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批凱恩斯：制定干預政策的官員也有動物精神怎么辦

鳳凰財經訊 9月12日下午，首屆思想中國論壇暨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多位一流經濟學家到場，就當代經濟學理論及中國的現實問題展開熱烈討論。

中歐商學院教授、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學術委員許小年在“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痛點和難點”分論壇上按其一貫主張再次批駁凱恩斯主義。

他指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天生不穩定，因為私人部門中企業家具有非理性的動物精神。凱恩斯的藥方是什么？是政府進行干預，起碼要過分的矯正民間動物精神的后果。許小年接著直指其矛盾之處，但是它忘記了如果決定投資的企業家有動物精神，那么制定干預政策的官員也有動物精神怎么辦？動物精神對沖動物精神是負負得正嗎？還是使經濟波動比以前更大。

他舉例到，2009年的4萬億，4萬億又是什么精神？如果政府官員也有動物精神，那么我們怎么能夠相信凱恩斯主義的說法？由具有動物精神的政府官員來糾正市場中具有動物精神的企業所造成的錯誤，這顯然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

以下為發言實錄：

我想講的是在常識的基礎上重構宏觀經濟學，我通過自己的研究和教學感覺到，我們國家目前經濟學界不缺理論也不缺數據，缺的是常識，我們政策制定部門也不缺建議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識，那么下面常識是什么？

我想列出幾項：第一個常識是中央銀行印鈔票不能創造價值。他們印鈔票僅僅轉移價值，僅僅是價值在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轉移，僅僅是價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轉移，如果印鈔票能解決經濟問題，這個世界上根本不會有經濟問題，因為印鈔票是最簡單成本幾乎等于0的一項政策措施。

常識二：財政部門不創造價值，財政的收入來自于企業和個人，財稅政策僅僅是財富的重新分配，是財富在父輩和子孫之間的重新分配，是財富在國有和民營部門之間的重新分配，這個也是常識。如果財政靠借債增加支出，這就是典型的財富的代際的轉移支付，債務的積累，后果我們都知道很有可能導致希臘那樣的財務和金融危機，如果財務部門支出的增加是靠稅收，那么這更是純粹的轉移支付，而對宏觀總需求的數量是沒有影響的。

常識三：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場高，我這里講的中央規劃包括各式各樣的規劃，盡管市場不是完美的，盡管市場配置資源不是帕累托最優的，我們知道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場高，如果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比市場高，我們就沒有必要在1978年啟動經濟改革，中央計劃之所以配置資源的效率沒有市場高，因為政府官員既沒有足夠的激勵，也沒有足夠的信息能夠制定比市場自發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他沒有激勵，沒有信息，我感覺到這也是常識，這個常識30多年前，我們在開始市場化改革的時候就一再強調，但是今天這些常識似乎被人們已經忘記了。

隨著社會分工和協作的日趨復雜，隨著經濟規模的越來越大，隨著創新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我們從理論和實證上都可以證明，基于市場的分散決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場的分散決策在大多數情況下，比中央計劃的效果會更好。

常識四。由于貨幣政策不創造價值，由于財政政策不創造價值，由于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比市場要低，所以經濟的增長是不可能依靠宏觀政策來實現的，經濟增長的定義就是價值的創造，既然政府不能創造價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進經濟的增長，經濟增長的源泉只有兩個，增加資源投入或者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而在增加資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學院的佐羅（音）教授早就證明單純依靠資源投入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可持續增長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而創新又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在這方面，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宏觀政策充其量只能使GDP接近潛在GDP，而且是以價格信號的扭曲和資源行政配置的低效為代價所實現的短期目標，而對于潛在GDP，要么沒有影響，要么更糟，會傷害經濟長期的增長潛力。

在這里我想澄清一個概念，我們通常所講的經濟增長，不是統計局那個數字GDP增長，我們講的經濟增長是潛在GDP的增長，這個概念在我們的學校被搞亂了，在社會上在政策制定部門更是含混不清，我們如果能建立起上述幾項常識，再回過頭來看主流的宏觀經濟學，發現主流的宏觀經濟學有意無意在忽視和否定的經濟學，用經不起推敲的邏輯代替常識，在政府熱心倡導下將人們注意力從最重要的宏觀問題，也就是長期增長，轉移到經濟的短期穩定，將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從企業和個人的創新轉移到了政府官員的規劃。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轉變，和主流的宏觀經濟學有非常大的關系。為了在常識的基礎上重構宏觀經濟學，我們首先要提出正確的問題，一個正確的問題比十個正確的答案重要，將宏觀經濟研究的重點，從短期波動和反周期政策堅決的轉移到經濟的長期增長上來。

即便對于短期的經濟問題的研究，對于政策研究我們也必須看到主流宏觀經濟學致命的局限性，主流宏觀經濟學在沒有周期理論情況下，提出了反周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沒有政府理論的情況下，提出了政府干預的主張，這些理論上的先天不足，使宏觀政策在現實執行中面臨著重重的困境。那么為什么講主流宏觀經濟學是提出了沒有周期理論的反周期政策？是因為在凱恩斯主義的長期影響下，我們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思維，經濟碰到過熱就緊縮，碰到衰退就刺激，這些經典的政策已經成為人們堅信不疑的金科玉律，甚至是神經質的條件反射，以至于人們不再追問，為什么經濟會過熱，為什么經濟會出現衰退？

