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剛：滴滴從村里隊員跑到打全球舞臺用了4年

滴滴出行聯合創始人、知名投資人王剛

2016年11月19-20日，由鳳凰網與鳳凰衛視聯合舉辦的“2016鳳凰財經峰會”在京舉行。今年起，鳳凰財經峰會將以“決策與市場”為永久主題，以“思想解放市場”為旨歸，致力于打造最具影響力的全球化投資與決策圈層交流平臺。

在圓桌論壇《中國企業的未來》環節，滴滴出行聯合創始人、知名投資人王剛分享了他的企業投資管理經驗。

以下為他在本次峰會上的發言實錄：

王剛：我接第四個話題，這三個題目我覺得都挺接的，我談一點我自己的感受，我相信像汪董這樣的企業家在中國未來會越來越多，為什么呢？移動互聯網是一個新的渠道的誕生，所以看到渠道之王慢慢格局奠定了，互聯網那個年代也奠定了，哪一個互聯網牌桌很快在互聯網寡頭的緊盯下面已經奠定這個格局了，所以未來的創新會越來越逼著我們去進行個技術創新，那技術創新里面就會產生這種技術型的領袖和企業家。但是我是投資人，老說另外一個角度，我覺得未來所謂的商業領袖有兩個特點，如果想在渠道里做贏家通吃的，對于他的領導力的要求會遠勝過管理力的要求，為什么？就是我們的指數級的增長使得我們的競爭非常白熱化，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戰場。所以他的學習能力和反應速度是很顯得很重要的，就像我們今天被汪董吸引，他講的又是有彼推此的話題，你只要把你自己家庭搞明白了，你就把全世界搞明白了，因為全世界就是由你家庭組成，不用舍近求遠，這是寡頭企業家領導力的提升。

另外我想表達的是技術型的企業家有他先天的短板，這個是我們很少投或者不太敢投的原因，第一個周期長，第二個公司在早期沒問題，往往做大以后，你原來所有的技術優勢就不是這家公司最核心的那個壁壘了，你的領導力優勢就變的尤為重要了，這個技術技術型的CEO能否容下更強的CTO進來，能否駕馭全世界的科學家，那個時候要你容下原來比你強的人，這個挑戰在組織上的這門課，這些技術型的CEO是沒補過的，這堂課需要付代價。這是我兩個不同的觀點，平臺型的CEO需要超強的領導力，技術型的CEO未來的問題會很大的挑戰，如何提升組織管理能力，最終是在做企業，這是我對企業家領導力的看法。

另外一個關于投資資本這個問題，越是0到1創新的事情需要非常非常長的眼光和投入，這件事情本身就在考驗企業家眼光的長短，為什么說馬云眼光長，淘寶十年不賺錢，一年賺了十年的錢，這是他的商業模式決定的，你說你今天做個經銷商，第二天就賺錢了，你說全中國做大的線上的MALL，這是一個20年的競爭，為什么亞馬遜到今天還沒有收網，如果你想5年就結束比賽你自己就出局了，這個比賽要20年才能出結果，這個技術型創新里面，我的一個提醒就是不能遠離商業本質，我們畢竟不是一個純研發的公司，錢從哪里來？還是要從商業當中來。所以可能還要緊緊圍繞著今天用戶愿意為什么買單，汪董說了，兩個美，你能夠美容他就買單了，你搞的5年以后見效果就不買單了，這種情況下可能政府比企業看的更遠，可能有扶持基金、引導基金，我們這個創業環境，我覺得是越來越好的，我覺得對于今天的這個政府，我信心無比足，通過跟長沙政府打交道，和青島政府打交道，我覺得從領袖到管理層到今天二胎的出生率這么高，到現在都財務自由了還要拼命，所以我覺得沒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無論從環境還是從今天的群體還是從我們市場，都是不可挑剔的一個狀態。這是我的看法。

曾瀞漪：謝謝王剛先生。汪董，剛才王剛先生在談的時候，我們發現其實企業的發展還是離不開地方政府，我想地方政府對于一個企業的擴大來說，有一個非常關鍵性的角色，剛剛您也您也提到不管您主張生命經濟應該怎么樣的時候也談到了政府，我們在看中國企業未來的時候，您怎么看中國的政府跟企業的未來，從現在開始應該怎么樣做才能幫助企業，尤其是中國的企業發展的更好？

汪建：我們在學術界有爭議的時候，地方政府反倒更加超脫一點，給了我們一些特殊的支持，所以在那個早期，大家就認為我們活不過來的時候，活過來了，我們在做好事情的時候也很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源頭創新的東西會遇到的爭議比較多，比較多的時候，遇到政策法規障礙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是天大的事，特別我做了一張幻燈片，我親自經歷的，去年還是前年貴州大數據會的時候，我去過馬路，紅燈亮了我在這兒等著，一會兒綠色也亮了，紅燈還沒有滅，兩個都亮了，你說我走還是不走，想了半天，綠燈是創新驅動，紅燈是依法治國，都亮，我們就在中間，后來我們做了第三張片子，我開了一個裝甲車來了，我管你紅燈綠燈，你不敢惹我，如果我做的事符合天理，我就可以不管王法。后來我有一次在臺里面回報我就問總理，當天理遇上王法的時候你支持哪一個？

