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綱：思考中國金融改革

2015年，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合作舉辦了第1期“CF40·孫冶方悅讀會”。CF40學術顧問、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作為主講嘉賓，與讀者們分享了寫作《中國金融改革思考錄》的心得。CF40學術顧問、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李劍閣及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進行了點評。本次活動由CF40秘書長王海明主持，金融城和交通銀行承辦。

“CF40·孫冶方悅讀會”旨在以“名家+好書”的模式，為國內經濟金融界人士奉上深度閱讀與知識分享的高端聚會，引領參與者深度思考國內外經濟金融領域重點問題，探討國際前沿理論創新，享受讀書之樂趣。

易行長的演講圍繞政府與市場關系、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創新的本質、產權界定與市場效率、農村信用社改革等主題展開。最后，易行長提出了一個令全場觀眾深思的問題：“你是否相信市場經濟？相信到什么程度？”

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要逐步完善產權、依法治國、激勵相容、社會監督，從而建成比較有效的市場經濟。

很高興參加第一期“CF40·孫治方怡悅讀會”，我是北京大學77級的學生，在北大讀書時有幸聽了幾次孫冶方先生的課。孫冶方先生是1983年去世的，他在改革開放初期恢復工作以后依然積極到北京大學講課，讓當時的年輕人受益匪淺。在非常困難的時期，他仍然堅持價值論，堅持市場具有配置資源的作用。他提出，“只有把計劃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才能使計劃成為現實的計劃，才能充分發揮計劃的效能”。這是當時我聽孫冶方先生講課的主要收獲。現在看來，他的觀點比較保守，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觀點讓人非常震撼。他在困難條件下堅持真理、敢說實話、實事求是的精神確實值得我們經濟學人學習。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內涵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現在說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含義已經完全不同。1978年，農村的經濟組織形式是人民公社，屬于集體所有制，在中國整體國民經濟中，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占據了99%以上的比例。當時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各企業負責人、各單位負責人不要再開展階級斗爭，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展建設、投資、生產、流通。

經過30多年的改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含義已經發生改變。國有經濟占比與1978年相比已經小了很多，非公經濟就業已占總就業80%以上，非公經濟成為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現在所說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指政府要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環境，地方政府的職能要從直接抓經濟項目、招商引資轉移到執法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但是很多政府官員，對于1978年和改革開放30年后不同狀態下的政府職能的定位依然不清楚。未來，這些地方政府會逐步認識到應該轉變觀念，政府的工作重點應該是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產品，比如公共交通、社會治安、學校教育、環境保護等方面。

尋求效率與公平兼得

關于如何實現效率與公平兼得，由于自身的工作經歷，在這本書中我體現出的更多的想法是如何注重效率。但是我也要向大家報告一下我是如何考慮公平問題的。

比如環境問題，涉及到如何執法，如何把環境指標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2002年時，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個觀點，我認為“應該把就業、環境、銀行不良資產率和GDP增長率做一個綜合的指標來考核地方政府政績”，GDP增長率只放在第四位，第一位是就業，第二位是環境，第三位是當地銀行不良貸款，因為如果有些地方的金融環境不佳，銀行不敢批貸款，就會影響這個區域的經濟發展。這個綜合指標反映了環境問題的外部性與地方政府的責任，環境問題靠企業和個人無法解決。

創新的五個層次

提到創新，大家很容易聯想到產品創新，比如計算機、互聯網等產品。我們總說中國的創新能力不足，周圍很多高科技產品都是外國人創造的。最近中國的互聯網發展速度很快，包括阿里巴巴、騰訊也有一些自己的創新，但主要也是在討論產品創新。我認為，產品創新只是創新最表面的現象，是最淺的一個層次。

在考慮產品創新能力時，應該更加關注創新的第二個層次——組織創新，即公司、企業、市場創新。為什么PE這個概念是由外國人提出的？私募如何選擇值得投資的企業？在互聯網時代，為什么美國能出現雅虎、微軟等巨型互聯網企業，中國能出現阿里巴巴、騰訊等大的互聯網企業？相比之下，為什么歐洲和日本反而沒有特別出色的巨無霸式的互聯網企業？不難發現，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很多是由美國的PE或互聯網企業進行初始投資的。現在我們常抱怨為什么新浪、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互聯網巨無霸企業不在中國上市。如果仔細考察其成長路徑，觀察最初的投資者、成長過程，就會發現他們到國外上市一點都不奇怪，因為投資者一開始就把這家企業如何成長、VC/PE投資人如何退出、在哪個市場上市都進行了規劃。所以，當你思考這些企業是如何出現、如何成功時，就會發現比產品創新更高級的是組織創新，即公司、企業和市場，這些組織以什么方式競爭，以什么方式創造。

創新的第三個層次是規則、概念、制度的創新，第四個層次是人的創新。創新者必須要有獨立的人格，能夠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還必須有平常心，不能那么焦躁或者短視，必須要寧靜下來。為什么真正能創造的人是寧靜的、是著眼長遠的？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安全的，是得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這樣他才能持續創造。這正是創新的第五個層次——法律層次上的創新。

產權界定、宏觀經濟波動與市場效率

在中國春秋戰國甚至更早的先秦時代有這么一句古話：“有恒產者有恒心”，孟德斯鳩也說過類似的話，在這一點上其實東方和西方的文明是有交匯點的，所以我一直強調產權非常重要。

