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景洲：企業在任何國家投資 要做好最壞打算規避風險

美國德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陶景洲

鳳凰財經訊 2015年11月4-5日，由鳳凰網與鳳凰衛視聯合舉辦的“2015鳳凰財經峰會”在京舉行。本屆財經峰會匯聚全球一流思想家和實踐者，圍繞中國制度變革與技術革新兩大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尋找大變革時代，通往繁榮的未來之路。

美國德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陶景洲在5日上午舉行的”“一帶一路”與世界新機遇”圓桌論壇上表示，最初的“一帶一路”都是政治不穩定、法治不健全的國家，中國和這些國家有一些條約上的安排，通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或者是通過各國共同參加的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可以得到若干的保護，但是我們對這些國家的貿易和投資方面，要特別謹慎，因為“一帶一路”是一個戰略，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叫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

在每一個交易的過程中，我們都要好好評估，不能由于口號是正確的，中央的決定，在未來的過程中掉以輕心，為了黨和國家虧錢就算了，不能有這樣的想法，我認為任何交易都應該建立在比較扎實的法律和活動的基礎上，以便不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也不會造成私有企業虧得血本無歸的情況發生。

他還表示，“一帶一路”戰略本身并不能增加我們在這些國家投資和貿易的任何保護，根據國家貿易和投資的安排，要看企業界人士是不是了解這些安排，是不是熟悉這些安排，以便提前做好最壞的打算，在任何國家的投資都要想到，如果真的出了情況應該怎么辦，所以要做最壞的打算。前期要請當地公司給你們做交易設計，也要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前期的成本上要充分避免這一類的風險。

以下為發言實錄：

葉一劍：我突然看到一個最好的背書，五中全會剛開過，里面說堅持開放發展，必須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今天所謂的更高層次可能帶有主動的，帶有設計感的開放，而且更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叫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我覺得這是非常根本的，因為我以前隨國內的一個代表團去越南訪問，我們談跨境經貿合作區的時候，突然感覺我們談的層級完全是在你給我多少錢，補貼給我多少東西，邊界劃到哪里，非常具體，非常細，再跟他談未來五年將會有什么樣的前景，越南的代表說這個今天我們不談，我覺得一個大國的戰略和一個小國的戰略，很大的區別在于：第一，歷史維度要長。第二，要有制度性思考，要有體制性思考。第三，要有全球的意識在里面。我覺得“一帶一路”在今天修鐵路，包括跨境經貿合作區等等，只是萬分之一的一部分，更大的是制度性的思考。陶景洲律師是長期活躍于中美和全球的法律界，在談制度性時其實很重要的基礎就是法律，我有一個疑惑，我們在看很多的對外雙邊合作或者重大議題的討論時，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基于法律或者體制性的東西，但是我們往往最后意識到它都是政治層面甚至意識形態層面的憧憬，很難落實到法律上。您作為法律工作者，在這個層面您怎么回應？作為企業也好，談判專家也好，制度性的謀求怎么做？

陶景洲：謝謝主持人。“一帶一路”我覺得應該分成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家的外交、大的政策，這些可以不計經濟成本。另外，“一帶一路”真正的含義應該是企業行為，任何一個投資、貿易都應該是有利可圖的，“一帶一路”是指國家的外交，像過去的對外援助還是經濟行為、企業行為，因此我們應該保證避免風險，將來能夠賺錢的交易。在媒體上沒有把這個區分開，說國家戰略就是我們可以不計任何經濟效果，說是企業行為，我們必須要就每一個項目的可行性以及政治、軍事、恐怖主義、宗教和法律的風險作出特別詳盡的評估，以便決定是不是要在這些國家投資。

提到“一帶一路”現在是一個變量，我覺得很有意思，就像中國的人情一樣，這個國家來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在“一帶一路”里面，領導說行，現在變成了不是那么明確的，到底是牽扯到44億人，還是未來牽扯到60億，這個根本看不太出來。我們看到最初的“一帶一路”都是政治不穩定、法治不健全的國家，這些國家我們未來的成本會很高。大家知道，進入到發達國家是比較難的一個事，美國有審查，其他國家有對勞工、交易的反對。在非發達國家，進去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那兒能維持下來，將來能賺錢，利潤能匯出，這些是不確定的方面。當然，這些國家的司法制度，如果將來真的在這個國家，他的司法制度怎么樣，可能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由于他的司法是不可信的，所以我們選擇國際仲裁，可以選擇在一個獨立的第三方國家就未來的糾紛作出相應的裁判。但反過來說，哪怕你在第三國贏了官司，在這些國家是否能夠真正執行未來的裁決，可能也是一個問題，是否能把錢真正變現，可能也是一個問題，中國和這些國家有一些條約上的安排，通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或者是通過各國共同參加的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可以得到若干的保護，但是我們對這些國家的貿易和投資方面，要特別謹慎，因為“一帶一路”是一個戰略，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叫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在每一個交易的過程中，我們都要好好評估，不能由于口號是正確的，中央的決定，在未來的過程中掉以輕心，為了黨和國家虧錢就算了，不能有這樣的想法，我認為任何交易都應該建立在比較扎實的法律和活動的基礎上，以便不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也不會造成私有企業虧得血本無歸的情況發生，這是我作為法律人的幾點想法，謝謝。

葉一劍：剛才您講的風險其實在沒有“一帶一路”時都存在，而且越來越頻繁，我們其實比較關注的是在“一帶一路”提出以后，是不是有所改善，這可能是現在為什么很多企業在去關注這個戰略時肯定是立足于整個企業的投資行為，包括全球資產配置的發展階段去思考，這可能是大家比較關注的。已有的風險肯定是有的，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希望在“一帶一路”的整個體系中能不能完成這樣一個建構，如果不能從國家層面給出一些設計的話，馬上給出設計也不是特別快，能不能給出一兩個建議，直接回避它。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企業非常關注，我平時接觸很多企業，也想去投資，但是有和沒有這個戰略，在風險上會不會有所改善？

陶景洲：有這個戰略本身并不能增加我們在這些國家投資和貿易的任何保護，除非軍事干預，將來不給錢把這個國家占領了，但這種情況不太可能，最重要靠合同適用的到底是哪個國家的法律。根據國家貿易和投資的安排，合同當事人雙方是可以選擇一個共同同意的第三國法律來解決他們的爭端，也可以選擇在獨立的第三國進行仲裁的安排，以便擺脫當地國家司法的腐敗所造成的對當地當事人的保護，比如鐵路、公路，有很多國際上的慣例，有很多解決國際爭端的安排，要看企業界人士是不是了解這些安排，是不是熟悉這些安排，以便提前做好最壞的打算，在任何國家的投資都要想到，如果真的出了情況應該怎么辦，所以要做最壞的打算。前期要請當地公司給你們做交易設計，也要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前期的成本上要充分避免這一類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