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最大的困境是很容易做批評家

 鳳凰財經訊 9月12日下午，首屆思想中國論壇暨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眾多一流經濟學家到場，就當代經濟學理論及中國的現實問題展開熱烈討論。

在“當代經濟學的困境、挑戰與機遇”分論壇上，林毅夫表示，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最大困境是很容易做批評家。

因為一般理論都是在理想條件之下的，沒有摩擦、沒有干預、沒有信息成本的，這種狀況之下，一個發展中國家必然表現兩點，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有他的落后性，然后發展中國家一定有過去的政策所造成的扭曲性，如果有落后性和扭曲性由理想條件之下的政策來看的話都有成本和后果，這種狀況下很容易批評說因為你沒有符合這些理想的、理論的要求，所以你有這些問題。而且講起來都會頭頭是道，站在道德制高點，但是問題是什么？問題推行的結果普遍的是比原來的結果更糟。

以下為發言實錄：

林毅夫：各位朋友好！首先，我要恭喜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并且很榮幸能夠在首屆思想中國論壇上的第一單元談談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第一單元談的是當代經濟學的困境、挑戰和機遇。我個人想談的更多的是當代經濟學在發展中國家的困境、挑戰和機遇。我們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多原來西方列強的殖民國家或者半殖民國家取得政治上的獨立，開始追求他們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不管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普遍看到發達國家跟興起的政治獨立追求現代化的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差距，普遍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那么先進、那么發達一定有它背后的道理，也就是它有一套理論在那個地方。那么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就是到發達國家去學這些理論，學了以后拿到發展中國家來應用，那就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可以講也就是“西天取經”的這種形態。

在這個過程當中，經濟是基礎。所以經濟學可以講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是選學最熱門的。那么二次大戰到現在，7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看發展中國家這些努力的結果怎么樣？從我們所看到的世界銀行的一個研究，在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從1950年到2008年，只有兩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然后繼續進入高收入，一個是韓國，一個是我們的臺灣。那中國，就是大陸這部分，很有可能到2020年的時候，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

從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產國，去除這8個，只有5個經濟體，日本跟亞洲四小龍。從這種成果來看，也就是說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這200多個經濟體當中至少有180個，經過70年的努力，實際上陷入在中等收入陷井或者低收入陷井。跟自己過去比還都有一些進步，但是我們知道發達國家每年人均GDP的增長平均是2%，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的增長不超過2%就沒有辦法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那這是實際的結果。

也就是說，這個成果是相當令人不滿意的，我個人研究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我總結為這樣的規律，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的發展理論來做政策成功的，我在講發展包括轉型。少數幾個發展績效比較好，或者轉型績效比較好的經濟體，他們政策在推行的時候，從主流的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發展經濟學大家知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展中國家獨立追求現代化，而從現代經濟學當中獨立出來的新的子學科，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到1970年代，當時主流發展經濟學的思想是結構主義，它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它看到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

那為什么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高？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低？道理很簡單，勞動生產力水平的絕大差異，為什么發達國家勞動生產力水平高啊？發達國家有現代化的技術很先進的產業，而發展中國家普遍的是傳統的農業或者是資源產業，這種產業的不同導致它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同。所以當時結構主義的看法，發展中國家如果要趕上發達國家，當然要去發展發達國家那些資本、技術很密集很先進的產業，這個邏輯好像很清楚。

但是發展中國家為什么那些很先進的產業發展不起來？結構主義認為有市場失靈，所以用市場配置資源發展中國家不能發展先進的產業所以你是落后的，政策推論的話，那就是要用政府主導的方式去發展那些發達國家先進的產業，而先進產業的產品原來你是進口的，現在你要自己生產不進口，所以那樣的政策框架叫進口替代戰略。

這個理論思路很清楚，但問題是二次大戰以后，絕大多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的政策導向都是在這樣一個認識和理論指導下，推行的結果普遍是由簡單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然后是危機不斷，然后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就遠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少數幾個經濟體表現比較好，就是亞洲的那幾個經濟體，他們當時推行的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推行的政策是什么？不是直接去發展那些結構主義推薦的發達國家資本密集技術很先進的產業，他們都從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的而且是很小型的產業開始，然后他們不是進口替代，他們是出口導向，他們發揮政府的作用，但是基本按照市場的原則。

