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知道第304期：“托市”幫不了農民

摘要：

Talk 1  據報道由于糧食連年豐收、國家托市，導致國內外糧價倒掛嚴重，賣糧難現象重抬頭

Talk 2  中國糧食進口量那么大，說明賣糧其實并不難，難在想以比市場價格更高的價格賣出

Talk 3  從市場低價收購甚至進口糧食，然后高價賣給政府，套利機會明顯，走后門必然存在

Talk 4  政府的高價托市還維護了一種低效的生產方式，既損害了農民自己，也損害了消費者

問答實錄：

糧食“產量高、庫存量高、進口量高”不合邏輯

糧食的進口量那么大，說明國內對糧食的需求還是比較大的，所以賣糧其實不難。難在市場價格已經下跌的情況下，想比市場價格更高的價格賣出，這就比較難。

財知道：據媒體報道，由于糧食連年豐收、國家托市，導致國內外糧價倒掛嚴重，賣糧難現象開始抬頭。你怎么看？

朱海就：在政府托市的情況下，農民當然愿意把糧食賣給政府而不是市場，然而政府的收購能力有限，比如儲糧倉庫的庫存容量不足，農民賣糧還是難。但糧食的進口量那么大，說明國內對糧食的需求還是比較大的，所以賣糧其實不難。難在市場價格已經下跌的情況下，想比市場價格更高的價格賣出，這就比較難，如以市場價賣糧就不那么難了。

現在國內的糧食市場，存在“三高”現象，即“產量高、庫存量高、進口量高”。這是怪現象，因為國內產量高一般來說進口量低才對，另外，庫存都已經那么多了，進口應該少才符合邏輯，但進口還是那么多。這說明價格機制被扭曲了，糧食價格信號很大程度上失靈了，不能有效地發揮調節供求的作用。

政府多建點糧庫，多準備點銀子，可以多收點農民的糧食，但這不解決問題。政府這樣做只會使糧食供過求的現象變得更加嚴重，這里所指的供給不僅來自國內的糧食生產，而且也來自其他國家向中國的供給。這樣就相當于中國政府也補貼了其他國家的農民。

“托市”提高了其他需要以糧食為原料的企業的生產成本。假如糧食價格低一點，養殖魚蝦蟹和生豬的成本可能低一點，可見糧價高會損害了養殖戶的利益，當然也損害了消費者利益。這說明“托市”不僅扭曲了價格，也扭曲了分配結構、生產結構。所以托市產生了“看不見的代價”，雖然可能提高了部分農民的利益，但在更大程度上損害了其他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

“托市”幫不了農民，更多讓權力部門受益

從市場上收購糧食，甚至進口糧食，然后賣給政府從中獲利，這個利潤機會是很明顯的，通過“走后門”來套利是必然存在的現象。

財知道：因為國家托市，糧食收儲價比市場價高，形成兩種價格，有的地方農民為了賣糧出現了“走后門”的現象。這正常嗎？

朱海就：在兩套價格體系的情況下，通過“走后門”來套利是必然存在的現象。從市場上收購糧食，甚至進口糧食，然后賣給政府從中獲利，這個利潤機會是很明顯的，也是無風險的。無風險的套利機會一方面為權力部門帶來租金，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農民的交易成本，農民要么等待，要么走后門。這都是他們不得不支付的“成本”，賣糧收入扣除這些成本之后，和賣給市場的所得也差不多了。這說明“托市”幫不了農民，更多的是讓權力部門受益。

套利是人的本性，市場中也是始終有套利機會存在。但這種套利與上述套利是根本不同的。市場中套利機會需要當事人自己去發現，是存在風險的，而且市場中每一次套利的完成，都是消費者需求更好的滿足，是福利的增進。而上述套利卻根本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政府高價托市維護低效生產方式

政府收儲后，農民的積極性是把“低質”的米“高價”賣給政府，從而產生“高價”與“低質”并存的狀況。政府的高價托市實際上是維護了一種低效的生產方式，既損害了農民自己，也損害了消費者。

財知道：有不少人士認為，實行多年的糧食政策性收儲體系應該調整，讓糧價回歸市場。但農民那么辛苦，糧價不應該定高點嗎？

朱海就：從經濟學上說，糧食價格下跌說明種糧的邊際收益遞減，是同質的糧食供應太多的必然結果。要打破這一遞減規律，就應該通過創新，實現供給多樣化，滿足消費者新的、更高層次的需求。其實不是所有的糧食價格都低，比如好的米很貴，普通百姓很難消費得起，高價米會激勵農民去提升糧食品質，從而也提高自己的收入。如政府保證收儲了，農民就不會有積極性改善糧食品質。在市場中，一般來說“低質”一定是與“低價”對應的。但政府收儲后，農民的積極性是把“低質”的米“高價”賣給政府，從而產生“高價”與“低質”并存的狀況。所以，政府的高價托市實際上是維護了一種低效的生產方式，既損害了農民自己，也損害了消費者。

每個人都應該接受市場所給予他的收入水平的事實，可能這個事實對他來說是殘酷的。但俗話說“窮則思變”，糧食價格走低，農民兄弟應該自己想辦法，而不是求助于政府。農民除了可以種糧的土地外，還有勞動力、知識和企業家才能，甚至還有一點資本，他們提高收入的最好辦法是把自己的才能發揮出來，把自己的資本利用起來。

放開糧食市場，讓價格發揮作用，使價格不僅成為調節糧食供求的信號，也成為引導農民行動的信號，這才是農民的福音。政府落實好、保護好農民的土地財產權，促進農民發揮創造性才能，利用其自身的資本、知識和才能去發現市場機會，這就是對農民最有效的幫助。

農民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職業。農民可以是企業家，可以是創業者，他們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職業的劃分應該代替身份的劃分。并且，農民也不是“一類人”而是不同的“個人”，政府應該擔心不是作為一類人的“農民”的收入水平如何，而是作為個體的農民有沒有發揮他們應有的才能。為此，在政策上應該給農民松綁，改革那些阻礙農民發揮其才能的制度，如上述糧食收儲制度，當然還有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等等。

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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