因為人們不再過問經濟波動的原因，而只是過熱的緊縮、衰退刺激，政策的效果就走向了反面，我們先設想一下，如果深入的去問一下，為什么經濟會出現波動？如果經濟的波動是由于新技術的產生而造成的，有沒有必要進行宏觀調控都成了很大的問題，例如在19、20世紀之交出現了一項新的技術，那項新的技術帶給人類生活生產的沖擊絲毫不亞于今天的互聯網，那就是鐵路，當鐵路作為新技術出現時，還引發了一陣投資的高潮，在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進入了繁榮期，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就是經濟過熱了，我們要問一下當鐵路這項新技術帶來的投資高峰使經濟過熱時，中央銀行應該采取什么政策，難道中央銀行應該向今天我們所相信的教科書那樣的方式來緊縮、提高利率、來收緊銀根嗎？我們仔細想一下，這樣的政策是不是合理？你為什么要在一項新技術的推廣普及，而經濟繁榮的時候才去緊縮政策呢？你為什么要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來抑制投資呢？你為什么要阻止新技術的推廣和普及呢？所以我們對于教科書上已經形成的固定的說法和固定思維，從根本上要提出懷疑、提出挑戰。

如果當這一項技術，比如說鐵路在全國性的鐵路網已經鋪設基本完畢的情況下，投資下降、經濟進入衰退，這個時候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政策？按照我們今天固化的思維，那當然是央行應該減息放出銀根刺激投資。但是在新一輪的技術出現之前，投資往哪里去投呢？鐵路建設已經基本都完成了，下面新的技術還沒有出現，電力電網要幾十年以后才出現，這時候中央銀行應該采取什么政策？我們現在不加思索的就說，既然經濟進入了衰退就應該放出銀根，就應該減息降準，但是由于在兩個技術高峰之間缺乏投資機會，央行在這個時候放出銀根，只能使資金流入資產市場推動資產泡沫的膨脹，就像今天我們在國內所看到的那樣。

所以，在沒有周期理論的情況下，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告訴我們的過熱就緊縮衰退就刺激，這樣的宏觀決策不僅無法穩定經濟，反而會制造新的經濟波動，這就是多余貨幣所造成的資產泡沫，以及資產泡沫后面所帶來的衰退，這樣的案例我們在08年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

這是我對于凱恩斯主義的批評，它提出了反周期的政策，但是沒有一個周期理論來作為支持，同樣在政府的決策上，傳統宏觀經濟學也是提出了沒有政府理論的政府干預，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天生不穩定，因為私人部門中企業家具有非理性的動物精神，這次快速創新和淘汰使他們有時激動不已而過度投資，有時候悲觀失望無所作為，經濟于是便隨著他們的動機上下波動。凱恩斯敏銳并且正確的觀察到了預期的增長性，這是他對經濟學的一大貢獻，我們今天預期掛在嘴上，經濟學上有理性經濟學派，預期引入經濟學分析中是凱恩斯的貢獻，遺憾的是凱恩斯給出正確的診斷，但是開出了錯誤的藥方，他的藥方是什么？是政府進行干預，起碼要過分的矯正民間動物精神的后果，但是他忘記了如果決定投資的企業家有動物精神，那么制定干預政策的官員也有動物精神怎么辦，動物精神對沖動物精神是負負得正嗎？還是使經濟波動比以前更大，所以我們對他的批評，對這一經濟理論體系的批評，就歸結為他沒有政府行為的理論，而簡單提出政府干預而校正民間動物精神所造成的經濟波動，凱恩斯的理論體系起碼是不完整的，如果再嚴格一點講，他是內部的不一致，這是學術界的大忌。

也許可以說制定干預政策的官員，雖然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但是他們要比民間的動物精神要弱，但是你必須告訴我為什么政府官員就是理性的，為什么民間的企業家就充滿了動物精神？我需要理論需要事實證明這一點，你不能假設，你不能假設政府為了穩定經濟，而且假設政府能夠制定政策穩定經濟，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動機，這個不能接受的，你必須證明，你必須在理論上、在實證上證明。在實證上我們看到的是上一世紀的大躍進，大躍進是什么精神？我們看到2009年的4萬億，4萬億又是什么精神？如果政府官員也有動物精神，那么我們怎么能夠相信凱恩斯主義的說法，由具有動物精神的政府官員來糾正市場中具有動物精神的企業所造成的錯誤，這顯然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

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體系它的缺陷、它的局限性和內在的自相矛盾，還不限于這幾點，在這個體系中，復雜的生產過程被簡化為生產乘數，激烈的市場競爭過程被簡化為死氣沉沉的瓦爾拉斯均衡，在這個體系時間消失了，在經濟活動中非常重要的時間因素消失了，在凱恩斯主義的體系中沒有時間，所有的活動、政府的干預、經濟的活動都是瞬間完成的，時間消失了，創新消失了，制度消失了，常識也消失了，只下一位無所不能的仁慈牧羊人，手抓一把青草，引導著未食而亡的羊群走向美好幸福的未來。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主流的宏觀經濟學為我們描述的一幅圖景。宏觀經濟學需要重構，我們重構宏觀經濟學的基礎是常識，而不是先入為主的假設，常識來自于對經濟活動的觀察，來自于對于包括官員在內的經濟活動參與者行為的觀察，重建的基礎不是經濟學人人為構造體系，為了人為構造體系的方便而作出的隨意，但是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假設。

我們重構宏觀經濟學的基礎應該是來自于現實經濟，來自于參與現實經濟活動的各色人等，政府官員、企業家、老百姓、消費者等等，他們行為的觀察，這是我們研究的起點。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多年，我們的30多年的經驗為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我認為我們應該是在學習和批判國際上現有的經濟學的理論上，充分的利用中國經濟的實踐為我們提供的材料，來重構宏觀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