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力派紛紛放炮 周小川樓繼偉易綱等在50人論壇說了啥

文章來源：彌達斯微信公眾號（midasjr）授權鳳凰財經轉載

彌達斯先問幾個高大上的問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是啥？

實體經濟如何去產能？

房地產如何去庫存？

怎樣全面降低成本？

怎樣化解金融領域的風險和去杠桿問題？

如果你回答不了，那么下面這些權威內容你可要仔細研讀！

今天最火的事情還有這么一場經濟界的高級論壇值得關注。不僅央行行長周小川、央行副行長易綱、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財政部長樓繼偉等在內的重要人物都參會發言，而且習大大的核心智囊中財辦主任、發改委副主任劉鶴也參加了哦，雖然沒有講話。這個論壇就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會議專門就“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發展質量”進行頭腦風暴。

由于具有公開討論性質，這些對中國經濟政策具有實質性影響的人說了不少實話，對于當前政策不乏尖銳的批評，有些話則似乎具有強烈的暗示意義。

更重要的是兩會召開在即，這些權威官員的意見，有可能會反映到相關的報告和政策中。所以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央行行長周小川：金融危機后過度依賴貨幣政策

結構改革或者說結構調整也是價格改革和價格調整。這里要有一個例外，市場有一些環節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說在市場失效的環節，還有一些，由行政主導的結構性問題和結構性調整。應該說由于我們國家是從傳統的中央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因此從思維的角度比較傾向于較多看到市場無效或者市場失效的環節。在市場失效的環節政府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或者發揮更好的作用。

之所以說市場有一小部分情況下市場是無效的，過去傳統的經濟主要是存在外部效應，讓市場決定的價格可能存在誤導。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由于很多國家財政政策空間比較小，過去債務比例高，所以有一些過度依賴貨幣政策。

最后，我想講的是，結構性政策在當前全球化經濟情況下，和對外經濟關系重大，重要的議題就是比較優勢轉移。隨著價格機制的變動，比較優勢就會發生轉移，包括某些勞動力密集型的生產必然會轉移出去。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究竟轉移還是不轉移取決于結構性政策，取決于當前的戰略。

周小川還在發言中吐槽了油價問題。他指出，結構性問題就是價格性問題，結構改革也是價格改革。他以油價為例，指出中國政府應該在市場失效環節發揮更大作用，“不見得政府定價能做得更好，例如成品油。”

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必須建立新住房制度去庫存窗口期很短

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補”。

第一，情況要摸清，搞清楚情況是什么。比如說鋼鐵產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尸企業有多少，占多大的產能，處置這些僵尸企業帶來多少不良資產，不良貸款，涉及到多少職工。這些職工的再就業，保證基本生活需要多少錢。

搞清楚問題，更重要的是找到產生問題的原因，找到病根，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第二，目的要明確，目的是手段，防止本末倒置，如果把企業關了，但是過剩產能沒有實質性減少，就沒有達到目的。

第三，任務要具體，搞清楚要干什么，確定紅線好操作。每一項重點任務都有具體化：

別把供給側改革當成筐

必須要建立新的住房制度

處置僵尸企業，從鋼鐵、煤炭先動手

中央地方化解過剩產能的分工

去庫存窗口期非常短

財政部長樓繼偉批勞動合同法：工資過快增長降低投資意愿

樓繼偉表示，當前我國勞動合同法對企業保護不足，諸如簽訂長期合同等規定，不適應我國外向型、代工型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而工資剛性增長等規定，使得工資增長超過勞動率的增長，不利于生產率的提高，削弱了我國競爭力——凡此種種，最終傷害的是勞動者的利益。

后續改革，應該著眼于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平衡好對勞動者和企業的保護。另外，要提高勞動生產率，還要解決一些職工落戶等問題，這些都是供給側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

央行副行長易綱談供給側改革：貨幣政策要避免過度寬松

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適當的總需求的管理，它們兩者的關系有以下幾種。第一，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一個判斷。第二，總需求的管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處于一個輔助的地位，是一個配合的政策。第三，總需求的管理雖然是總量的政策，但是我們在做總需求管理的時候，應當強調有針對性和精準發力。

那么很顯然，總需求的政策，一個是財政政策，一個就是貨幣政策。那么我們現在實行的是積極財政政策，可以在鼓勵消費，盡量減少擠出效應上多做文章。那么貨幣政策實行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穩健、適度、靈活，要避免過多的放水和寬松。

