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過去三十年有三次會議推動中國經濟的改革

鳳凰財經訊 9月12日下午，首屆思想中國論壇暨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多位一流經濟學家參與，就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現實問題展開討論。

在主題為“未來經濟學大師在中國：中國經濟理論研究與教育現狀評估”的分論壇上，謝穎一表示比較改革前和改革后，發生在中國的最重要的、最顯著的變化，概括起來是開放和放開這么四個字，開放就是對外開放，貨物、人才、資本的跨境流動，放開就是兩條：一是引入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二是改變產權、所有權治理等激勵機制。

過去30年有三次會議，可以說明經濟政策研究是怎么樣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的。分別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會議，1985年9月的巴山輪會議，1994年的經綸（音）會議。

以下為發言實錄：

錢穎一：我們這一單元的主題是中國經濟研究與教育現狀評估，這個很大的題目，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講兩個具體的問題，一個是評估一下中國經濟研究和教育在過去30多年的歷史性貢獻，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沒有人太多人談，但是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我聽到的批評多，但是實際上我們應該有個比較公平的評價。另一個是講經濟研究與教育如何與時俱進。

第一，我先說一下經濟研究與教育的歷史性貢獻，主要指在過去30多年。過去30多年在中國現代經濟學的思想學術教育，是與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發展共進，既是直接受益于后者，更是積極地推動了后者，就是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30多年來，中國經濟從一個貧窮的、封閉的計劃經濟，高速增長為開放的、中等收入的新興市場經濟，能達到今天世界上這個地位，中國的經濟研究與教育應該說是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我覺得沒有這些貢獻，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為什么這么說？如果比較改革前和改革后，發生在中國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最顯著的變化，在我看來仍然是非常簡單的概括起來是開放和放開這么四個字，開放就是對外開放，貨物、人才、資本的跨境流動，放開就是兩條：一是引入市場的資源配置機制，二是改變產權、所有權治理等激勵機制。

現在我們說這個聽起來特別簡單，但是這里的基本思想，這里的學術研究、政策研究，都是來自于經濟學研究的貢獻。同時，也是這么多年來經濟學教育的貢獻。我們想一想下面這些經濟學的專門術語，比如：市場、價格、產權、尋租、激勵、宏觀調控、三架馬車、M2，有些是非常技術性的詞，今天已經成為中國老百姓的日常詞匯，也成為中央和國務院文件中的標準用語。如果沒有這30多年來市場導向經濟學家的工作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再看一看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中有關經濟改革的部分，更是現代經濟學在過去30多年普及和深入人心的例證。如果還說服不了我們自己，我覺得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政治學和法學，我們更可以清楚的看到經濟學在中國過去30多年的作用就更顯而易見了。

我想通過過去30年的3個例子，實際是三次會議，來說明經濟政策研究是怎么樣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的。

第一次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會議，這是一批中青年經濟學學者，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一次學術研討會，這次會針對的是改革中的現實問題，因為那時候改革從農村推向城市，出現一系列重要話題，這是那次會上討論的話題，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企業自負盈虧，沿海14個城市對外開放，金融體制改革，股份制經濟，糧食購銷體制等等，這些問題涉及了經濟改革的主要領域。回過頭來看，這次會不僅對高層決策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使一批以市場導向為主要方向的中青年經濟學者脫穎而出，30年后當年的中青年經濟學者現在都是中老年的經濟學者了，但是他們今天仍然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學術思想引領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及推動者。

第二次會議，是1985年9月的巴山輪會議，這個時候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已經開過了，經濟改革出現里高潮，同時也出現一系列的宏觀問題，比如銀行信貸時空性質，投資與消費增長過快，通貨膨脹等，這種背景下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舉辦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在重慶到武漢的巴山號長江油輪上召開。這次會議的影響在于首次引入了市場經濟中的宏觀調控的概念、理論以及方法，參加這次會的海外學者中，有耶魯大學的教授詹姆斯·托賓等等，這是第二次會議。

第三次會議，是1994年的經綸（音）會議，那個背景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之后，建設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成為里重點，如果說巴山輪會議上以宏觀經濟學為主線，經綸（音）會議上以微觀經濟學為主線，特別圍繞著轉軌時期的產權、公司治理結構、債務重組、破產程序等等，那次與會的學者有劉尊義、黃配華（音）等等，我和許成鋼教授也參加了那次的會議。

