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港渡輪的汽笛聲時而游蕩在鱗次櫛比的大樓間,其中最為醒目的一幢便是華潤大廈。鮮為人知的是,在這座資本主義世界的東方自由港,曾種下過奠基紅色中華的種子。
聯和行的成立,是陳云一手策劃的。1931年夏,時任中央特科負責人的陳云,在上海交給一個叫秦邦禮的年輕人兩根金條,指示他以此做資本,以開店為掩護,為黨建立秘密交通站籌集和保護黨的經費,并暗中為中共提供無線電、藥品這些在當時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的戰略物資。秦邦禮,是當時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負責人博古(原名秦邦憲)的弟弟,亦是后來華潤公司的創始人。此時的陳云大概也不會想到,就是這2根金條,不僅為黨帶來了當時急需的大批物資,還成為新中國最大外貿企業華潤公司的初始資金。
1938年夏,在香港當時最繁華的商業街皇后大道上,楊廉安創辦“聯和行”,以便協助辦事處工作。聯和行當時的任務是支援中共領導的抗日戰爭。除了給延安采購藥品和必要物資以外,還有“兌匯”和調撥中共的經費等工作,同時還要配合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保管、運送海外華僑的捐款、捐物,在愛國華僑中做統戰工作。抗日戰爭結束后,香港德輔道中交易行大樓二層多了一塊“聯和進出口公司”的招牌,當時公司處于半地下狀態,門臉很小。
1946年秋,國共“和談”破裂,周恩來賦予聯和行新的使命,1、打通海上運輸,發展國外貿易,交流國內外物資;2、完成財政任務;3、培養對外貿易干部。直到1948年,聯和行正式更名為華潤公司。1946年秋,陳云向中央提議打通對外貿易。東北形勢的變化促使華潤公司走向世界,并在解放戰爭的炮火中迅速壯大。1947年9月,錢之光等抵達大連,建立“中華貿易公司”。與此同時,陳云批了1000噸糧食以及一些土特產和黃金讓他們在香港采購物資。由于銷售東北糧食,聯和公司門庭若市。12月18日,公司從德輔道中交易行大樓搬到了畢打行。
1948年1月18日,楊琳(楊廉安化名)等把公司的名字改為“華潤公司”。彼時,與聯和行一并在香港創建的“黨產”,還有廣大華行、五豐行等,它們均為新中國的成立立下汗馬功勞。后來,聯和行吸收了所有其他在港的黨辦商號,改組為“華潤公司”,正是今日央企華潤集團之雛形。
1948年8月錢之光到達香港,那時候已經叫華潤了。此后,錢之光任華潤公司董事長,楊琳任經理。 1947年至1949年期間,華潤公司大規模地接觸了海外市場。


華潤成立之始是一家貿易公司,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可供出口的物資增多,也需要進口更多的產品來恢復國民經濟。在這一重要的歷史時期,華潤充當了貿易先鋒的角色。1950年,華潤的進出口貿易額已達到5千萬美元(按當時價格計算)。
1951年6月,華潤公司董事長楊琳和經理張平回北京向中央匯報工作,陳云同志親自找他們談話。陳云說:對香港的政策,周總理說,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我再加兩句話,叫做出出進進,來來往往。” “出出進進,來來往往”,更加具體地闡明了華潤在香港應該采取的工作方針,那就是:把香港作為祖國的南大門,不要把門關死,商品要有進有出,商人要有來有往。
當時新政權剛剛誕生,中共在經濟工作方面還沒有多少經驗,陳云能做出“政府統銷”的決定,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于陳云同志對華潤公司的了解和信任。
1952年,華潤公司被指定為中國各進出口公司在香港的總代理,劃歸中央貿易部管理。
1952年以前,華潤公司歸屬中共中央辦公廳管理,是黨企;1952年,中共中央決定將所有黨企移交國家,同年10月,華潤歸屬國務院外貿部管理,成為國企。 10月24日,經資產評估,中央貿易部向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支付了收購華潤公司的資金。至此,華潤14年的“黨產”生涯結束,依靠兩根金條起家、歷經戰爭洗禮的華潤,此時已成為一家擁有2000萬美元資產的外貿重要企業。
1954年德信行、五豐行和深圳南洋貿易公司并入華潤,公司得到進一步改組和擴大。這時,華潤公司進口部設五金礦產組、機械儀器組和化工組;出口部設土產、礦產、食品、雜品、絲綢、茶葉、糧油、畜產等8個組。今天華潤之所以成為多元化企業,擁有眾多從事不同行業的子公司最早可以追溯到這些貿易組的成立。
1957年,華潤為內地成功引進了“通過展覽會的形式,聚集交易雙方,集中展示商品,看樣成交”的交易方式,這就是迄今經久不衰的“廣交會”模式。隨著周恩來總理的視察,廣交會奠定了“國家級”的地位。 “很重要的一點是,從此,新中國才真正懂得了和平時期的貿易應該怎樣做。”一位退休的原外貿部官員說,廣交會徹底改變了以往只能通過打電話、拍電報的封閉貿易模式。


