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監管層生涯 證監會副主席姚剛涉嫌嚴重違紀

每經記者曾劍

2015年11月13日20：00，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委員、副主席姚剛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姚剛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位“老人”，從履歷來看，姚剛目前為止的大部分職業生涯均是在中國金融監管層度過。1993年，姚剛進入中國證監會擔任期貨部副主任一職，是中國證監會期貨部的創始人。1999年，姚剛被任命為君安證券董事長，國泰、君安證券公司合并后，被任命為總裁。2002年姚剛再次回到證監會任發行監管部主任，2004年7月姚剛升任證監會黨委委員、主席助理。在這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的金融資本市場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發生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作為見證者、參與者，姚剛在其中充當了什么樣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隨著時間的逝去，歷史似乎已經被塵封。記者通過梳理其20多年的工作履歷，希冀撥開塵封的歷史，為讀者呈現一個完整的姚剛。

引進國外期貨制度

資料顯示，姚剛系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先后在日本三洋證券、法國興業銀行東京證券公司和法國里昂信貸銀行東京證券公司從事投資銀行業務，擁有豐富的市場經驗。業界對他的普遍評價是：“敢于開拓、積極務實、辦事執著、敢作敢為”。

回顧姚剛的履歷可以發現，回國任職的初期，其主要與期貨部度過。1993年，姚剛開始出任證監會期貨部副主任、主任。

事實上，在姚剛出任證監會期貨部副主任時，中國期貨市場仍處于起步探索階段。

資料顯示，1990年10月，鄭州糧食批發市場經國務院批準成立，標志中國期貨市場誕生。該市場以現貨交易為基礎，引入期貨交易機制。1992年9月，我國第一家期貨經紀公司廣州萬通期貨經紀公司成立。1993年，由于認識上的偏差和利益的驅動，全國各地各部分紛紛創辦期貨交易所。到當年下半年，全國各類期貨交易所達50多家，期貨經紀機構近千家。

不過，由于中國期貨市場由于剛起步，極度缺乏監管。期貨市場的發展處于盲目無序當中，這也為后續發展埋下了嚴重的隱患。數量過多的期貨交易所出現，導致交易分散，期貨市場發現功能未能有效發揮。另外，過度投資、操縱市場、交易欺詐等行為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惡性事件頻發，多次釀成重大風險。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1993年，姚剛上任證監會期貨部副主任。當時，有日本留學經歷的姚剛就引進了當時日本期貨市場的一些先進制度和經驗，對推動期貨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任期內期貨市場大事頻發

不過，總體來看，在姚剛在證監會期貨部任職期間，中國的期貨市場雖處于規范發展階段，但卻出現了不少過度投機、監管不力的典型事件。諸如“3.27”國債事件、廣聯“秈米”事件、上海“粳米”事件、蘇州“紅小豆602”事件、膠板9607事件、天然橡膠R708事件等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當屬“3.27”國債事件。

1995年2月下旬，當時中國證券界的頭牌券商——上海萬國，由于判斷錯誤，在國債期貨“3·27”品種上大量做空而面臨巨額虧損，之后違規操作，在收市前8分鐘拋出1056萬的“3·27”賣單砸盤，相當于“3·27”國債發行量的3倍多，“3·27”由暴漲3元瞬間直線下跌0.71元，市場頓時一片混亂。

“3·27”事件在證監會的監管下，上海證券交易所宣布最后8分鐘交易無效，并組織協議平倉。而在當時，已經有大量的機構和中小投資人參與到國債期貨市場。據不完全統計，“3·27”事件牽涉利益達上百萬人。“3·27”事件給整個資本市場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股市極度低迷，上海綜指一度跌到了390點，人氣渙散。1995年5月17日，證監會鑒于中國目前尚不具備開展國債期貨的基本條件，作出了暫停國債期貨交易試點的決定。至此，中國第一個金融期貨品種宣告夭折。

