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創業和戀愛一樣 都需要輔導
（武辰）
《中國合伙人》里，鄧超飾演的孟曉駿被描述成一個張揚、孤傲，具有強烈自信的“海龜”精英知識分子，即使在美國落魄至刷盤子，內心也始終認定自己是最優秀的那個。
“只有經歷過失敗，才能得到真正的成功”，這是孟曉駿的一句經典臺詞。
徐小平說：創業失敗是常態，這就像誰都談戀愛，但戀愛也是要輔導的。
新聞配圖
事實上，《中國合伙人》的劇本初稿正是由徐小平提供，陳可辛之后進行了大量修改，最終只保留了初稿的18個字：中國合伙人、新夢想學校、還有三個主角的名字。
而徐小平似乎并不完全認可鄧超飾演的孟曉駿就是自己，他曾說，“成東青就是俞敏洪，王陽就是王強， 孟曉駿也可以說是陳可辛”。
那么，真實的徐小平是什么樣子呢？
如果你曾經見過他，一定會被他招牌式的大笑所打動。
樂觀、熱情、充滿能量，這是徐小平通常給人的第一印象。
可他說，熱情和大笑只是表面現象。
作為一個年過花甲仍然奮斗在一線的創業者，徐小平顯然十分享受當下飽滿的工作狀態。
人的一生應該怎樣度過呢？
徐小平的答案是：做天使投資。
新聞配圖
創業生涯的唯一一次失敗
在北京國貿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與其他寫字樓里的格子房不同，真格基金占據著通常是奢侈品店專屬的底商黃金位置，毗鄰中國大飯店和國貿寫字樓，是一個你走過路過一定不會錯過的地方。
有這樣一個人，他來來回回穿梭于十幾個擠滿了人的小型會議室間，被一群年輕的創業者和投資人緊緊包圍。他總是激動地起身又坐下，時而放聲大笑，時而與周圍人熱切地交談，似乎與印象中嚴肅的投資人形象截然不同。
這個人，就是徐小平。
2011年，徐小平、王強聯合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立真格基金，截至目前已投資了600余家創業公司，單是行業矚目的獨角獸企業，就有世紀佳緣、聚美優品、羅輯思維、小紅書、ofo等。
作為一個成功的投資人，徐小平在創業這條路上卻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1983年，徐小平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之后四年在北大擔任藝術教研室教師和團委文化部長，在此期間，與還是學生身份的俞敏洪、王強相識。
不過那時的徐小平認為自己志不在此，用他的話說，“在北大干了四五年什么都不是”。于是，徐小平決定出走他鄉。
1987年，徐小平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最早趕赴留學大潮的人之一。
“兜里裝著全部家當一百美元，我去了美國華盛頓打工”。為了維持生計，在等待錄取通知書的過程中，徐小平在一家中餐廳做廚房小工。
后來，徐小平順利拿到全額獎學金，在加拿大完成了他的音樂學碩士學位課程。多年后，回憶起當初的這個決定，徐小平稱讀大學和出國是他人生中的兩個重要轉折。
然而，對于一個在異國攻讀音樂專業的中國人來說，畢業即意味著失業。
30年后，當徐小平再次回到加拿大母校時，他這樣回憶那一段低潮時光：“畢業不久我就意識到，做一名音樂人難以維持生計。人們雖然喜歡聽莫扎特和巴赫的音樂，但他們并不急著聆聽我的演奏。我成立了自己的音樂公司，但公司生意慘淡。我譜寫并錄制民謠，但它們只在謠言里存在“。
1993年，徐小平從加拿大回國，與很多滿懷熱情的年輕人一樣，將全部積蓄投入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創業中，并且選擇了他一直以來頗為熟悉的音樂唱片領域，然而結果卻并不盡如人意。
對于創業生涯中的出師不利，徐小平這樣總結自己的失敗：
“為什么失敗？你知道秘密嗎？就是不懂創業”。
徐小平認為，創業作為一種有自身規律的實踐活動，很少有人真的去學它。這就好比，誰都想談戀愛，但戀愛也是要輔導的。
也許是為了鼓勵后來人也能夠在失敗的泥沼中奮力邁開步子，徐小平為這些創業失敗者提供了一個“療傷“的地方——創業失敗研修院（現：真格學院），要求必須虧過三百萬人民幣以上，才有資格申請。
“因為創業失敗實際是個常態，而不是一個問題”，徐小平道。
那么對于徐小平來說，創業意味著什么呢？
在羅輯思維上，他曾分享過一個經典的選擇原則：
