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重拾單邊戰略中日進入東亞貨幣競爭階段

2013年12月16日 09:34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人參與條評論

[中日貨幣競爭，將是一種“金融資源輸出型”的競爭。東盟國家將受益于這種競爭，這也是東盟各國欣然接受日本與其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內因]

在12月13~15日于東京召開的日本與東盟特別首腦會議前，日本正式將貨幣與金融議題納入日本與東盟關系。這基本結束了2010年東亞安全局勢惡化以來，在東亞合作機制上僅存的最后的貨幣金融領域合作。這不僅昭示著東亞一體化進程正式中斷，也將開啟東亞層面中日貨幣金融競爭新格局。

日本重拾金融單邊路線

在日本與東盟特別首腦會議前的12日，日本央行與印尼央行簽署第三個貨幣互換協定，將互換額度從以往的120億美元增至227.6億美元，協定中還新加入危機預防機制，以應對潛在或實際流動性需要。日本還將與菲律賓貨幣互換規模從60億美元增至120億美元。

此外，日本將重啟一個已在兩年前到期的、與新加坡之間的30億美元互換協議。日本還宣布重啟與泰國、馬來西亞的貨幣互換協議。

日本與東盟國家之間的貨幣互換機制，是作為嚴重市場波動期間的安全網存在的，以幫助各國政府應對國際資本的流出。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日益臨近，印尼等東亞新興經濟體受到嚴重沖擊，各國有動力構建貨幣互換等流動性支撐機制。

遍覽日本戰后經濟起飛之后的金融戰略，總體分為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日元國際化單兵戰略，和1998年以亞洲貨幣基金呼吁為開始，以新宮澤構想、清邁合作倡議為代表的東亞貨幣金融合作戰略。尤其是在2003年之后，日本在戰略上已基本將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置于日元國際化之上。

但隨著日本此次與東盟主要國家印尼、菲律賓擴容雙邊貨幣互換，并重啟與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的雙邊貨幣互換，意味著日本正式拋棄了2008年加速的清邁貨幣互換協議多邊化進程，拋棄了東亞外匯儲備庫建設的地區合作機制，而重歸到貨幣金融單邊路線。

東亞外匯儲備庫合作機制擱淺

這標志著東亞地區貨幣金融合作，正式迎來新的轉折點。東亞地區貨幣金融合作的一開始，是以多個雙邊進程為基礎，后來一步步推動“雙邊多邊化”，此次日本從多邊回歸雙邊，標志著地區合作機制的轉折。

2000年5月，在日本主導下，10+3財長會議達成了“清邁貨幣互換協定”，該協定在形式上是雙邊關系。之后各國一直致力于推動清邁協議“多邊化進程”。

這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取得轉折性進展，東亞外匯儲備庫機制在2008年正式建立，規模800億美元。2009年擴容至1200億美元。2010年，“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的雛形“10+3”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SEAN+3MacroeconomicResearchOffice，AMRO)正式成立，本來日本和東亞各國還有意將AMRO進一步推動升格為區域性國際組織。

隨著美國2010年宣布重返東亞，以及一系列地區安全議題的發生，東亞一體化進程在2010年進入轉折期。但實際上，貨幣金融合作一直是東亞合作最后一塊兒“保留陣地”，2012年5月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10+3”財長會議，還繼續將東亞外匯儲備庫規模從1200億美元增加一倍擴容到2400億美元，并將東亞主導的與IMF貸款條件脫鉤的比例從20%提高到30%。

實際上對于東亞貨幣金融區域合作，美國是一股離心力，2008年，東亞地區的韓國央行、新加坡央行與美聯儲達成貨幣互換協議，通過與美聯儲的合作，而不是東亞區域金融合作機制得到流動性支持，這本身削弱了東亞區域金融合作的凝聚力。現在，日本成為第二股離心力。

當然，日本重拾了單邊戰略，但東亞外匯儲備庫的多邊地區合作機制仍然存在并有效。觀察日本未來對待該儲備庫的態度，將檢驗日本是否進一步從多邊戰略回歸單邊戰略。

中國同樣是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進程的主要力推者。隨著日本從多邊東亞合作戰略，重回單邊推進日元國際化戰略，中國也要重新思考未來的東亞貨幣金融格局。

中日進入東亞貨幣競爭階段

在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進程中，就一直有中日雙中心的競爭。雙中心如果合作，東亞地區就是合作態勢，雙中心如果競爭，東亞地區就是競爭態勢。