記者注意到，期間甚至出現了一些品種消亡的案列。這便是“海南棕櫚油M506事件”。

早期國內外棕櫚油市場由于供求不平衡，全球植物油產量下降，而同期需求卻持續旺盛，導致棕櫚油的價格不斷上漲。到了1995年，國內外棕櫚油市場行情卻出現了較大的變化，棕櫚油價格在達到高峰后，逐漸形成回落趨勢。1995年第一季度海南棕櫚油期價一直于9300元/噸以上橫盤，但在M506合約上，市場投機者組成的多頭陣營仍想憑資金實力拉抬期價。而此時又遇到了一批來自以進口商為主的空頭勢力，在國內外棕櫚油價格下跌的情況下，以現貨拋售套利，由此點燃了M506合約上的多空戰火。

1995年3月以后，多空的激烈爭奪令M506合約上的成交量和持倉量急劇放大，3月28日持倉一度達到47944手的歷史最高位。與此同時，有關部門發出了期貨監管工作必須緊密圍繞抑制通貨膨脹，抑制過度投機，加大監管力度，促使期貨市場健康發展的通知。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是不允許原料價格上漲過猛，對糧油價格的重視程度也可想而知。這就給期貨市場上的投機商發出了明確的信號，而此時，M506合約上的多空爭奪硝煙正濃。多頭在來自管理層監控及國內外棕櫚油價格下跌雙重打壓下匆忙撤身，而空方則借助有利之勢乘機打壓，使出得勢不饒人的兇悍操作手法，在1995年4月，將期價由9500以上高位以連續跌停的方式打到7500一線。而此時的海南中商所施行全面放開棕櫚油合約上的漲跌停板限制，讓市場在絕對自由的運動中尋求價格。多頭在此前期價暴跌之中虧損嚴重，此時那有還手之力。這又給空方以可乘之機，利用手中的獲利籌碼繼續打低期價，在M506臨近現貨月跌到了7200水平。至此，M506事件也告結束。由于M506合約上的過度投機和監管不力，嚴重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導致棕櫚油這個品種在此事件之后，參與者越來越少。事件后的棕櫚油合約中雖有交易，但已是江河日下，到1996年已難再有生機了。

出面維穩動蕩的“君安”

1997年，“君安證券之父”張國慶因“賬外違法經營隱瞞轉移收入”被查處，君安證券陷入震蕩。鑒于君安當時在市場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張國慶被查的消息在滬深股市發生了劇烈波動。從1998年7月16日到20日，君安高層和深圳市證管辦分別發出告員工書、告客戶書和公告，強調“個別領導人接受有關部門調查”不會影響公司整體運行。

在監管當局看來，如此舉措是遠遠不夠的。正因為此，顯然是在管理層的部署下，國泰與君安兩公司分別于7月19日在北京召開了臨時董事會，作出兩大公司合并的決定。1998年7月19日，國泰證券與君安證券分別在北京召開了臨時董事會，作出了兩大公司合并的決定。

在1998年7月中旬至下旬短短的一周中，管理層做出了兩項重大安排：其一，要求兩家公司董事會批準通過并成立“合并工作聯合委員會”，由國泰證券董事長金建棟任主任；其二，選派時任中國證監會期貨部主任姚剛擔任聯委會副主任，準備接替張國慶執掌君安。

1999年3月，君安的股權變更手續最終完成。同一時間，證監會宣布，姚剛正式成為君安公司法人代表。

1999年4月13日，兩家公司分別在京召開股東大會，通過了以新設合并方式進行合并的決議，并決定成立“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籌備委員會”。籌委會的正副主任分別為國泰和君安的董事長金建棟與姚剛。

1999年5月20日，中國證監會復函，原則同意國泰、君安合并。

在姚剛等的主持下，新公司籌建和擴股由此開始。認股結果被認為相當成功。據姚剛在1998年8月8日的國泰君安創立大會上介紹，此次共有51家新增發起人以現金方式實繳認股款198503萬元，國、君兩家的原有股東又追加現金投資32808萬元，加上兩公司原有部分凈資產以1：1折為新公司股本，新公司總股本達到372718萬元，成為我國注冊資金最大的證券公司。

認股結果被認為相當成功。據姚剛在1999年8月8日的公司創立大會上介紹，此次共有51家新增發起人以現金方式實繳認股款198503萬元，國、君兩家的原有股東又追加現金投資32808萬元，加上兩公司原有部分凈資產以1：1折為新公司股本，新公司總股本達到372718萬元，成為我國注冊資金最大的證券公司。