在這本書中，我從產權缺失角度講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波動，分析了幾個問題，包括經濟波動的原因，部分不良貸款產生的原因，產權不清晰的原因，以及產權不清晰為什么會導致經濟過熱，治理經濟過熱為什么會產生通貨緊縮，通貨緊縮之后為何又再膨脹。我提出了一個“通貨膨脹-緊縮-膨脹”的三期分析模型，無論微觀層面還是宏觀層面，都需要界定產權。

我在1988年寫了一篇文章《市場效率與產權界定》，主要就是討論為什么市場經濟一定要以產權保護為核心，為什么產權是交換的前提，為什么有恒產才有恒心。此外，無法界定公共意識和私人空間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是由于產權不清晰造成的。

在市場經濟下，產權是清楚的。計劃經濟下是政企不分，市場經濟下是政企分開的；計劃經濟靠行政命令來治國，市場經濟應該是依法治國；計劃經濟是政治激勵，市場競爭應該是激勵相容的。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是一致的，自己創造得越多，為社會創造得也越多，個人創造出的產品在市場中有需求，社會對產品估價很高，因此個人收益也會很高，所以是激勵相容的。比如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各個要素都可以參加分配。在計劃經濟下依靠內部監督，在市場經濟下要靠社會監督，比如企業上市，上市后就需要社會監督，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報表披露等。現在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要逐步完善產權、依法治國、激勵相容、社會監督，從而建成比較有效的市場經濟。

農村信用社改革的關鍵點

我非常關心“三農”，也非常關心公平。我認為農村信用社改革是我的學術思考中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上世紀90年代，我接觸了農村信用社改革，當時領導給我一項任務，讓我處理農村信用社與農業銀行[-0.26% 資金研報]的關系。農村信用社過去歸屬農業銀行管理，后來農業銀行把農村信用社剝離出去，農村信用社劃歸人民銀行管理。在農業銀行把農村信用社剝離出去時，有部分資產負債不清楚，處理起來非常困難。

當時采用的方法是設計了一個新的制度——“專項票據置換”，采用花錢買機制的辦法，為農村信用社改革注入資本金。農村信用社所有的歷史欠賬由國家注資，保障其能夠繼續可持續發展。當時面臨的問題是，國家可以給國有商業銀行注資，但是不能給農村信用社注資，因為農村信用社是合作金融。最后的方案是人民銀行用1700多億人民幣的專項票據置換農村信用社的不良資產。這1700多億是如何確定的？是2002年農村信用社資不抵債總額的50%。當時鎖定這個數字后，才對外公布，每個縣農村信用社都不能再改。注資是以縣為單位，中國有2600多個縣，但是對中部省和老少邊窮地區有一定傾斜，注資比重遠高于50%。總體來講，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國家通過一項宏觀金融政策解決了農村信用社的歷史遺留問題。原來農村信用社資不抵債，存在一個大窟窿，沒有私人資本愿意進行投資。注資把農村信用社的資本金提升為零以上，資本金雖然達不到8%，但是這樣外部社會資本愿意參股，使大部分農信社能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為了解決農村信用社的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至2000年初這些年，我調研了全國150個縣，去了很多農村信用社，參加了農信社工作中所有的內勤、外勤工作，包括催款、寫發票、財務管理等非常詳細的工作，從最基本的業務逐步規范起來。比如農村信用社給農民發放的無擔保小額信貸，分為金卡、銀卡、銅卡。在90年代，金卡可以無抵押貸款2000元，銀卡可以無抵押貸1000元，銅卡可以無抵押貸500元。農民可以用這些資金買小雞、豬崽，這就屬于生產性信貸。

在農村信用社的票據改革中，票據需要申請和兌付，申請后，農信社需要符合一條條標準才能給予兌付，比如存款、貸款、會計制度、公司治理結構、披露等需要達到標準。兌付時間大概為兩年至五年。如果在兩年內達到標準，人民銀行就用票據置換其不良資產，人民銀行把不良資產委托給農村信用社清收，如果清收得好就給予獎勵。有人認為這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為什么不把置換出來的不良資產歸入人民銀行？實際上，如果把置換出的不良資產歸入人民銀行，人民銀行一分錢也收不回來，但如果把不良資產委托給農信社清收，它能收回來一部分，而且收回高的還給予獎勵。這個機制的設計在當時非常費工夫。

改革方案開始執行時，每個縣的農村信用社需要填31張表。一層層程序走下來，一個縣聯社需要準備七份文件，每份文件都非常厚，這會浪費很多紙，而且太復雜了，我認為這不可行。后來我們就把申請材料簡化到每個農村信用社只需要填七張表，申請材料加起來一共不超過11頁。原來都是只需蓋章，后來要求所有申請表必須有人簽字，有人負責。這樣的細節保證了這件事能成功，能夠花錢確實買到機制，監督公司治理結構達到我們的標準。

你是否相信市場經濟？

相信到什么程度？

為什么中國的改革能夠成功？因為我們堅持了市場經濟。目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寫入《憲法》，也寫入了所有的黨的重要文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什么？社會主義就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市場經濟就是產權清晰、預算硬約束，即單位、企業、家庭對自己負責，同時提供適當的社會保障。

我在書中講到，每到經濟困難的關鍵時刻，對市場機制的信任就容易產生動搖，會發現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所以，整本書討論的核心就是所有的政策應該如何相信市場，如何保護產權。

你是否相信市場？在經濟過熱的時候是否相信市場？在經濟下滑、通貨緊縮的時候，是否相信市場？你相信市場能調整結構，還是相信調結構一定要通過行政指令進行調整？在《宏觀經濟政策與市場配置資源》這篇文章的結尾，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你是否相信市場經濟？相信到什么程度？”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