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現水危機困局：30多座縣級以上城市缺水

2013年12月10日 08:58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作者：劉伊曼

人參與條評論

調水之問

如果南水北調西線上馬，生態影響暫且不論，經濟成本之巨將遠超中線工程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伊曼| 陜西報道

多位陜西省水利廳的官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現在陜北的可供水資源總量已經沒有什么余量，如果沒有大的水利工程上馬，比如說北面的幾個引黃工程，乃至于遠期的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發改委新批路條的和各地規劃要建的這些能源化工項目就沒有保障。

但是，國家發改委的一位官員對本刊記者說，這種“倒逼”的做法并不理性，如果南水北調西線上馬，生態影響暫且不論，經濟成本之巨將遠超南水北調的中線工程。“那個水他們根本就用不起。”他也并不認可國家發改委在產業宏觀調控上存在責任的說法。

這名官員向本刊記者介紹，煤化工的審批權限并沒有下放，在今年以前，批的項目也并不多，今年“開閘”放行了十多個項目之后，已經引來輿論一片嘩然，但這些項目比起各地未批先建的項目總量而言，依然是少數。

之所以“倒逼”，緣于地方發展的意愿太迫切。在生態補償問題沒有解決、水權概念也沒有在市場化的語境中討論清楚的大環境下，地方自然會“自己為自己負責”，沒有條件創造條件地去解決困難。

沒有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

在中國的水利工程史上，陜西省不止一次承擔著付出者和犧牲者的角色。

上世紀50年代，當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上馬以后，陜西八百里秦川就成了這一“無準備之仗”的犧牲品。渭河淤積，大水大災小水小災，生態惡化，土地鹽堿化……渭河平原千里沃野逐漸貧瘠。

陜西省水利廳總工辦主任程子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三門峽存廢之爭上，陜西省的一位領導甚至提出過：由陜西省出錢，來養著三門峽水電站的人，放空運行一年試試看，河道淤積問題能不能緩解。

但是，這個類似于“叫板”的提議并沒有得到水利部的回應。

1987年，因為黃河水量明顯不足，國家出臺了“87分水方案”，給黃河流域各個省劃定用水限額，對黃河水量進行指標管理。程子勇說，因為當時包括陜西在內的上游省份相對貧窮，用水很少，所以分給他們的水量也很少。分水的比重是偏向于下游省市的。

從1987年到現在，中國的社會、經濟、人口等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個方案顯然已經過時，也有失公平。“現在下游有南水北調東線中線，相當于給下游補的水量已經很大了。在這種情況下，黃河的水量應該重新分配才合理。”程子勇說。

黃河水利委員會一位工程師告訴本刊記者，一直沿用至今的“87分水方案”沒有再重新調整，一方面是因為黃河水的總量在減少；另一方面，各地的用水需求還在增加，這是一個很難協調的大動作，矛盾也似乎還沒有激烈到把這個問題提上日程。

從權利義務對等的角度看，陜西也是“吃虧”的一方。從行政區劃上看，陜西并不是不產水，漢江的陜西出境水量是280億立方米/年，嘉陵江源頭也在陜西省境內，而這些水，陜西都沒有用，只有為下游保護的義務。

簡單地說，“老實”的陜西長期以來處于這樣的境地---奉獻寶貴的煤炭資源，奉獻寶貴的水資源，自己卻發展滯后。

在這樣的情況下，水利部、黃河委同意了陜西省的引漢濟渭工程，一期、二期一共引水15億立方米/年，用以保障關中城市群的發展。但是前提條件是：調水不能影響到南水北調中線工程。

尷尬的引漢濟渭

引漢濟渭工程規劃在漢江干流修建黃金峽水利樞紐，及漢江支流子午河興建三河口水庫，作為水源，由黃金峽泵站自黃金峽水利樞紐提水，通過黃三隧洞輸水至三河口水利樞紐，然后通過秦嶺隧洞直接自流輸水自黑河金盆水庫下游黃池溝。由“二庫一站二洞”五部分組成。計劃施工總工期為11年，水庫淹沒土地3.66萬畝，移民人口5640人，總投資153.3億元。

