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用好建議權這個最重要的話語權

每經記者 曾春 發自北京

在拯救全球金融危機的“戰役”中，中國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與之不相稱的是，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卻仍然微弱。近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話語權不僅在于IMF份額,最重要的是建議權，真正的話語權是我們能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建議。

話語權最重要的是建議權

NBD：此前落幕的世界銀行和IMF年會重申增加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的重要性，您認為該怎樣看待中國的話語權呢？

湯敏：很多人認為，話語權就是增加在IMF的投票權比例，其實那不叫話語權，真正的話語權是我們能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建議。

NBD：應當如何發揮建議權？

湯敏：話語權最重要的是建議權，關鍵是我國要發揮組織上與人力上的優勢，改善我們的政策研究體系，爭取拿出對我有利又能被各方接受的在各個領域的方案來，真正用好這個得之不易的話語權。

NBD：在國際社會中，您認為中國應如何定位？

湯敏：在國際事務上，我國的定位是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就是要從全世界的角度考慮問題，要擔當起維護世界和諧的責任。不排除在短期內在個別的領域、個別的事情上我們吃一點小虧，吃一點短虧，讓一讓步，爭取更大的利益與長期利益。

NBD：中國一直沒有放棄提高自己在IMF的話語權，中國在IMF的份額已有所提高，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已經爭取到了足夠的話語權了呢？

湯敏：話語權是要爭的，但如果把爭取話語權等同于去爭取IMF的份額，那就完全錯誤地理解了話語權的意義。美國的話語權不僅僅在于它所占的份額，而在于在很多問題上能提出一套東西來，別國經常拿不出一個比它更好的建議來。

爭取話語權，不僅是要看一個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實力，還要看你在智力上有沒有大國風范、有沒有影響力、有沒有領導力，這就是常說的軟實力。說“不”的權力很重要，但是若拿不出比別國更好的方案，或不能得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支持，那就是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關鍵是要拿出對自己有利，而且大家大體上都能接受的可行方案來。

用好制定新規則的機會

NBD：如何看待中國現在所擁有的話語權呢，我們應當怎樣抓住這次機會呢？

湯敏：國際上重大規則變化是5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一次。在上次規則的制定時，我們沒有實力參與。在我們還處于發展階段時，這些國際規則比我們原來實行的那套機制要好。但是，當中國發展起來了，這些規則就會制約我們的發展空間。如國際貨幣體系的安排，匯率體系的安排、國際金融的安排、對資本流動監管的安排等，我們都處于被動挨罵的地位。

每次金融危機后都會出現經濟或金融領域中的重大規則變化。現在是又一次重大經濟金融規則變化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實力與參與的能力，一定要珍惜。要提出我們的訴求。規則的變化能給一代人以致下幾代人的發展創造很多新的機會。但是，如果國際規則向對我們不利的方向發展，就會對我們未來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制約。

NBD：面對重大機遇，我們具體應當怎么做呢？

湯敏：在這些重大機遇出現、在戰略上的關鍵時候，我們要有機制創新。在這些重大問題上，不能靠政府幾個官員關門研究，要有一種機制來發動社會的參與。由專門的機構來組織，建立一種機制，一個專題的政策研究體系。這些需要有一定的投入，國家應該拿出一些資源來。實際上社科基金、學校科研資金、各部委研究資金也都不少，如果把那些無用的、意義不大、低效的項目砍掉，集中整合一部分資源，就足以支付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課題研究。

NBD：抓住金融危機的機會，參與制定國際經濟金融新規則，您認為我國目前的條件已經達到了嗎？

湯敏：當然，我們也有優勢。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比西方的學者與官員更了解發展中國家的需要，更能理解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所在。同時，由于我們的相對實力使得發達國家也不能小視中國的意見。我們對發達國家的思路也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做得好的話，我們能成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意見溝通的橋梁，成為能協調雙方的溝通者。

我們還有一個優勢，這就是人力上的優勢，特別是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組織動員優勢。有些國際規則我們是不很熟悉，但是，我們有很多人。可以把問題分解了，每一條規則找好多人一起研究。國內的學者、銀行家、企業家，還有大量的海外留學生，國際組織官員，都應該動員起來。這樣在總體研究水平上我們的研究可能是弱勢，但可集中兵力打殲滅仗，在局部問題上、在我們認為是關鍵的問題上，保持我們的優勢。

NBD：我們具有很多的優勢，那我們的劣勢又什么呢？

湯敏：勿庸置疑，由于我們長期的閉關自守，在金融領域、市場經濟上我們還是個新手。相對來說，我們的研究能力并不夠，學者的水平也不如人家，這是我們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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