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中國宏觀調控比起西方更復雜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

編者按：近日，在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的安排下，鳳凰財知道與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委員會委員樊綱就中國經濟周期進行了對話。“財知道對話思想界”每周推出一位思想大伽獨家對話，本文為第三期。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為什么要研究經濟周期？

財知道：您是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所長，國民經濟研究所讓人想起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應該是美國最早研究經濟周期的機構，其領導者米切爾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早就是以研究經濟周期著稱的。哈耶克曾和他在紐約共事。哈耶克認為商業周期是央行信用擴張引起的，而其他經濟學家比如凱恩斯認為動物精神引起的。您怎么看經濟周期？

樊綱：我個人一直在研究經濟周期問題，而且最近也越來越強調經濟周期的問題。這確實是經濟學需要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特別是中國經濟。我們搞市場經濟了，經濟周期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了，說明這是有共性的。只要你搞市場經濟了，周期性的波動就會成為一個問題。

最近中國經濟發生的各種問題就是周期性的問題。我們現在處理的產能過剩，債務問題，企業融資困難等等這些問題，就是過去十年當中兩次經濟過熱的后果。我們搞了軟著陸，沒有讓它發生危機式的硬著陸，但是問題是一樣的。就是要防過熱。為什么要防過熱呢？防過熱就是為了防后面的過剩，就是為了防現在經濟低迷。這就是周期要解決的問題。

應該說還有很多成熟的經濟學理論分析周期產生的原因。剛才你說了哈耶克，他是把它歸結為央行的信用擴張。這個我先不說。

最近我們中國的例子充分證明了一點，為什么要有宏觀調控、宏觀政策？因為要反周期、逆周期采取政策。在熱的時候要壓，冷的時候要托，這是經濟學的基本道理。而如果你在熱的時候去推，那問題就嚴重了。最近的事情使我們再次認識到，任何時候，包括你說的擴張也好，刺激政策也好，只有在冷的時候才能做；已經到了上升周期的時候，經濟已經朝上走的時候或者一個市場在朝上走的時候，政府可千萬不能再去點一把火，再助一把力，再吹個牛，再說個大話，那是成問題的，很危險。就可能推波助瀾，違背了宏觀經濟理論，違背了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這是宏觀經濟理論基本思想。

從剛才舉的20年代那些事情，你回過頭來想想馬克思，馬克思之后的維克賽爾，馬克思之前的那些經濟學家，不都是在研究經濟周期嗎？都在研究為什么會發生危機？為什么這么多生產力過剩？為什么會出現簫條？為什么會出現大失業？是因為前面有過熱，是因為前面有了投資的瘋狂，是因為前面有了過度的投資和過度的擴張。

所以這個問題是在市場經濟有了以后就一直存在的。不同階段的經濟學家進行各種理論分析，時政分析，都對這個發展做出了貢獻。一步一步走，到了20年代有了統計學上的國民收入指標上的分析。剛才說的國民經濟研究局那個時候的一個重大貢獻是對國民經濟核算的體系做出了最大改進，從此以后有了現在常用的GDP，國民收入各種分析方法。分析這些也是為了進一步分析經濟的周期，來解決哪些指標體現了經濟周期的變化。我們要觀察哪些指標，然后我們使這些問題可以得到緩解，周期可以熨平，可以少一些、小一些波動。

這些思想，這些理論到今天仍然是起作用的，仍然是有價值的。我們作為一個后起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需要認真思考這些問題。它在某種情況下表現形式不一樣，但問題基本都是一樣的。

發展中國家經濟更容易過熱

財知道：我們發現經濟危機的時候會出現基本上所有行業所有的企業家都犯錯了，它背后肯定有一個原因，有一個東西來讓他過熱了。

樊綱：這回到了經濟學的原始問題，是18世紀大家討論的問題。為什么大家會突然都瘋了去買郁金香花等等，早年大家都在談論這些問題。

這問題提出來就表明我們中國剛剛經歷過幾段但沒經歷過完全完整的經濟危機。中國搞市場經濟已經開始有這種問題了。基本的問題就是，各個部門是互相相關的，這一個部門有上游有下游，這一個產業的發展可能就帶動了整個各個產業的發展。特別是某一個產業的新技術的產生，它的影響可能是方方面面的，一個產業的變化會在所有各個方面產生影響。

