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小朋友批判“那些黑心老板太壞了！”時

文/齊亮

一

從米塞斯到黑茲利特，有一個觀點被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學者們反復提及：“當政府‘創造就業’時，他創造的就業和減少的就業一樣多。”——這個廣為流傳的觀點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很顯然，同樣的資金，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用它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不可能是相等的。除非我們默認政府官員在創造就業機會時具備和企業家同樣的能力。這相當于說“當屠夫給病人動手術時，他造成的醫療事故和醫生一樣多。”

美國公共政策研究專家亞瑟·C.布魯克斯的著作《通往自由之路：為自由企業制度而辯》一書中引用的資料證實了我的這一判斷：“根據大多數關于政府部門增長對私營企業影響的經濟學研究……政府每增加一個工作崗位會減少1-2.2個工作崗位。”

這是一個迷信科學研究和數據分析的時代，其實，有些重要的問題不需要統計和研究，只需要依據常識進行思考就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二

一個具備經濟學常識的人，不會把“雖遠必誅”這種口號掛在嘴上，熱愛經濟學的人相信的是“雖遠亦可貿易”、“雖遠亦可合作。”

歷史上“雖遠必誅”的漢武帝時代，是一個誅殺豪強（民間領袖），遷徙富戶（資本家），制造散沙社會的時代。當人們在大漢朝廷的暴力面前連自己的家產都無法捍衛的時候，“雖遠必誅”是一個多么無知和無恥的口號。

三

“如果“消費”真是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為什么還有經濟學家主張用刺激消費來幫助盡快走出經濟危機？”

——這句話出自徐賁先生的著作《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是用來批判《中國站起來》的作者們的。

《中國站起來》的作者們固然令人不齒，但是徐老師的質疑也令人遺憾。他用一整本書講“說理”，可是一開始就犯下了最常見的邏輯謬誤：訴諸權威。——而且訴諸的是一種錯謬的權威觀點。我看到這里，就不太想看這本書了。

“經濟學家主張用刺激消費來幫助盡快走出經濟危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多花錢可以解決你的貧窮，多吃東西可以減肥，多干活可以緩解你的勞累，多吵架可以拯救你的愛情……

四

貧窮是一個問題，貧富差距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這是公知和腦殘們最容易混淆的一點。

公知如果不能理解這一常識，公知就容易變成腦殘。腦殘如果不能理解這一常識，就會一生都活在嫉恨與憤怒之中。

五

學習經濟學不能讓一個人致富，卻能讓他不再做一個腦殘。

六

今年有一陣，我的朋友圈里突然出現了好多揭露“鉆石騙局”的文章。這些文章把鉆石稱為“二十世紀最精彩的營銷騙局”。文章說鉆石沒什么用途，也并不“稀缺”。聲稱“鉆石的存在只是證明了這個世界是何等荒謬。”

經濟學中的“主觀價值論”（即“價值”是主觀的）再一次被這樣的議論聲所遮蔽。如果價值指的只是“實際用途”或者物質利益，那么這個世界看起來當然會“何等荒謬”。要如何理解“烽火戲諸侯”里的君王為了愛人一笑可以放棄江山？（愛人的微笑又有什么“實際用途”呢？）要如何理解粉絲愿意為女主播一擲千金呢？要如何理解有的人愿意傾家蕩產去做公益或者做恐怖分子呢？要如何理解有的人愿意為了權力或信仰而付出生命呢？

一個人對“價值”的理解如果只是局限在物質利益，他就無法理解經濟學，也無法理解這個在他眼中“何等荒謬的世界”。

七

最近在追的美劇是《西部世界》。我很喜歡這部劇。

不過，感覺《西部世界》和《雪國列車》等諸多科幻類影視劇一樣，過分夸大了金錢和科技的力量。事實上，人始終是有限的。人的局限決定了科技和資本都是有局限的。（比如我就認為人類永遠也創造不出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機器人。無論科技怎么進步。）人類歷史上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可以用他的金錢和科技操縱國家甚至人類的命運（像很多科幻片里擔心的那樣。）雖然制造巨大人禍的魔鬼也確實經常出沒（像希特勒、斯大林等等），但都在政治領域。恐懼資本和科技，是搞錯了方向。

八

寫《通往自由之路：為自由企業制度而辯》的亞瑟·C.布魯克斯發現了一個悖論：一方面，大多數美國人支持自由企業制度，但是那些不利于自由企業制度的法律和政策卻可以一次次的獲得支持；另一方面，大多數人不喜歡大政府，但是那些擴張政府權力的律法和政策卻可以一次次的獲得支持。

他發現，問題的要害在于，如果要在一夜之間做大政府或者削弱自由，人們肯定會群起反抗，但是一點一滴的擴張政府權力，一點一滴的削弱自由市場。這種“漸進”的方式，并不會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感。而自由，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淪陷的；通往奴役之路，也常常是一磚一石慢慢建成的。

在美國，奴役不是由恐怖統治和穿著長靴的暴徒造成的，它來自對自由企業制度的一次次背離。每一次對制度的背離都有令人心動的理由，而且僅僅一次背離也不會損毀整個制度。可是在日積月累的過程中……

九

紀錄片《我的詩篇》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杰作。講述的是農民工們的詩歌和他們的生活，他們在流水線上消耗青春，在大地深處采礦挖煤。在工作的間隙用詩歌書寫他們的心事。

《我的詩篇》放映結束后，一位家長在微信群里說，自己的小孩看完電影后，說“那些黑心老板太壞了！”群里好幾位家長紛紛為這位小朋友點贊。一個知識分子評論說“最惡心的就是知識精英與資本家朗誦詩歌那部分，真把人看吐了。”

——這樣的聲音真是令人悲哀，沒有資本家，電影是怎么拍出來的呢？電影的出資者中沒有資本家嗎？沒有資本家，拍攝電影的各種設備會被生產出來嗎？沒有資本家，這些農民工會有寫詩的機會嗎？還是一生只能終老山村？當小朋友批判“這些黑心的老板太壞了！”的時候，其實正是一個和孩子討論經濟問題、對孩子進行經濟教育的機會，但是這樣的機會，被那些無知的點贊所淹沒了。

米塞斯在《貨幣、方法與市場過程》中感嘆：“人們，甚至民權領袖、政治家、編輯，都不愿意進行任何嚴肅的經濟學研究。他們以其無知為榮。他們擔心，了解經濟學可能有損于他們天真的自信及其因重復隨手撿來的口號而產生的自滿。”張維迎則一再提醒人們要警惕“無知與無恥”。

其實，“無知”與“無恥”常常是一種互動關系。人常常不是因為邪惡而無恥，而是因為無知而無恥，并且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