下面我說一下總需求政策的管理分工，財政政策是天然的結構性政策，所以財政政策在供給側改革的時候，應當是需求管理的主戰場，財政政策有很多結構性考慮，比如說扶貧、結構性調整，貨幣政策還是要穩健。貨幣政策要避免過度寬松。因為貨幣政策過度寬松，可能會產生資產價格的泡沫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經濟學家吳敬璉：擔憂供給側改革變成行政力量調結構

從理論上來說，大多數人都承認市場力量能促進資源從供過于求、效率低下的企業流出來，轉向效率較高的企業，實現決策優化，也承認市場能有力激發創新和創業的活力，達到獎優罰劣的目的。但是建立健全市場機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關的機構和人員放棄一切既有的權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維艱。

對于政府機關和官員來說，最順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預。一方面下達指標壓縮過剩產能，消除房地產庫存，要求網絡提速降費，另一方面設置各種各樣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術開發區，企圖用高投資、高補貼推出一個科技創新的高潮。

供給側改革應是體制改革，而現在常常被誤解為“供給側的結構調整”，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實際上回到了老辦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調結構。我很擔心，這個辦法恐怕不能取得我們預期的效果。

吳敬璉對改革空轉表示了強烈的擔憂。他強調我們注意和加以改進的地方就是決策部門、執行部門好像有點慢。三中全會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頂層設計，很多改革項目指導意見或者方案設計，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組的批示。但是這些頂層設計和指導意見和一些具體實施方案的銜接好像存在問題。

有一些指導意見和方案不銜接，電力部門的人做了一些討論，這種現象很明顯。最近一個月以來，所謂改革空轉，領導部門忙著發文件，下級部門忙著學文件，一個文件還沒有學完，第二個文件又來了，叫做改革空轉，或者說改革成為了修辭。這種批評，有一些可能不實，但是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一定要把這些很好的改革頂層設計，指導意見落地生根。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批貨幣政策：沒去杠桿有重大風險

王小魯開篇直言：“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本來這個問題想提給小川行長和易綱副行長的，可惜他們兩個走了”。

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整整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樣的貨幣增長還能說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嗎？”

王小魯進一步闡述稱，“過去在GDP為10%左右的時候，M2保持12%、13%的增長，可以說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現在GDP只有6%點多，但貨幣增長保持了13.3%，這種情況下已經不能稱為穩健的貨幣政策了，而應該叫做寬松的貨幣政策”。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增長，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在其看來，實踐已經證明寬松的貨幣政策對解決經濟疲軟是無效的。造成經濟疲軟的主要問題在于結構，如果結構不調整的話，繼續靠寬松的貨幣政策來解決增長疲軟的問題，可能會增加很多問題，帶來重大風險。

國研中心副主任王一鳴：房地產潛在庫存消化需6年零5個月

王一鳴表示，按照去年全年銷售面積測算，目前中國房地產庫存消化需6-7個月；然而如果加上在建房屋面積73.5億平方米的中等口徑，庫存消化需5年零9個月；加上大口徑待開發面積，庫存消化需6年零5個月，

王一鳴認為，樓市去庫存現在有兩個難點。最突出的矛盾是三四線城市化解庫存難度大，現在一二線總體有所緩解，但是三四線城市是矛盾的焦點，而且下一步怎么化解？還找不到特別有效的辦法。

第二個難點，商業用房、辦公樓、寫字樓的去庫存壓力。這塊由于現在互聯網，網購迅速發展，商業地產受到直接的沖擊，特別是實體業。如果最快的口徑需要10年10個月去庫存。也有相當一部分后期也沒有辦法消化，庫存有的是受政策因素約束，還有的是因為產品本身不適應市場的需求，這個也要有清醒認識。

為了化解三四線城市“去庫存”以及商業用房、寫字樓“去庫存”問題，他提出8條建議。第一，在三四線人口凈流出地區控制房地產用地供給量；第二，提高貨幣化安置比例；第三，發展批量租賃市場；第四，公積金試點探索建立城市政策性住宅銀行；第五，在試點基礎上推進租房抵扣按揭所得稅；第六，進一步鼓勵農業轉移人口購房，出臺相應特殊激烈優惠政策；第七，探索商業用房資產證券化；第八，給予地方房地產政策更大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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