“雖然陜西人吃虧很多，但是引漢濟渭工程從一開始就很尷尬。”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水資源保護局前任局長翁立達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盡管修編后的長江流域規劃已經將引漢濟渭一期的10億立方米和二期的5億立方米都列入了進去，但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南水北調中線已經很困窘，丹江口已經沒有那么多的水來保障南水北調中線的二期了。所以，今后陜西就不是跟湖北爭水的問題，而是要跟北京天津PK的問題……”

據翁立達介紹，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從漢江的丹江口取水，一期調水95億立方，二期計劃調水40億立方。在設計的時候，是按照1956年到1979年的水文資料來計算的，當時的漢江來水量是380億方水。而現在，漢江上游來水明顯減少，只有320億方左右，甚至有些年份300億立方米都不到。光是一期工程就已經調走河道里差不多1/3的水，影響已經非常巨大，再難以承載南水北調中線二期工程。如果上游的引漢濟渭再調走15億立方的水量，對漢江流域而言，負擔已經過于沉重。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雖然水利部同意了引漢濟渭工程列入規劃，但卻有所保留。提出的要求近乎“苛刻”：漢江枯水期不能調水。可是，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每年的豐枯時間基本一致，洪水基本都是集中在七八九三個月。也就是說，南方沒水的時候北方也沒水，需要調水的時候不能調水。

除此之外，引漢濟渭工程可能帶來的巨大的環境影響也引發了爭議。尤其是穿越秦嶺的隧道，對秦嶺及其水資源的影響不可忽略。

然而，發展對水的需求是如此的迫切，在一系列論證尚未完成，環評審批也沒有進展的情況下，秦嶺隧洞就已經于2009年8月開始施工。按照計劃，2020年就要通水，2030年工程全部完成。

在前期已投入20多億元之后，2013年1月，環保部一紙行政處罰決定書叫停了工程，并以“未批先建”為由，罰款20萬元。項目方停下來按照程序繼續推進各項審批議程，但迄今沒有實質性進展。

南水北調西線：被倒逼的“大餅”

按照陜西省副省長祝列克的說法，即便是付出極大代價的引漢濟渭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也不足以解開陜西省發展的水瓶頸。

所有長遠發展的訴求，最終都指向圖紙上的南水北調西線工程。

國家發改委一位價格專家給《瞭望東方周刊》算了一筆賬：2003年，最早計算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成本價格是1噸水3.87元，當時的計劃投資總額是870個億。而這個計劃投資和實際建設需求相比，低得太多了。

“等到2004年前后我們再討論的時候，就變成了1200億，2007年變成了2500億，2010年時候，我們估算過，就接近3500個億了。”

最初設計的征地補償方案，河南省境內，占農民的地是按照農作物一年純收入的6倍來補償。一畝地當時一年純收益就給算100塊錢，也就是一畝地才600塊錢。現在這個價格根本不可能征得下來。

所以，最后核完，現在的總投資大概是原來870億元的五六倍。

他告訴本刊記者：“一噸水從丹江口到北京后，剩下不到半噸了，加上征地費，水資源費，最后實際一噸水的成本價至少在30元左右。而這還是丹江口有水可調的前提下。至于西線，我們就沒舍得算，因為工程造價的成本會比中線高太多，比如說，光是要把通天河和黃河上游打通，就不是個簡單的事。至少是數倍于中線的價格。”

環境影響和代價尚且不論，最后這個成本價由誰來出，調來的水分配給誰用，均是很現實的問題。比如說，榆林市一家年耗水2500萬噸的煤化工企業，即便是用中線30元一方的水，一年的水價成本也在7.5億元左右。

翁立達告訴本刊記者，跨流域調水整體說來會造成很大的生態影響，但是如果非要調水的話，從下游調水比從中游調好，從中游調水比從上游調好。錢正英、郭樹言等人，比較支持小江調水方案。具體的做法是從長江中游的三峽水庫調水，經秦嶺，進渭河。“一方面，可以解決三門峽的歷史遺留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部分替代西線調水。”

用小江調水替代西線方案，尚未得到黃河中上游各地方的認可。陜西省的幾位官員就告訴本刊記者，小江調的水對陜西而言并不好用；從取水的便利程度而言，還是希望西線工程能夠上馬。