這樣的政策框架在50年代、60年代被認為是錯誤的，被認為如果按照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發展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少數幾個真正縮小跟發達國家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的確是那些推行錯誤政策的國家和經濟體。

到了70年代末，這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就變了，就變成新自由主義了，當時認為發展中國家為什么績效那么差，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當時的看法是政府對市場有太多扭曲干預，那這些干預扭曲造成資源變少，任何的干預都會創造租金，就有很多尋租腐敗，所以經濟發展績效當然不好，這個理論好像也很清楚。

因此，當時形成的政治框架就是華盛頓共識，你發展中國家要改善你的經濟績效，那你就應該把這些干預扭曲都消除掉，而且我們經濟學界經常有個笑話，一個問題問五個經濟學家有六種答案，誰都不能說服誰。有一個經濟學家在九十年代初寫的一篇文章講，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轉型，社會主義的轉型，主流經濟學界一個共識，就是按照華盛頓共識所講的休克療法，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但是我們2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發現按照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推行的國家怎么樣呢？普遍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且他們平均經濟增長率比60年代、70年代結構主義的時候還低，而且發生危機的頻率比60年代、70年代還高。所以有些經濟學家把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

這個過程當中有少數幾個國家經濟體，在轉型過程當中實現了穩定跟快速發展，也就是中國、越南，更早一點毛里求斯，他們推行的是漸進、雙軌的這種轉型，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認為這種漸進雙軌的轉型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比原來計劃經濟還糟糕的制度安排，但是現在表現比較好的卻是推行漸進雙軌的。

為什么這樣呢？為什么按照主流理論沒有成功呢？而少數幾個成功的他們的政策推行的時候，從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我想剛才詹姆斯·莫里斯教授解釋的時候，理論的適用性，決定與這個模型是不是符合，用我們的話來講，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條件的相適性，如果條件不一樣，這個理論即使從內部看很說服人，但是跟現實不相干，而且可能會起相反作用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有個人識，1987年我回到國內工作，88年出現第一次的高通貨膨脹，18%的高通貨膨脹，我想從西方學過現有理論回來的人看到這么高的通貨膨脹一定是提高利率，但是這么提高利率以后投資需求就會減少，提高利率以后就會鼓勵儲蓄、消費需求就會減少，那通貨膨脹就會下降。但是當時中國推行的不是提高名義利率，中國當時用治理整頓的方式，砍投資、砍項目壓低總需求，這種政策如果從主流理論來看是絕對錯誤的，如果絕對錯誤中國政府就是很不理性的，如果中國政府很不理性，怎么能夠從79年到88年每年維持10%的增長，他的選擇一定有他的道理。

后來仔細想一想為什么，因為中國有一大批資本很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而這些國有企業不能讓它垮臺，兩個原因，就業的問題，他都在城市里面，占城市里50%或者更高的就業。第二相當多的跟國防安全有關。所以這種狀況之下，如果是提高利率，他資本很密集，他的主要成本是資金成本，你提高利率以后他成本很高就虧損，虧損狀況之下如果政府不給他補貼就倒閉了，倒閉了就是失業問題、國防安全的問題，所以絕對不敢讓他倒閉。那么你提高利率以后他虧損很大，你財政上就要給他補貼，那么財政補貼就是貨幣增發，貨幣增發又是通貨膨脹，所以更有效的辦法就是砍投資、砍項目，把那些跟社會穩定、國防安全無關的項目砍掉。所以這個政策干預，如果從理論來看，當時的主流來看是錯誤的，但是它是有效的。

除了這種狀況之下還有一個問題，西方主流理論也在變化，那么拿到發展中國家到底用哪個理論，比如今天談宏觀的問題，夏斌開始講，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以后西方主流理論不適用，不能預測危機，因為講的是宏觀理論。但是宏觀理論在西方一直是在引進，宏觀經濟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是在凱恩斯之后，但是凱恩斯之前并不是沒有宏觀經濟理論，當時是新古典理論認為市場自己會調節，如果經濟下滑的時候，總需求減少，投資需求減少，利率就會下降，就會鼓勵投資。利率下降的話，那么當前消費需求就會增加，投資和消費就會增加，經濟就會平衡，所以不需要政府的作用，市場就會讓它好。

