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杜潤生與一個時代的思想解放

杜潤生老人去世了，當這樣的消息傳過來，我依然不免心中一驚，仿佛一個時代真的結束了，人們再也找不到當年的價值了。

我是在杜老99歲那一年，去到他位于木樨地的家里，見到了他。那時，杜老已經不能清晰地說話了，嗓子只能發出一點沙啞的嗡嗡之聲，耳朵也聽不見了，我們把問題寫在紙片上，他看見了，會心一笑，然后用他那特別的聲音把自己的想法說給自己的孩子聽，然后由他的孩子轉述給我們。

老人謝滔有言，眼下的中國，老人勇敢，中年人保守，年輕人回避。比謝滔更老的老人杜潤生，就是這樣一個勇敢的人。

杜老的勇敢在于，他是一個一輩子都在為農民權利鼓與呼的人。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共黨史中，是農民真正推動了中國的進步。如果說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國農民第一次推動了共產黨的發展，那么這種推動的原動力，是農民對土地私人產權先天性的渴望；如果說1978年由農民發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動了30年的改革開放，那么這種制度性的有限突破，也是農民對土地自由使用權利的一次還原。之后的鄉鎮企業，在土地有限范圍內，實現了農民的進一步分工；而后來數億農民進城務工，農民工現象成為當代中國最為醒目的經濟活動，顯然是在更大的范圍內，進一步還原了農民的自由生產權利和自由遷徙權利。

更有人認為，最近幾年中國城市洶涌澎湃的房地產經濟，拉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貢獻了讓人嘆服的GDP水平，事實上是以剝奪農民的土地權利為代價的；而今天，當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產業鏈繃緊，中國大量的中小企業紛紛倒閉，農民再一次被首先拋棄。他們來自農田，現在又從城市撤退，回到農田里去，而那些肥沃的、一望無際的農地，至少在產權意義上，并不歸農民私人所有。中國農民再一次有可能成為無家可歸的人群。

杜潤生近百年的思考和行動，正好與中國農民的這種生存軌跡有關。

事實上，早在1950年代，杜老的命運就與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緊緊聯系在一起。那個時候，他在鄧子恢的領導下，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兼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提出了從農民小生產的特點出發，穩步推進的農村經濟意見，但隨著農村建立合作社的發展勢頭的盲目激進，鄧子恢、杜潤生受到了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嚴厲的批評。

1955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工部領導“像一個小腳女人”。在之后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和杜潤生受到更嚴厲的批評。會后，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職務，調離農村工作部門。從此20年與農村經濟無緣。

不過，杜老并沒有停止對農村改革的深度思考。他一生重視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被后來的研究者稱為黨內的改革家、經濟學家。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既是一項經濟制度的改革，又是一場政治變革。

改革前20多年中，我國農村推行的集體經濟制度，基本上仿效蘇聯模式。有兩年，是他們的共耕社，又稱為初級農業社，立腳未穩即被放棄。很快全面實現高級合作化，1958年，又進一步實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農工兵政學商并舉的人民公社化。后來進行調整，退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經濟組織結構上來，但從所有制結構來看，仍是集體農莊模式，其特點是大鍋飯式的生產方式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限制農民的自由貿易，限制自由擇業，從而大面積瓦解中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土地生產率大幅度降低，國民經濟由此跌入崩潰的邊緣。

在簡單的生存無以為繼的情況下，中國少數農民偷偷進行包產到戶試驗。阻力是明顯的，個別農民甚至做好了坐牢殺頭的準備。杜潤生的努力在這個時候開始彰顯。他首先支持萬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動。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老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的構想。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么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后鄧小平也終于發話表示贊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贊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干。

不過接下來的發展并不順利。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開的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很多人對包產到戶的提法心存憂慮，不愿意明確支持，甚至還發生了嚴重爭執，會議一時間無法為繼。杜潤生、萬里商量對策，杜潤生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后來著名的75號文件。并且在文件的前面加了一段：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文件提出，在那些“三靠”地區，應當允許搞“包產到戶”。

歷史作證，這個文件對于農村改革的階段性突破具有重要意義，它肯定了包產到戶在貧困地區的重要作用，承認了群眾自由選擇的權利，極大地鼓舞了基層的農民群眾，支持他們放開手腳進行大膽的改革。“包產到戶”因此在全國迅速推開。

一年后的冬天，也就是1981年冬天，杜潤生所在的中央農研室根據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錘定音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結束了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此后多年，一直到現在，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談農業問題。

毫無疑問，杜潤生老人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真正的幕后推手，是首屈一指的農村經濟學大家。2008年12月，董輔礽基金會、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武漢大學聯合起來，將建國以來首屆經濟學創新獎頒發給了杜潤生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耀眼的燈光中，95歲高齡的杜老顫顫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臺上，他已經完全失聰，可是卻走到演講臺上講話。他的話語極少，前后不過50個字，聲音生澀、蒼老、含混不清，可是卻字字分明。他說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民的經濟學創造，他只是起到了理論調查和整理的作用，這個獎項應該頒給廣大的中國農民。

今天的杜老雖然將近百歲，但他對中國農民問題的經濟學思考已經遠遠跨越了1980年代的聯產承包制度。眼下，他談得最多的兩個問題：一是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讓農民享有國民待遇；二是建立農民協會，這是今后新農村改革與發展的取向。杜潤生的看法是，中央要長期穩定土地使用權和家庭承包制，發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礎上，引導農民發展新的聯合與合作，既維護農民的個人財產，也發展公共產品，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他強調，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使用權，應包括經營權、轉讓權、抵押權、收益權等，應作為不可侵犯的財產權受到法律保護，并有權對使用權進行市場轉讓，他主張這一切都應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護。

杜潤生的貢獻就在這里。他是那種可以把很多看似對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從不放棄原則，但更擅長于協調和妥協，盡最大可能發現可為各方接受的共識空間。他一輩子注重調查研究，對新情況、新問題永遠抱有強烈的求知欲望。他遠見卓識，又一輩子從實際出發。由于這些合金般的品格組合，使杜潤生在農村改革過程中，充分發揮了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感召力和協調力。杜潤生先生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個代表性符號，是遵循實事求是路線研究農村問題的楷模，是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拓荒者，是體制內的良知，更是中國農民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