這是三個例子說明政策研究對經濟的影響，下面我再通過三個例子來說明經濟學，學術研究和教育在過去30年也是發揮很大作用。第一個例子是1985年在美國成立了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至今整整30年，這個學會致力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概念，傳播現代經濟學的學說，比如1985年出版的由學會成員湯敏和茅于軾主編的《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就是一本很有影響的介紹現代經濟學前沿的書，學會在1993年組織編寫了一套市場經濟學普及叢書共14冊，對在中國普及經濟學的知識發揮了很大作用，同時學會組織了留美學者到國內大學授課，這也是在國內系統推動現代經濟學教育的開始。

第二個例子，1994年由林毅夫、易綱、海聞、張維迎等在北京大學成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聘任海外經濟學博士回國任教，系統講授現代經濟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每年組織中國經濟學年會，出版經濟學季刊，這兩件事情對推動中國經濟學教育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這是一個在中國的主要研究性大學內以新開辟特區的形式來推動經濟學教育的成功范例，因為CCER是獨立于原來的北大經濟學院的特區先。

第三個例子，2002年我同在座的白重恩教授、許成鋼教授等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建設的特聘教授項目，當時是共有15名海外的經濟學學者到清華來授課，這個是在國內已有的學院內通過改革來推動經濟學教育的一個例子。在這以后，越來越多的大學內已有的學院推動經濟學教育改革就變得越來越廣泛。清華特聘教授的項目對中國經濟學教育影響，還在于這15人中的10個人正在擔任國內經濟學學院的院長和副院長，另外兩人擔任院長、副院長，所以15個人有12個人在發揮作用，除了我和白重恩擔任清華經管學院的院長和副院長之外，這15個人當中的李稻葵正在擔任清華大學蘇世民學院的院長，田國強擔任上海財大經濟學院院長，周林擔任上海交大安泰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洪永淼擔任廈門大學經濟學學院院長，謝丹陽擔任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白聚山擔任南開大學金融學院院長，李奇擔任首都經貿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院長，王一江擔任長江學院副院長，此外，艾春容曾經擔任上海財大統計學院院長，譚國富曾經擔任上海財大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我想通過這樣的一些崗位，這些在國外執教多年的經濟學學者，在推動中國高校經濟學教育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這三個只是例子，實際上很多很多事情正在發生。因此，今天中國經濟學教育不僅與30年前不同，剛才曙光教授說了，就是與20年前10年前相比都有很大不同，特別是學習吸收并規范使用經濟學思想、概念方法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尤為突出。可以從國內的經濟學期刊上發表論文中看出，現在國際研討會國內學者或者學生已經很難發現某一領域或者某一研究方法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還會經常發生。這些都是歷史性、趨勢性的變化。特別是如果我們再同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相比，就更能看清楚我們經濟學界已經走了多遠。

第一部分經濟學的研究也好、教育也好的評價，我的基本判斷是，伴隨中國30多年經濟改革開放發展，中國的經濟研究和教育有著歷史性的貢獻。同時，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方面的評價，主要是回顧。

第二方面，經濟研究與教育如何與時俱進，更多的是講現在的現狀、問題和如何能夠改進，上一節、上兩節都有很多交叉的討論。

在改革開放35年后，中國不再是窮國，但也不是富國，而是中等收入的大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中國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如何與時俱進，這里面有三個問題：一個是如何為經濟研究領域作出學術貢獻，實際上我們這個基金會主要是這個。第二個如何為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創新做政策方面的貢獻。第三是教育方面如何普及經濟學教育的同時提高教育質量。我覺得這三個問題都非常值得系統的探討，因為時間關系，我下面只對經濟學術研究談三點看法：