1999年8月8日，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創立大會及第一屆股東大會于北京友誼賓館召開。參與該會議的19位董事一致通過，聘任姚剛為國泰君安總裁。隨后又任命了金建棟為該公司董事長。

在姚剛擔任國泰君安總裁期間，上市成為其與金建棟的重要任務。2000年度，國泰君安股東大會通過了《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重組及上市方案》。此后，為了順利上市，國泰君安進行了一系列準備，包括一系列股權轉讓等。

回頭來看，在這些舉措實施后幾年內，證監會“一參一控”的規定，卻使國泰君安當年的作為成為上市絆腳石。不過，在這之前的2002年5月，完成維穩任務的姚剛已經功成身進，成為證監會發行部的主任。

歷經發審委制度的多次變革

2002年，姚剛出任證監會發行部主任。此后不久，證監會便進行了發審委制度改革。

從歷史沿革來看，發審委制度主要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發審委初設階段（1993年6月至1999年9月）、發審委條例階段（1999年10月至2003年12月）、新發審委制度實施階段（2003年12月至今）。

顯然，姚剛上任之時，我國的發審委制度恰好處于第二個階段末尾。源于自1990年代初中國有股市以來，上市資格在中國一直是稀缺資源，由于企業一上市往往可獲得巨額融資，這使得中國企業一直對上市趨之若鶩，有關股票發行上市過程中存在灰色交易的傳聞也因此從未間斷。而發審委制度正飽受市場質疑。

2003年12月，證監會對發審委制度進行了重大變革，廢止了《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條例》，頒布了《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暫行辦法》和配套的《工作細則》。新條例的核心內容是提高發審委工作的透明度，加強對委員的監督管理。

根據新的發審委制度，發審委委員由有關行政機關、行業自律組織、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等推薦，由證監會聘任。委員人數由80人減至25人，其中證監會人員5名，證監會以外人員20名，部分委員可以為專職，每屆任期一年，提高了審核工作的質量和效率。發審委通過召開會議進行審核，設會議召集人5名，每次參加會議的發審委委員為7名。委員以個人身份出席發審會，獨立發表審核意見并行使表決權。暫行辦法將發審委投票表決方式由無記名投票改為記名投票，表決票設同意票和反對票，委員不得棄權，強化了委員的審核責任。

暫行辦法取消了原來的發審委委員身份必須保密的規定，為提高發審委工作的透明度，還規定了更為公開透明的審核工作程序，例如要求證監會有關職能部門在發審委會議召開5日前，將會議審核的發行人名單、會議時間、發行人承諾函和參會委員名單在證監會網站公布。暫行辦法還建立了對發審委委員的問責和監督機制，明確要求委員不得利用發審委委員身份或者在履行職責時所得到的非公開信息為本人或他人直接或間接謀取利益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姚剛上任后不久，證監會發行部便爆發了一件大事件。這便是王小石案曝光。

王小石，北京人，財務出身，1996年左右進入中國證監會工作。2004年前后，王小石的身份是證監會發審委工作處的副處長，在證監會發行監管部副主任王連鳳領導的小組中從事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板的籌備工作。

2004年11月4日，在學習期間的王小石被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帶走。此后，其被帶走的原因浮出水面，其在2003年鳳竹紡織過會的過程中售賣發審委員名單，另一原因是在深圳某上市公司發可轉債的過程中參與公關、介紹受賄。

王小石的案發，使人們有機會對發審黑幕有了更深的了解。由于王小石主要通過出售發審委員名單牟利，此案也使得市場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2004年前的舊發審委制度問題上。此案在一定程度上變相推動了證監會對發審委制度的改革。

此后，姚剛還經歷了發審委制度的多次變革。

2005年，《證券法》修訂后，根據證券市場發展的要求，證監會于2006年對發審委制度進行了新的改革。2006年5月8日，證監會審議通過了《發行審核委員會辦法》，原暫行辦法宣告廢除。新辦法主要在兩個方面進行了完善：

一是將發行證券申請的審核程序分為普通程序和特別程序。發行人公開發行股票申請和可轉換債券等其他公開發行的證券申請適用普通程序，而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證券申請則適用特別程序。在特別程序中，每次參加發審委會議的委員為5名，表決投票時同意票數達到3票為通過，未達到3票為未通過，且委員不得提議暫緩表決。二是完善了發行人接受詢問和委員提議暫緩表決的制度。

