞發生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越來越多的人們發現，曾經荒廢的土地可以帶來難以估量的經濟價值，在土地財政時代到來之前，東莞數百個村莊的農民已蓋起了一個個火柴盒似的工廠。

東莞厚街一位年逾70歲的老人陳生向本報記者回憶說，和許多當地村民一樣，他當時蓋了2個廠房，面積加起來將近一個籃球場大。“我當時看到了希望。”“我意識到生活將會因此而改變。”

如今，陳生等人已因“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企業模式改變了他們的生活。這種模式，即通過香港、臺灣地區的企業輸出材料、資本和設備，東莞則提供廠房和人力來完成，因其本質上屬于“加工車間”，大部分并不具有法人資格。

公開數據顯示，在東莞目前1萬多家加工貿易企業中，港臺企業接近1萬家。但該市來料加工企業仍有6700多家，這些企業的主要收入來源于加工產品換取的加工費。

一個沒有法人資格的“加工車間”顯然無法給當地提供足夠的稅收。“工繳費是發跡的秘密之一。”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對本報記者說，改革開放的初期，這對東莞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工繳費，即加工貿易企業向地方政府繳納的加工費，由于其并非稅收，而是政府收費，可以全額由鎮政府擁有，而鎮政府擁有這筆財富，又會把工繳費的一部分投入到基建設施建設和酒店等服務設施的建設上，從而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財富循環。

東莞當地一位觀察人士指出，上述6700多家“三來一補”的加工企業，由于沒有法人資格，不能在外匯管理局備案，也就無法直接進行進出口交易，因此它們必須掛靠在某家進出口公司出口。而出口換回的加工費以美元計算，企業要獲得這些資金，務必將這些資金劃入銀行，發到企業所掛靠的進出口公司名下，之后通過銀行換成人民幣才能轉取。

東莞的做法是，只要企業賺取的加工費匯入銀行，那么其中20%左右將會被直接劃入到當地村、鎮名下。等企業拿到錢的時候，它已經交了費了。雖然這種收費模式有些奇怪，但這卻是當地鎮、村與企業之間存在長達三代人的默契。

當地媒體報道稱，一家“三來一補”企業的加工費便是這個企業的全部收入，20%是個極其龐大的數字，這使得工繳費占據了東莞32個鎮以及所有村、組收入的三分之一還多，有的地方甚至超過了八成。

而如今，走在東莞任何一個鎮街的街頭，在各種流行音樂的帶動下，每個鎮街都在向人們展現著它的“現代化”。一幢幢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樓、不時呼嘯而去的高級跑車，以及各種燈紅酒綠的高級賓館，都會讓你難以與30年前相比。

曾兩次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專欄作家紀思道說，他第一次到東莞是1987年，“那時候，這里還只是一片小平房”。但時隔多年以后，他于2007年再次來到東莞，紀思道指著當時下榻的一家賓館說，這樣的變化、這樣的速度讓他吃驚。

對于東莞的富裕之道，林江總結說，一是靠租金；二是靠土地升值；三是靠做數百萬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意而得到的財富。“東莞走向富裕，靠的是本地人的精明、務實和勤勞，但如果沒有上述的三種致富渠道，東莞人擁有再多的這種美德也無濟于事。”

低調的“土豪”

2010年7月的一天，東莞本地富豪劉伯權路遇兩個歹徒正在搶奪路人挎包，他開著保時捷轎車一路狂追3公里，而為抓住另一個搶匪，他動用了自己的直升機又與之周旋了20分鐘，而當后者被迫跳進水塘，他又拉來了自己的汽艇，與公安、特警等警力一起將搶匪抓上岸邊。

很多人在看到當時瘋傳的視頻后，不以為然地說，這位富豪如此之高調，以至于不惜動用“海陸空”的方式向世人炫耀自己是如何的腰纏萬貫，但據本報記者了解，炫耀不是東莞本地富人的習性，相反，低調才是。

就像那些穿著大褲衩和人字拖四處亂逛的老板，卻能一擲千金拿下60輛瑪莎拉蒂那樣，東莞“土豪”低調神秘。

在2012年的首屆世界莞商大會上，頭頂眾多頭銜的梁志斌被視為低調莞商中的“低調分子”，坐在他身邊，本報記者注意到，他身穿一件極為寬松稍有皺褶的黑色西服，用的通訊工具則是一部陳舊的銀白色三星翻蓋手機，當然，他也有iPad，但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他的手指并不自在。