第一，我覺得我們應該聚焦大問題，特別是與中國經濟相關的大問題。我之所以提這個是因為有這么一個觀察，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科學研究都是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問題導向，一種是工具驅動。像物理有問題，但是也有工具，望遠鏡就是工具。這兩種應該說都很重要，分別也都能作出很好的研究，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例子，當然結合在一起就能作出更好的研究，又是重要問題，又能使用最好的工具，那是最好了。現在的發展情況，就是現狀來看，我們在經濟學教育中的工具的學習和方法的掌握上，進步比較快，這是在過去的十年、二十年尤其這樣。而似乎是偏向于工具驅動為主，也就是說，依照工具去找問題，但是這樣的話，通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或者是最大的問題，因為你是根據工具找問題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們應該特別推動聚焦研究大問題，特別是與中國經濟相關的大問題，這是一個看法。

不過在我說了之后，我想說我們也不應該責怪學生或者青年教師在數理技術和方法論上的追求，以工具來推動研究，我們還是應該鼓勵他們繼續學習前沿方法，掌握先進工具。為什么呢？因為我覺得根據我自己的研究和教育的體會，人生職業中、學術職業中，在不同階段也應該有不同的側重，對多數學者而言，在比較年輕的時候，比如是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或者做助理教授的時候，這個時候是比較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學習最新的方法、最好的工具，而這個基礎也是非常重要的，對于日后的研究，不管是應用性研究還是政策研究，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另一方面，對比較資深的學者來講，我覺得更多的還是應該思考和研究重大的問題。因此在中國，資深學者是有責任要把研究與中國經濟相關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深層次的問題、長遠的問題，與現實相關度不那么直接的問題要放在首位。中國經濟中的問題，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中的問題，這在這一兩年特別明顯，這與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情況已經非常不同了。可以說現在沒有人可以無視中國的經濟，不過我想說的是經濟與經濟學還不是一回事，這從剛才提問就發現了，所有的提問都是經濟問題，沒有關于經濟學的問題，只有一財的記者能提經濟學的問題。經濟搞得好，與經濟學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經濟搞得好，德國經濟搞得好，并沒有產生很多的著名的經濟學家。印度經濟沒有中國經濟搞得好，但是出現了不少好的經濟學家，這不是系統的統計變量，只是隨便的例子，但是說明問題。經濟大國不會自動成為經濟學大國，況且也并不一定是本國人能作出有關本國經濟最好的學術成果。

我舉個管理學的例子，我故意避開經濟學的例子。管理學中的例子，日本豐田汽車的精益生產，這個管理方式理論就不是日本人，而是MIT的美國人寫出來的，所以這個也不一定說一定是日本人寫出來，這就是例子。

中國經濟發展路徑，為研究大問題提供了很多素材，所以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有一些天然的優勢，剛才幾位也講了，實際上我們也深知里面的困難。我們的這些優勢包括對制度細節的比國外人的更多了解，對數據的掌握比國外人稍微可能有些優勢。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要把這些天然優勢轉換成學術優勢并不容易。因為這不光是經濟學的事兒，是整個社會科學的事兒，相對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困難得多，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中國發展路徑非常不同。自然科學從思想道方法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與世界接軌了，所以那些自然科學家在《Science》上發很多很多文章。但是經濟學只是近30年來才開始學習世界主流，而且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所以一定是與哲學、歷史、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密切相關，而我們的教育和研究在這些人文和社科領域還不夠發達，經濟學也很難單科推進，所以我們要花大力氣經過幾代人努力，所以未來經濟學大師在中國也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所以我說為什么不碰前面那句話，是有道理的。

第二我覺得要正確理解經濟學創新，特別是關于中國經濟問題學術創新里的含義，在我們致力于研究中國經濟相關問題的時候，我們容易看到中國的現象與現有的理論之間的差距，我覺得這是我們所有人的敏感之處。但是我們不容易看清楚其中的深層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機制和原理。因此，在經濟學創新無論是理論上、實證上還是政策上，嚴謹、系統、深入的研究是必須的。經濟學的創新不能停留在表面現象上的描述，而是要基于深入的分析的創新，是能夠不僅解釋中國也能夠有一般意義的創新，中國特色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如何解讀則大有學問，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是很難說服人的。進一步說，過分強調中國的特點，反而會使中國的故事變成一個非常特殊的特例，缺乏一般性。