2009年為配合創業板的運行啟動了第二次改革。2009年5月，證監會對《發行審核委員會辦法》進行修訂，明確單獨設立創業板發行審核委員會，人數為35人，任期一年。同時規定主板、創業板和并購重組委委員不得相互兼任。修訂后的辦法是現行有效的規范發審委組成和工作程序的最主要的部門規章。目前的主板發審委為第十四屆，創業板發審委為第三屆。

在上述發審委制度變革期間，雖然姚剛的職位有所變化，其從2004年7月起擔任證監會黨委委員、主席助理，但其仍然兼任發行監管部主任。因此，這些變革顯然與之有關。

親歷股票發行制度去行政化

細數我國股票發行審核制度的演進歷程，主要經歷了從“額度管理”階段（1993-1995年）、“指標管理”階段（1996-2000年）、“通道制”階段（2001-2004年）。到了2003年末，“保薦制”成為我國股票發行的制度。

當時，伴隨著證監會對發審委制度進行了重大變革，為配合此項變革，保薦人制度也在此時被監管層推出。證監會擬借此加強券商與上市公司間的連帶責任，以保證企業上市信息披露的可信度。

2003年12月，證監會制定了《證券發行上市保薦制度暫行辦法》等法規。此舉被認為是適應市場需求和深化股票發行制度改革的重大舉措。

資料顯示，“保薦制”起源于英國，全稱是保薦代表人制度。中國的保薦制度是指有資格的保薦人推薦符合條件的公司公開發行證券和上市，并對所推薦的發行人的信息披露質量和所做承諾提供持續訓示、督促、輔導、指導和信用擔保的制度。其主要內容包括：建立保薦機構和保薦代表人的注冊登記管理制度；明確保薦期限；分清保薦責任；引進持續信用監管和“冷淡對待”的監管措施等四個方面。

保薦制度的重點是明確保薦機構和保薦代表人的責任并建立責任追究機制。與“通道制”相比，保薦制度增加了由保薦人承擔發行上市過程中連帶責任的內容。保薦人的保薦責任期包括發行上市全過程，以及上市后的一段時期。2004年5月10日，首批共有67家證券公司、609人被分別注冊登記為保薦機構和保薦代表人。

2008年2月，管理發行監管部多年的姚剛“升職”了。伴隨著此番升職，其此后在中國的股票發行制度變化中發言的機會則進一步提升。

2008年2月27日，證監會在其網站上宣布，國務院已任命姚剛為證監會副主席，并任命朱從玖為證監會主席助理。同時，證監會決定張育軍任上海證券交易所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宋麗萍任深圳證券交易所黨委副書記、總經理。

當時，證監會的兩個重頭任務就是新股發行制度的變革以及創業板的推出。而姚剛此前是主管發行監管部，這次升任副主席。對此，不少市場人士認為，這意味著證監會將在推動下一階段證券市場發行制度改革方面有所發力，同時在加強市場籌融資功能，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方面也會加快步伐。

果不其然，此后，證監會針對新股發行政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2009年以后，證監會出臺相應政策，逐步完善新股發行詢價和申購的報價約束機制，優化網上發行機制。2012年4月，證監會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就新股發行體制改革方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此次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便是要進一步推進以信息披露為中心的發行制度建設，逐步淡化監管機構對擬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斷，修改完善相關規則，改進發行條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落實發行人、各中介機構獨立的主體責任，全過程、多角度提升信息披露質量。

在這過程中，姚剛曾多次接受媒體采訪，向市場傳遞“發行體制改革的整體去向是去行政化”的態度，配合發行制度改革。當時市場普遍認為，證監會這是在為新股發行從審核制轉向注冊制鋪路。

在政策上，注冊制也在的確在逐步推進。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首次明確“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這是注冊制首次寫入中央文件。2013年11月30日，證監會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證監會也在此后多次表態；正在推進注冊制改革。

請關注“主力抓黑馬”，或“zhuliheima”。

主力抓黑馬致力于把握主力機構最新動向，準確梳理熱點投資邏輯，輕松穩定駕馭市場黑馬，歡迎您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