1973年3月10日,鄧小平同志復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同年5月,中央委托陳云同志主持外貿工作。1974年7月1日,他同外貿部負責人談副食品出口問題,就在這次談話中,陳云又談到華潤,他說:要“把華潤公司擴大,使它變成‘第二經貿部’,讓它到外國去設公司、倉庫。這樣搞可能會有個把人叛變,出一點毛病,但不要怕,膽子要大一些。” 陳云的這些講話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在上世紀70年代末,華潤的橋梁作用進一步得到發揮:一方面,華潤把內地的外貿機構帶到香港,幫助各省市自治區、各部委在香港開辦窗口公司,使“粵海”等一大批公司迅速崛起;另一方面,華潤通過咨詢、介紹、引薦、參股等方式,把港澳和海外商人帶回內地,進行實業投資。在改革開放初期,華潤“陪同”港澳商人和外商回國投資,這種陪同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參股,一種是牽線搭橋,并成為名義上的合伙人。在華潤的幫助下,外商逐步找到了進入內地的“門”。 而在幫助一批批國內企業和外商投資者成功“聯姻”之后,華潤自己也逐漸走上前臺,開始以外商的身份投資國內。
改革開放以后,華潤公司在做貿易的同時,開始了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實業投資,走上了“貿易”與“實業”相結合的發展道路。1983年9月華潤(集團)有限公司成立。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對外貿體製進行改革,華潤總代理職能漸漸淡化,代理范圍逐步收縮。
1986年華潤開始接觸資本市場,1992年,華潤集團注資上市公司永達利,更名華潤創業,成為華潤系第一家上市公司。1993年,華潤創業收購勵致國際30%股份,並於1994年順利上市。
2000年,華潤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打響投資內地房地產的重要一炮,截止到2006年,華潤置地總住宅土地儲備量達到819.9萬平方米;2001年,華潤聯手四川藍劍啤酒,開始在啤酒業進行大整合;2002年,華潤萬家超市品派誕生。經過十幾年的努力,華潤目前已經從一個從事政策性代理貿易的公司,轉型成為擁有分銷、地產、科技以及策略性投資四大主業的大型多元化企業。華潤集團的現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為宋林。