今年尚不滿50歲的梁志斌，是東莞新世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在東莞，他開發的房產代表著一種高檔的居住文化，是當地人向往的居住品牌，同時，他還是CBA廣東新世紀俱樂部老板。在本報記者試圖與他交換名片時，他說：“我沒有，還是給你寫在本子上吧。”

世界莞商大會上，東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梁國英說，東莞改革開放30多年來，莞商足跡遍布全國，甚至延伸到全球，但是相比其他商幫，過去莞商習慣于沉默低調的姿態。東莞市政府希望，在全球競爭加劇的經濟形勢下，這些低調的莞商不妨高調一些，以幫助東莞渡過難關。

沒有人知道東莞的富豪究竟富到何種程度。被視為在打探私人財富方面幾乎無所不能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胡潤，在東莞富豪面前，他曾說，只有一個地方的人，他從來算不出來他們有多少錢，那就是東莞人。

東莞“土豪”之所以低調，林江則有他的解釋，東莞富人養成低調的習性，與其“灰色面目”有關。

同時擔任東莞市特約研究員的林江用工繳費的例子說，工繳費說不清也道不明，市政府明知道鎮政府擁有這筆工繳費的財富，但是卻裝著不知道，而潛臺詞就是你不要動不動就伸手向市政府要錢，所以市財政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之內并不需要支付一些富裕鎮街的教育、醫療等項目的支出。

全國難模仿背后

中國一些城市曾模仿東莞模式，但更多的都是以失敗告終。早在2004年，《紐約時報》便援引威斯康星大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舉例說，溫州也試圖通過創建研發基地和制造中心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但明顯力不從心。

魏教授說，由于溫州并不靠近中國重要的商業中心長江三角洲，很多商業發展機會通常被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搶占。為了爭取更多的商業機會，像溫州這樣的地方政府只好不斷轉讓土地使用權，修建規模更大的工業園區。但無節制的開發意味著對國家整體需求、重復建設和浪費毫無考慮。

和其他資源型、外資引進型、大企業型等模式的城市不同，林江說，作為一個外資引進型的城市，東莞引進外資的方式靠的是“殖民主義模式”，即只有土地屬于東莞，其他的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資本、管理、技術都是來自外地，這樣類型的一個城市，在全國找不到第二個。

這也形成了東莞的產業特色。即東莞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經濟快速發展，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只是通過提供土地，并與企業家一起“坐在一起”聘請工人，加上訂單也是來自于外國市場，接著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這樣的產業特色，表面看上去是典型的市場經濟，因為訂單來源于歐美市場，其生產完全要按照市場訂單來進行，短期內經濟快速發展，租金也快速上升。

但上述產業特色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訂單哪一天停止了或者收縮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會在東莞顯現。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便表現得淋漓盡致——訂單大幅下滑。企業大量倒閉，2009年第一季度GDP出現負增長。

東莞還是一個有著新舊莞人區分的城市。據本報記者了解，這里居民分為兩類人，一是老莞人，二是新莞人。老莞人有開著千萬元豪車滿街跑的，也有依舊住在30年前的房子里的。至于新莞人，一部分生活得不錯，同時，另一部分依然在苦苦奮斗，而由于缺少對東莞的歸屬感，導致他們的流動性非常大。

據林江觀察，與周邊深圳等城市相比，東莞民眾的貧富分化比較厲害，東莞有錢的人也很多，但是這些富人對東莞內需的貢獻不大，相當一部分人已經移民到海外去了，未來東莞的產業和經濟發展前景并不樂觀。

東莞的特殊性在于加工制造業是東莞經濟的主體，而由于加工制造業必須轉型才能給東莞經濟帶來希望，所以東莞市政府一直希望其轉型，這也是最近幾年最多的提法。

而本報記者在東莞采訪時，當地人說，他們的土地幾乎已經用到了最大的限度。林江則指出，如今，東莞七成以上的土地已經城市化或工業化，30年前那些貧瘠的山區，因有大量土地變身廠房，而成為東莞最富饒的地區。但現在，這樣的資源幾近枯竭。

“東莞地方小，自身資源又有限。”世界莞商大會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莞商對本報記者表示，由“洗腳上田”發展起來的東莞，一些傳統的發展模式正遇到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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