“就金錢而言，成長性比絕對值重要得多，結構性比起步點重要得多。要盡量選擇那些能給自己帶來杠桿性收入和“收入本身帶收入”的工作。與其拼命尋找一份領取高額工資的職業，還不如參與一家靠譜的創業公司”。
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要強顏歡笑
徐小平顯然很久之前就明白這個道理，于是，1995年的他把握住了這個機會。如今回憶起來，徐小平笑言，與俞敏洪的相遇是他人生中最寶貴的一場‘艷遇’。
新聞配圖
彼時，當俞敏洪經歷了三次高考終于出現在北大的校園中時，徐小平已經是北大團委的指導老師了。與《中國合伙人》的劇情略有不同，徐小平和俞敏洪王強并不是同學，用徐小平的話說，“我在北大是拿工資的，他（俞敏洪）在北大是教學費的，我比他長六歲，但我們兩個是好朋友”。
1993年，俞敏洪正式創辦新東方，到1995年時，新東方的學生群體已經有了一定規模，俞敏洪也就不再考慮出國讀書的事情了。
同年，俞敏洪與美國的王強和加拿大的徐小平取得了聯系，可以說，正是這一場適時的重逢結束了徐小平在加拿大期間的至暗時光。
那時，由于唱片事業的失敗，徐小平再次回到加拿大，他在家看孩子，靠妻子教書養家，也曾經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包括在必勝客送外賣，“這段時間對于我來說的確是舉步維艱“。
北大五年，異國輾轉八年，40歲之前的徐小平可以說仍然是一個為了生活而日夜奔走的人。
“在最困難的時候強顏歡笑”是他這十幾年中學會的事，那時候的徐小平想著，能做一個讓大家開心的人就好了。
然而命運有的時候就是這樣，看似沒有選擇下的選擇，為徐小平打開了一扇全新的大門。
“那個時候我因為不搞音樂去了北大，結果又不喜歡學術，就去了團委，到了團委發現自己沒有‘從政’的能力就出國留學了，到了國外學音樂也沒有出路，假如我有出路我可能就在國外定居了，可是沒有選擇。回國創業，確實是我心中不變的方向。這個時候俞敏洪來了，我就跟他回到新東方“。
至此，新東方“三駕馬車”誕生，徐小平把這視為自己成功創業的真正開始。
新聞配圖
“1996年年初我回來的時候，新東方已經處在成長期不是摸索期了。摸索期指的是，我做這件事到底能不能成？新東方當時已經成了，我只是一個后來者。當然我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與才華，也獲得了相應的名譽、聲望與財富。總之，我的成功創業其實就是從新東方開始的。”
2006年，隨著新東方在紐交所的順利上市，三人共同走過了創業的第一個十年。
同年，徐小平和王強功成身退，離開了新東方管理層。
熱情和大笑只是表面現象
事實上，徐小平似乎早已感知到了自己在未來發展方向上所要面臨的轉變。他曾在公開場合提及，之所以會在離開新東方后選擇天使投資，是源于2005年新東方上市前夕與一名前同事的交談。
“2005年新東方準備上市，毫無疑問一上市我們會有很多很多資產。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新東方的前同事，他之前投了一點錢給一家公司，這家公司短短兩年就在納斯達克上市，他本人獲得了百倍回報，是我在新東方無數年才能賺來的錢。我當時精神崩潰了，因為有一句俗話說‘能夠忍受敵人成功的人是偉人，能夠忍受朋友成功的人是圣人’“。
而正是這場“精神崩潰”將天使投資這顆種子埋在了徐小平的心里。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新東方曾經的學生留學歸來后，面臨創業初期缺乏資金的窘境。于是，2006年退出新東方后，徐小平正式開始了自己的投資人生涯。
這一年，徐小平50歲。
50歲，正是馮唐提及的“中年油膩”的時候，徐小平作為馮唐的老友也曾不無擔憂地決心減肥，笑稱馮唐的文章具有健身房一般的力量。
盡管如此，面對一個全新的從未涉及的領域，人到中年的徐小平展現出了與生俱來的樂觀主義和激情投入精神，他將這種性格特征視為成功的源泉。
“中年人其實是人生最豐富、最黃金的歲月，所以選擇非常重要，至于選擇繼續熬下去還是選擇跳出來，那因人而異”。
選擇從新東方“跳出來”的徐小平重新出發，找回了老搭檔王強，并聯合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在2011年創立了真格基金。
新聞配圖
談及初衷，徐小平說，嘗試做了四五年的投資人以后，覺得這是一個值得一輩子付出的事業。