朱德與華潤
1947年3月,胡宗南轟炸延安前夕,中共中央一分為三,成立了“前委”“后委”“工委”。同時,中央還成立了以錢志光為首的精干的“赴港小分隊”,他們的任務是取道煙臺赴香港,與楊琳會合,充實華潤公司(當時叫聯和行)的力量,擴大海外貿易。3月11日胡宗南開始轟炸延安,深夜,錢之光率領小分隊隨中央“后委”撤出延安。行至清澗,錢之光接到“前委”中央的電報:通知錢之光、賴祖烈、劉恕(都是華潤前輩)三人到某處開會。會上,任弼時代表中央傳達了兩項指示:1、你們的任務:發展海外經濟關系,并籌劃蔣管區黨費接濟。2、今后你們的工作由朱德總司令領導。此后,朱德成為華潤公司的直接主管,直至1950年(1950-1952由楊尚昆主管)。朱德分管的這段時間正是“解放戰爭時期”,當時“戰爭”和“經濟”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華潤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為了支援前線。
1947年底,楊琳等華潤前輩決定給“聯和行”改個名字,開始,他們考慮到朱德分管華潤,就取了一個“德”字,又從毛澤東的“字號”中取了一個“潤”字,即“德潤”,朱德看到電報后說:“不行,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放在主席前面。”謙遜為懷的朱德總司令堅決反對,提議改“德”為中華之“華”,得名“華潤”,蘊含“中華大地,雨露滋潤”之意。最后,聯和行改名為“華潤公司”。

新中國與華潤
在中共建政前夜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華潤是當之無愧的英雄,“貿易支前”就是他們的斗爭武器。從1947年秋季開始,華潤通過北朝鮮與中共東北局開始了海上貿易,黑龍江的糧食、大豆運抵香港出售,而后運回藥品、棉花、布匹、印鈔紙等戰略物資。 華潤的貨輪將這些物資從香港運抵大連、天津、青島,再裝上小車,由百萬支前民工運到前線。華潤還為解放區的城市運去大批的糧食、棉花、煤炭、機器、印鈔紙、新聞紙,有效地恢復了生產、平抑了物價。
上海解放后,沒有糧食、煤和恢復紡織業的棉花,“兩白一黑”的物資都是華潤運到上海的。廣州解放時,自來水系統都被炸毀,是華潤及時運回恢復生產和生活的物資,保證了廣東新政權的建立。海南戰場還沒結束,華潤從泰國進口的5萬噸大米就運到了。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陸路運輸無法進行,華潤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三個港口開辦公司,從大陸和香港運送物資到那里,而后通過乃堆拉山口運到拉薩,這樣的運輸長達10余年。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說,華潤在新中國的成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百萬支前民工用小車推出來的,那么小車里裝的許多軍需物資則是華潤提供的。
新中國成立后,香港華潤在反華勢力全線封鎖中,頑強地助力新中國生存、抗美援朝與建設大業。抗美援朝時期,反封鎖、反禁運、反凍結成為華潤的中心工作。華潤通過開展搶救與防范行動、司法途徑解凍資金和物資、建立秘密貿易渠道等方式,為內地采購大量軍用物資和戰略物資,提供了現匯資金。

華潤:香港的穩定劑
為了解決出口香港物資的運輸問題,1962年春,經國務院批準,鐵道部、交通部、外貿部共同協調,從武漢江岸站開出一列快車,經由沿線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至深圳,專門運送出口香港的商品。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車從武漢江岸出發,行程1254公里歷時53小時,滿載著運往香港的出口商品,開進深圳。在751次快車開行100列時,國務院決定,在上海、鄭州加開兩列快車(753、755次)。
這“三趟快車”,由外貿部牽頭、內地各糧油進出口公司組織貨源、鐵道部組織運輸,由華潤公司在香港組織銷售。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三趟快車也從未中斷過。負責此項工作的華潤旗下公司五豐行至今在香港還有著很高的威望,“五豐食品”也受到香港人的普遍信賴。
此外,在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之時,華潤將國產石油引入香港市場,解決了當地的油荒;同時,華潤還通過運送國產大米而平抑了香港市場一度暴漲的米價。而每逢干旱缺水,華潤公司就派出輪船,從珠江運水到香港。編者注:資料來源于21世紀經濟報道和網絡。
回望1938年夏秋之交,香港中環,一個年輕人和一個不起眼的小商號。一路走來,擔負起黨的重托和國家救亡、崛起的漫漫征程,如今不覺已七十四載。其每一步,深深地浸入了中共的國家使命,亦印證了中國從建國到強國的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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