但是30年代出現經濟大蕭條是什么？一下子有30%多的失業和絕大多數的過剩產能，在這種狀況之下，如果過剩產能非常多，利率即使是0，沒有好的投資機會，那也不會投資。那你就必須由政府去發揮主導的創造投資需求才能恢復情況，這是凱恩斯主義的內容。凱恩斯主義提出了以后曾經盛行一段時間，60年代又出現滯脹，通貨膨脹但是經濟增長出現問題，那就發現凱恩斯主義又不靈了，為什么不靈了？因為到了60年代以后發達國家經濟基本恢復平衡，所以不是原來的失衡狀況了。但是理性預警學派提出來以后發現現實生活當中也不適用，所以很快就出現了新古典中國派（音）和新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提出來以后曾經有20年時間認為現代宏觀經濟學非常發達，所以他們可以踏平任何波動。沒想到2008年出現這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

最近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退休，退休前他有一個反思，他反思說現代的新凱恩斯主義或者新古典中國派（音）在解決當前的危機確實還是無能為力，比如2010年發達國家出現所謂有點復蘇的跡象，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政策建議是什么？退出積極財政政策，保持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是他發現這個政策好像理論上非常清楚，但是推行的結果并不是那樣，他現在反思，反思是說，當你利率接近0的時候，那么你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在0利率政策之下投資需求不會進一步刺激，所以二次探底，這種狀況之下他說，現在有很多人過去絕對被反對的政策就是用發貨幣支持政府的赤字，這個過去絕對反對。現在很多經濟學家支持這個觀點。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的理論是在不斷變的，這種狀況下，我們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應用發達國家理論到底拿哪個理論應用，更何況你拿哪個理論應用都會碰到限制條件，條件不一樣理論也不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最大困境是很容易做批評家，為什么？因為一般理論都是在理想條件之下的，沒有摩擦、沒有干預、沒有信息成本的，這種狀況之下，一個發展中國家必然表現兩點，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有他的落后性，然后發展中國家一定有過去的政策所造成的扭曲性，如果有落后性和扭曲性由理想條件之下的政策來看的話都有成本和后果，這種狀況下很容易批評說因為你沒有符合這些理想的、理論的要求，所以你有這些問題。而且講起來都會頭頭是道，站在道德制高點，但是問題是什么？問題推行的結果普遍的是比原來的結果更糟。這是一個困境，但是我想也是一個機會，最近我常強調，我們應該回到亞當斯密，但我說回到亞當斯密不是回到亞當斯密的結論，而是回到亞當斯密的方法。亞當斯密的結論是研究亞當斯密那個時代所觀察到的現象了解背后國家財富創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一套邏輯解釋，但是任何理論實際上刻舟求劍，他看到那個現象刻一個舟，如果條件一樣的時候真的能求到劍，但是條件是在變的。亞當斯密的方法是什么？是對問題的現象，它的本質是什么，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他在研究，實際上亞當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大師大概都是遵循這個方法去研究他所處的時代的現象，然后提出那個時代的現象背后原因是什么，性質是什么，然后提出他的邏輯解釋。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相信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機遇，因為如果說我們從我們這些現象了解它背后的原因，提出來的理論解釋，對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會有比較大的成功概率，但是可能模型會更全一點。而且夏斌也講了，理論的重要性決定于首要解釋現象的重要性，因為理論都是簡單的邏輯。理論的重要性決定于所要解釋現象的重要性，什么叫重要的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現象，那么很可能，我想到到2020年我們變成高收入國家，2030、2040年我們肯定是最大最有影響的國家，到那時候我們中國經濟現象對世界影響越來越大，根據中國現在所提出的理論解釋，那它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而且我覺得深入研究中國的現象所提出的理論解釋，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了解中國問題的本質跟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發生在我們國家的這些問題，還有它的現象、它的限制條件，跟其他發展中國家國家、轉型中的國家更接近，所以我們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也會更有借鑒價值。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可以實現經濟學所追求的，追求我們個人事業的成就，也貢獻我們社會的進步，而不只是貢獻我們事業的成就，但是跟社會是不相干的，甚至造成社會更大的混亂、更大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