歷史上的技術進步也不是所有的行業都技術進步，往往就是一個部門技術進步就導致一次整個經濟的周期。早年最初是郁金香，郁金香是什么呢？生物技術的一次變化，嫁接出現新的顏色；然后鐵路的誕生導致了鐵路周期；航空技術的發展導致了航空周期；50年代化工周期；然后是石油周期；90年代的互聯網周期等等。往往都是一個先進技術在某個行業帶來變化，這個行業變化帶來各個行業變化。

發展中國家更容易很快地產生比較大的過熱，為什么呢？因為它方方面面都缺發展，方方面面都需要發展。所以很多人看到我們缺的東西太多了，各個領域，基礎設施包括鐵路，比起發達國家我們都很缺。你看人家都那么多東西，我們才這么點，大家一下子都投資，很容易產生過熱。這應該說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特殊問題。

但是就發達國家而言，早期發展階段上也是這樣的。只不過他們早期跟我們的差別在于，他們沒有一個比它更發達的經濟體做參照系。英國、歐洲當年就是最發達，它比落后的沒有意義，沒有追趕的那種動機。我們有發達國家，一看人家多么好，人家這個也多那個也多，我們就要追趕，于是這種追趕導致高增長的動機、動力就特別強。所以就往往更容易產生過熱的沖動。

中國宏觀調控比起西方更復雜

財知道：那就是市場本身固有的？

樊綱：本身有它固有的東西。現在大家老把歸結為政府周期。政府有沒有責任？有責任。但是仔細想一想，客觀地說，多數情況下在熱的時候政府是壓的。我們前兩屆政府，90年代也是把泡沫壓下去的，1992年1993年泡沫漲了之后，當時政府一下把它壓下去了。然后2004年到2007年，政府也是壓的，這個不讓干那個不讓干。

現在想想在你心目中的宏觀調控這個概念什么意思？宏觀調控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不讓干這個不讓干那個，就是壓。房地產宏觀調控就是限購，就是壓。多數時間還是壓的，不是說把它拱起來的。

但是中國有個特點，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差別。地方政府相對來講它是不管宏觀的。我們說對宏觀經濟負責，對宏觀數據負責，對通貨膨脹負責的這個政府叫做政府，但這個政府在中國的概念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它對這個問題不負責任，而它又有一定的經濟權力配置一定資源，就會利用這個權力做各種事情。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其實也是認識到的。中國政府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總是在不斷地放放收收，其實也是周期性的變化。熱的時候中央政府很多政策其實都是限制地方政府的各種做法。比如地方融資平臺，為什么有地方融資平臺？因為1993年通過了《預算法》，禁止地方政府借任何錢，因為90年代初那一輪經濟過熱就是因為地方政府借錢借多了，銀行給地方政府亂發錢，結果導致了地方銀行的壞賬，到后來就把它收了。不讓它借錢，就要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資這種沖動。到了2009年，因為世界金融危機搞刺激政策把這件事又放了，結果一下子一年漲了六萬億。這次確實是政府刺激起來的，前段時間老說當年的四萬億，但四萬億是小數，沒多少，就兩年支出，里面真正的赤字又很少。真正的就是地方政府一年六萬億的融資平臺。

在我們這么一個地方政府有配置資源的權力，又不對債務實際負責的特殊的體制下，有特別容易的一種周期。它跟市場周期有點差別，就需要我們分析。我們有不同的制度條件下不同的特殊因素。但是它有它基本的特點，這時候要把地方政府想做一個市場行為主體。這是我們特殊的行為主體，西方沒有這一塊。我們市場上除了投資者、企業、個人之外，還有一個地方政府。因此中央政府在搞宏觀政策、宏觀調控的時候要思考這個問題，要思考這么一個行為主體的作用的問題。

因此嚴格來說，我們宏觀調控其實比起西方一般的市場經濟我們就更復雜一點。

財知道：地方政府主要是因為能從銀行借錢。

樊綱：因為權力。地方政府是政治權力當中的一個環節，又有一定的配置資源的能力。以前控制不讓借錢的，你要制度設計好了，不讓借錢，擴張的余地還是比較小的。變成可以借錢了，那就是另外一種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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