曾瀞漪：他怎么說？

汪建：他說當然是天理為大了，如果王法違反了天理是我們政治家的責任，我當然做了一個注解，天理是什么，第一個是符合科學規律的，在科學上是無可挑剔的，第二個符合民眾和大眾的需求，所以天理是經得起時間、空間、歷史經驗的，王法是變的，所以我就說創新驅動和依法治國的時候，特別在前沿科學的時候會遇到很多這樣的問題，你突破的時候法治總是滯后的，你滯后的時候支持我就變得很麻煩。你剛才問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很愿意支持我們，但是違法的時候他有點他不敢上，我剛才說我上訪能力很厲害，其實不是我上訪能力很厲害，是深圳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帶著我一起來反映這個情況。那就是說一個創新國家的建設，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除了企業家、科學家、勞動人民的創造力以外，上層建設、生產關系的創新發展，法制是保駕護航，還是障礙，只是為了秩序還秩序，把好人都當壞人看呢，所以這是一個天大的矛盾，這個矛盾中我想把這樣的難題交給地方政府來說也不公道。所以我覺得我這些年遇到的困難主要是這點。

曾瀞漪：在您的談話當中我覺得實際上還有掙扎，不敢是天理還是王法，它是一個掙扎，它是一個抉擇，它是一個抗爭，它是一個必須要用勇氣去突破的過程，我們簡單的再來談一下，您對中國的企業在發展有沒有信心，你覺得這個信心怎么樣才能產生？簡單說一下。

汪建：我不知道其他工業的信心，我就知道我們信心滿滿，因為就像王剛評價的時候，如果從我們自身做好，我能做好，我們能做好，我們家庭能做好，我們家鄉和支持我們的地方政府和地方能做好，那全省就能做好，全國就能做好，那全世界就能做好，我們在引領一個時代的變遷，我們從我們自己身上已經看出來了這種變遷帶來的益處和我們的前瞻性。剛才王剛說管理上的問題，我們現在提出的叫做“四個重返”，我們現在儀器制造全部起來了，我們叫做重返歐美主戰場，因為我們原來都是買洋槍打洋仗，2012年開始美國人不賣我們武器了，不賣我們儀器設備了，我們仗沒法打了，而且他拒絕修我們的設備，沒法打了，所以差點犧牲了，現在回過頭來叫做重返歐美，重返直轄市，北京、上海有什么了不起的，要重新殺回來。然后要重返農村，扶貧的地方能夠做好，我一定能夠在紐約、倫敦做得好，在北京、上海做得好。我個人還有一個私心雜念，是一個邊疆新疆迷，我們提出來把新疆西藏的事情一次做完了，作為我去新疆西藏五十、一百次的回報，所以對于他的社會影響、經濟影響一點都不懷疑。我認為這個領域，中國不光可以在自己國家做好，也能夠做好一路一帶的事情也能夠做好最發達國家事情。所以中國處在一個全新的時代，希望這個時代能夠糾正一些需要填補的地方，把今天的國情優勢，今天的相對歐美國家還是一個低成本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前沿科學的優勢和中國國情的優勢發揮到極致，我們就可以不再走鴉片戰爭，不再像二戰以來這么受欺負，這些年受欺負的事情，我們可以把中國從一個追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變成一個跨越引領型的模式，所以我對這個領域是充滿著信心。

曾瀞漪：謝謝汪董，謝謝，王剛你剛才說你很有信心，簡單告訴我你們的信心究竟什么地方來，是因為你們是行業的領導者還是從你們的踐行過程當中別的東西給你們的信心？王剛先生？

王剛：我剛才已經回答完了，我覺得第一個從外部環境來講，我們剛好順著中國崛起，中國夢這一個大的背景下面，然后兩個公司之間的PK看CEO，兩個國家的PK也要看領袖，所以在大的背景下面，我們能借著中國出海這個事情，我們是可以借很多力，這個時候就要看我們企業家的經營水平要求很高。

在國內互聯網出現以后，你發現會產生很多全國性的公司，為什么我們去很多地方都受歡迎？因為我們可以把公司的總部和納稅地放在任何的地方，我們賺的是全國的利潤，不是全國的利潤，是全國的稅，只是把這個稅放在哪個省的問題，那我覺得在中國大陸內部是這個狀況，那放在全球也一樣是這個狀況，你說我們看好哪種公司，我們當然看好像阿里、像騰訊，能夠走出國界，看好華為，能夠進行全球去服務客戶，賺取全球利潤的公司，我當然是看好的。今天我們相信我們企業家的領導水平，不是吹，我們講滴滴的狀況，滴滴從一個村里的隊員到打全球的舞臺用了四年的時間，事實證明我們沒有輸，我把中國拿下來了，在全球還要談分而治之，不是說我讓給了Uber，Uber是我的，亞洲不是這個狀況，全球范圍我是2/3，對方是1/3，所以通過這些的傳統企業家讓互聯網企業家跑出來，給了10年的時間他們跑出來了，互聯網企業家只給移動互聯網企業家3年時間，不跑出來就掐死你，三年時間跑出來的領導人的學習力一定不故差了，所以我的信心來自這個地方。

曾瀞漪：在全球滴滴能夠占到2/3，這個什么時候能達到？

王剛：我記得未來三年。

曾瀞漪：三年后我們來考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