以東亞外匯儲備庫機制的建設為例，中日在儲備庫中均為32%的出資比例（中國部分包含中國香港）。AMRO第一任主任的人選任命也體現了這一點，該崗位一屆三年，但為了平衡中日雙方，中方擔任該崗位第一屆的第一年，日本擔任該崗位第一屆的第二、三年。但這種競爭總算是在合作框架下的競爭。

而隨著日本從多邊戰略重歸單邊戰略，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中日在東亞貨幣金融格局上的競爭開始。

這種競爭的對象，是人民幣與日元最終區域化或國際化前進的“貨幣域”的擴張，東盟地區一直都被認為既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方向，也一直是日元國際化的主要方向。

在這種思路下，中日貨幣競爭，將是一種“金融資源輸出型”的競爭。東盟國家將受益于這種競爭，這也是東盟各國欣然接受日本與其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內因。

2013年9月之前，市場預期美聯儲退出QE政策，這曾引發了國際資本流動性從新興市場總體流出的態勢，東盟地區的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國都受到沖擊。隨著美聯儲退出QE政策趨勢進一步確認，東盟地區在2014年將繼續面臨這一沖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日這兩個地區外匯儲備大國，都將有動力為東盟地區提供流動性支持，構建地區金融穩定機制。

不過，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中國官方外匯儲備規模高于日本，但日本在這一方面仍然具有客觀優勢，需要中國充分認識。

第一，中國屬于新興市場經濟體，隨著經濟增長進一步下滑和金融層面的高匯率、高債務、高地產價格風險加劇，中國同樣有可能面臨國際資本外流，而日本目前總體經濟金融態勢較好。

第二，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弱于日本，如果中、日雙方均和某一個東盟國家實際發生貨幣互換，該國可以將日元在國際市場賣出換得美元，以應對美元國際流動性需求，而由于人民幣的國際市場弱小和不可兌換性，該國得到的人民幣只能用于替代與中國的貿易付匯，不具備應對國際美元流動性的能力。

第三，10月31日，日本成功加入了美聯儲所構建的美、歐、日、英、加、瑞六經濟體的長期貨幣互換網絡，這意味著日本央行將能夠得到美聯儲的美元支撐，而中國央行不具備這一點。

中日在東亞貨幣金融層面的競爭，未來還將包含匯率制度、金融制度等其他更多層面的競爭。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強認識，并為這種競爭做好準備。甚至為此要重新思考人民幣與美元、中國與美國的貨幣金融關系。

充分認識“貨幣政治”與“金融權力”

充分認識貨幣金融與外交政治的關系，是另一個啟示。日本此次在日本與東盟特別首腦會議前啟動雙邊貨幣互換進程，是在貨幣金融上為東盟各國“送禮”，并試圖換得東盟各國在外交政治上與日本的合作。也就是說，貨幣金融已成為日本的國際權力工具。一名日本高級政府官員在上周五直言不諱，擴大這些貨幣互換協議的決定有其“外交因素”。

這是貨幣政治、金融權力的具體體現。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體系中，美國擁有最不對稱的、絕對的國際貨幣金融權力。這種貨幣金融權力的一端，是美聯儲貨幣互換網絡體系，實質是一種“貨幣同盟”；貨幣金融權力的另一端，是美國發動金融制裁的國家，比如伊朗、朝鮮以及過去的伊拉克、利比亞等。

擁有國際貨幣的國家都擁有一定的國際貨幣金融權力。日本這一實力實際上并不大，但其卻在不斷嘗試使用這一權力工具。

2012年，韓國總統登上獨島后，日韓關系惡化，日本政府公開表示把中斷日韓貨幣互換協議作為報復手段。結果日韓部分貨幣互換協議在2012年9月到期后自動廢除，700億美元互換額度縮減到2008年危機前的130億美元。2013年7月，日韓雙方30億美元互換協議終止，至此雙邊互換規模清零。僅剩在東亞外匯儲備庫合作機制中的100億美元。

2012、2013年，日本在外交、能源、貿易、投資等多方面加強與印度的戰略合作，貨幣金融也隨之推進。2012年日印簽訂150億美元貨幣互換協議，2013年9月增加到500億美元。在美聯儲QE退出背景下，印度迫切需要國際流動性支持，日本投其所好。

目前，人民幣也在全球范圍內推進貨幣互換體系的建設，推動各種形式的人民幣國際化。可以說，貨幣國際化是貨幣權力的基礎，人民幣目前微乎的國際化程度，顯然意味著中國還不具備充分的貨幣權力實力。對貨幣權力、貨幣政治的認識，是中國充分認識當今國際體系特征的基本方面。

實際上，部分由于中國貨幣權力實力的微弱，中國應該推動國際話語體系里，貨幣、金融的“去政治化”，為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平等、穩定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