設想一下，如果工業化和現代化只有基督教文化下才可以實現，那還有一般性嗎？假如日本豐田管理經驗要完全基于日本的特殊文化，比如武士道精神，那也就沒有一般性了，但是事實是沒有基督教文化工業化、現代化照樣實現，沒有武士道精神精益管理也能適宜，這才是一般性理論的力量，起源可能是特殊的，但是能否復制取決于一般性。

因此，基于中國問題的研究要想令人信服，要想擺脫特例的困境，只有把它放到更寬廣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國家的經驗中去。所以，他應該是從一般理論到中國問題，再從中國問題到一般理論的過程，我發現國外經濟學家并不是對中國問題不感興趣，他們欣賞中國問題的研究受到一些障礙，一是因為他們不太清楚中國制度環境的細節和中國數據的可靠性。二是雖然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并無偏見，但是他們堅守基本的經濟學理念，需要靠理論和事實說服他們。所以，我們還是要去做有說服力的研究，這是講的第二個法。

第三個想舉例子來說明，在中國做中國經濟相關問題的經濟學創新的可能性。我就舉兩個我熟悉的清華經管學院經濟系教師的研究為例來說明這個做大的問題的這種可能性。中國有許多經濟政策出臺或者即將出臺，其規模和方式都非常有意義，對這些政策的評估和評價中可以引發很多有意思的研究。據說當年弗里德曼就是從韓國的通貨膨脹中受到啟發而發明的貨幣的數量理論。比如2008年中國的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是有非常顯著意義的政府干預的事件，雖然發生在中國，但是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大的事件，而且有一般性意義的事件。對此有各種判斷，但都基于直觀的想象或者學說的信仰。清華經管學院的歐陽敏、恒玉磊（音）合作了一個論文，對2008年經濟刺激政策做了細致研究，這個研究計算出來刺激政策導致了GDP上升3.2%，但是只是暫時的。我想強調的是，第一這是有定量的結論；第二為了得出這個結論，現有的計量經濟學的工具是不夠的，所以他們擴展了現有的計算工具，就相當于物理里面把望遠鏡就改進了。這是一個例子，雖然不是大例子，但是是一個具體例子，說明它是既研究非常有意義的問題，同時又在研究中發展工具。

另一個研究是我們清華經管學院的白重恩老師、李奇老師還有歐陽敏一起做的研究，是關于房產稅與房價關系的研究，房價是老百姓關心的大問題，房產稅也是政府關注的大問題，他們發表的《關于房產稅與房價關系的雙城記》論文，是對上海和重慶兩個城市引入房產稅試點的研究，這就是很特殊的中國特殊情況下的兩個城市的試點，他們研究發現引入房產稅在上海降低了房價，但在重慶提升了房價，而這個相反的結果是可以用經濟學解釋的，他以具體的房產稅的設計方法，即對哪些住房征稅直接相關，同樣這個研究需要使用和方法計量經濟學的工具，雖然這個研究不乏經濟特色，但是確實背后具有一般規律，因為背后的經濟學原理并非中國特有。

最后我講一個可能的例子，這點上我跟剛才許成鋼教授的看法很接近，我感到政治經濟學是一個最有可能研發理論創新、經驗創新、學術創新和受到普遍關注的領域，我說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現實經濟中的政經關系、政企關系、政商關系，經濟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這在世界各國都一樣，但是在中國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歷史的原因、現實的原因，國家和政府的強大尤為凸顯，中國經濟中的政經關系、政企關系、政商關系尤為復雜，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毫無疑問這是大問題。而我們在中國的經濟學者在這個領域也有一些天然的優勢，因為外國經濟學家最不容易了解的也正是中國的這些復雜政經關系、政企關系、政商關系，他們很容易用自己熟悉的這些關系來外推中國的情況，所以很可能導致不準確的判斷，所以這個領域應該是一個基于中國問題進行經濟學創新的可能的，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領域，不過這并不容易，因為就像剛才很多人討論的，即使我們有一些信息優勢，我們也未必就有深刻的理解，因為這需要很多歷史的知識，超出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等其他方面的知識，而且更不一定能夠提煉出具有一般性道理，又有嚴謹的系統理論和實證研究不可，而且需要長時間細致的研究，我覺得這正是我們中國經濟學學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