破解之問

--- 專訪陜西省副省長祝列克

“發展還是要的，但這種發展要建立在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的基礎上”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伊曼| 陜西報道

當《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向分管水利的陜西省副省長祝列克詢問：陜西省的能源化工布局和城市的擴張，是不是已經與“以水定產”“以水定發展”的原則相沖突時，他的回答是：“現在是有這方面的問題。”

他告訴本刊記者，經濟發展有一些自己的規律，也不能人為地不讓這個地方發展，讓那個地方發展。城市化的擴張趨勢誰也扭轉不了。對陜西省而言，沒有辦法停下來討論，必須在前進中優化。

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包括陜西省在內的煤炭產地為發達地區輸出了大量廉價的煤炭資源，但自己的工業并沒有很好地發展起來。近年來，要扭轉這種“吃虧”的局面，要將資源優勢留在本地的意愿非常強烈地呈現在黃河中上游幾乎所有地方的招商引資政策中。

要發展煤化工等耗水產業，水又是瓶頸，那要如何化解矛盾呢？

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

2013年5月27日，陜西省政府發布2013年第23號文件，向各市、縣、區政府及工作部門、直屬機構發布“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實施意見”，旨在確立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紅線。到2030年，全省總用水量控制在125.51億立方米以內。同時，確立用水效率控制紅線和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

為了保障“三條紅線”，陜西省計劃建立水資源管理責任和考核制度，將水資源開發、利用、節約和保護的主要指標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列入省委省政府年度目標責任考核之中。

2013年9月23日，針對《實施意見》，陜西省政府辦公廳又出臺了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考核辦法，并公開發布。

2013年10月14日，祝列克在陜西省水資源大會上鄭重宣布：“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守住底線，嚴格紅線，管好，用好，保護好珍貴的水資源，已成為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任務。”

他介紹說，陜西省水資源總量423億立方米，人均和耕地畝均水資源量僅占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還有不少群眾受困于水，尤其近兩年“貧水癥”有蔓延的趨勢，出現了夏伏旱和嚴重的三季連旱。水污染嚴重，全省每年排入河道的廢污水超過10億噸，1/3以上的河段水質處于四等以下，關中和陜北的一些地區，幾乎到了有河皆污的地步，部分地區地下水也不達標。讓群眾用上干凈水、放心水，成了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水資源的管理也不科學，在水資源先天不足的情況下，部分地方依然存在用水方式粗放、效率不高、用水浪費等現象，加劇了缺水形勢，部分地區因無可供水量，影響了重大項目落地，甚至出現“爭搶水權”的情況，水資源管理形勢異常嚴峻。

南水北調西線該不該上

陜西省經濟占比較大的關中和陜北地區，人均水資源量分別為國際最低需求線的30%和70%，且開發利用潛力僅有10億立方米，即使到2020年實現大幅度節水和提高用水效率的前提下，還是難以支撐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祝列克說，即使省內南水北調(引紅濟石、引漢濟渭、引乾入石)工程建成后，也仍然不能支撐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用水需求。只有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進一步加大水資源節約保護力度，加快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才能破解水資源的瓶頸制約，以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祝列克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發展還是要的，但這種發展要建立在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的基礎上。”

他解釋說，陜西省萬元GDP的用水效率排在第十位，工業萬元GDP用水效率排在第七位，還有節水的空間。產業方面，也確實在爭取轉型。一個是產業結構上，向電子這類高新產業轉；而另一方面，“作為發展重頭的煤化工，耗水量確實非常大，那么，還有一些富余的水量，正在考慮怎么樣更好地調配”。

“目前我們的水量有一定的問題，正在想辦法。很多項目說是要建，但是都還在論證階段。”祝列克說。

當紅線管理、節水、省內調水、配置等所有手段都用盡的時候，陜西之水是不是就能滿足發展需要了呢？

包括祝列克在內的多位陜西省官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長遠看，依然不夠，所以站在本省立場上，他們還是希望能夠上南水北調西線工程。

祝列克說，包括大西線、小江調水等具體方案都還在爭論。“我覺得應該要考慮，畢竟這里國土面積這么大，是能源資源的主要富集區。這些地方如果水資源不進行調配，只是原煤再往華北調，那華北、北京的霧霾天氣會更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