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04日 13:47燕趙都市報【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王真

2010年歲末，近幾年一直高歌猛進的齊魯銀行因“突擊補血”再度進入我的視野——隨著一些股份制銀行在資本充足率上顯現壓力，城商行發行次級債在歲末悄然興起，齊魯銀行發債7億“蓄水”登頂。

時隔幾天，2011年1月3日，齊魯銀行因“遇巨額騙貸”登上了各大財經網站的頭條。

從內在邏輯看，齊魯銀行事件并非偶然；而放在正疾行“圈地”的城商行群體看，這恐怕也非個案。

事實上，對于城商行的擴張，民眾并不陌生。過去的一年，在許多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現了許多既熟悉又陌生的銀行網點，說熟悉，是因為它或許就是若干年前的“城信社聯社”，可是伴著名頭幾經改變，其也完成了華麗蛻變，紛紛以“**銀行”的名頭再面世。這些城商行在本土的蛻變剛剛結束，就開始跨市甚至跨省的開疆拓土。

原本偏居地方一隅的城商行，緣何一夜間四處開花，并拼搶成為某一區域內主力軍？除政策放行因素外，還有其自身以及大股東當地政府做大做強內在驅動力。

一方面，可以擴大網點，具備規模效應，進而攤薄運營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樹立品牌為日后的包裝上市預熱。但從根本講，城商行加速拓展外埠網點，源于傳統銀行規模擴張的盈利模式和思維定式。

城商行的高增長本無可厚非，但其擴張必須要以一定的管理邊界作為支撐，盲目地追求規模勢必會給其經營埋下隱患。大型銀行的競爭優勢體現在其依靠廣泛的網點渠道和多元化金融平臺所打造的主辦型銀行的地位；而中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競爭優勢則集中在凈息差定價水平的競爭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差異化發展的；而對于“勢單力薄”的城商行而言，其競爭戰略關鍵點在于“求同存異”，因為，在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下，在信貸份額已被大行“瓜分”完畢下，城商行已難以通過信貸規模的擴張帶來存貸款利息差的增長。

而這恰恰是城商行的短板。事實上，在疾行擴張的過程中，城商行大多走了一條風險潛伏的路：通過股市融資、定向增發、發債、高息攬儲等方式，解決資金來源的壓力——再通過大規模放貸攬息差入懷。

在這樣一種補充資本金與放貸的雙向沖動中，風險一步步逼近，而騙貸者、騙貸事就都變得可以理解卻不易防控了。齊魯銀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彈了，卻不一定是孤獨的中彈者。

金融危機漸行漸遠，中國銀行業儼然已成為全球最優秀的銀行群體。不過，這絕不意味著零風險。系統性金融風險除了會由貨幣匯率等宏觀因素或突發事件引發，再就是金融機構經營不佳與監管缺失。而在實體經濟結構發展失衡，金融體系扭曲性跟進下，這類風險最隱蔽也最可怕。

由于特殊的制度環境，金融領域的“信用”安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信用作為支撐，政府既是主要金融機構的所有人，也是金融風險的監管者、處置者和最后救助人，具有深度的利益關聯。而監管者和所有人的身份重合，使得在很多場景下，確保金融機構審慎經營的監管措施不得不依從于其它目標。眼下，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經濟面出現重大變化，投資驅動和出口導向難以為繼，在企業成本不斷攀高，外需長期疲軟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速或將逐步回落，進入次高速和中等速度增長時代。通過GDP高速增長來稀釋與消化風險的難度增加，我國或會進入金融發展的高風險階段。從這個角度說，齊魯銀行的出現，應當“大而化之”，或許這更助于防范更多“齊魯銀行”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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