“我做的天使投資，是一種盈利行為，但它也是最接近慈善、公益的一種給予行為。一個人有夢想、有才華，但是沒有錢，這個時候我們就給他一點點錢，他就有可能做成一個雇了幾萬人，納著無數稅，做成一個幾十億美元的公司。創造這么一個奇跡，就是我從第一天到今天做天使投資最令我自豪的事。人的一生應該怎么度過呢？做天使投資“。
和俞敏洪一樣，一直以來，徐小平都以一個夢想導師的形象出現在大眾面前，是一個走到哪里都會帶來歡笑的人，也曾笑稱自己是“創投圈網紅“，而這似乎與印象中嚴肅冷靜的投資人形象完全不同。
徐小平說，熱情和大笑只是表面現象。
“當我跟創業者談話的時候，依然談笑風生，但是笑聲中，我們進行著精確的評估，激烈的運算，最終來判斷這個人到底行不行”。
多年的投資經驗已經讓徐小平總結出了一套看人識人的技法，他將這種技法稱之為哲學。
“如果只是一個人過來，他再優秀我也不會投他，因為創業不能沒有團隊，或者一個團隊中，老大不如老二強，這樣的團隊也不行，創業者必須要有那種領導力。再有如果三個名校的人創業，卻一點經驗都沒有，這種人我也不能投“。
徐小平認為當下這個年代與過去早已不同，“一個年輕人一無所有，但是他有經驗、有才華、有野心、有活力、也有決心，那么在這個創業的時代他總能找到屬于他的那一艘快船，駛向遠方”。
新聞配圖
中國過去4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創業史
“今天的中國是創業的熱帶雨林，任何一個種子灑下去，總能長出樹苗“。
回顧過去，徐小平將80年代的中國創業環境比成一片荒漠，將他和俞敏洪王強經歷的90年代創業看為荊棘叢生的草原。
“中國過去40年的歷史，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創業史”，徐小平認為。
1979年，44歲的張五常到訪廣州時曾說：“整個中國也找不到幾個45歲以下、稱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正是在那個物資短缺且教育資源極度匱乏的年代，改革開放的到來催生了一批大膽的“草莽”企業家。
讓徐小平印象深刻的，是“傻子瓜子”年廣九。
1982年，“文盲”年廣九的“傻子瓜子”因味道好受到鄰里歡迎，而后這家瓜子小攤迅速發展成了一家擁有105名雇員的企業，“資本家”的爭議由此產生。因為按照19世紀中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家”的定義，雇員在8人以上即可被視為剝削剩余價值的資本家，這一身份在當時的背景下讓年廣九本人顯得格外扎眼。
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討論會上，鄧小平發話，建議對私營企業可以采取“看一看”的方針，并且提到了年廣九。這使得本來背負罵名的年廣九一夜成名，一度被稱為“中國第一商販”。
與此同期，以柳傳志、任正非、王石為首的第一批民營企業家在鄧小平1984年第一次南巡后開始“初露頭角”，被稱為“84派”。缺少現代企業制度是這一批企業家所面臨的最大難題。30年后，泰康保險董事長陳東升評價“84派“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企業家，其實是處于一個‘混沌’的狀態。
1992年，鄧小平第二次南巡，大批在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受南巡講話的影響，紛紛主動下海創業，以陳東升、馮侖、潘石屹等為代表的“92派“企業家在這一時期涌現。
1993年《公司法》出爐，中國正式進入了有法可依的現代化企業發展道路。在陳東升看來，與“84派”企業家不同的是，92派成為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他們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
俞敏洪就在其中。
《公司法》出臺的當年，俞敏洪的公司新東方正式成立。
三年之后加入的合伙人徐小平回憶起公司初創時期的艱難創業環境時說，“當時最大的挑戰就是政策的不確定性。”
“對于新東方來說，我們最大的困難不是營銷、不是獲客、也不是燒錢，我們沒有這些問題，新東方從第一天第一節課起就賺錢。最大的困難，縈繞我們身上好幾年，就是政策——民辦教育到底能不能盈利？該不該賺錢？這個品牌到底屬不屬于我們個人？這些問題，在當時是很嚴峻的“。
徐小平坦言，創業初期的新東方是幸運的，“剛好處在國家鼓勵發展的行業里面，在執照和經營方面沒有受到過多的限制。”
事實上，1978年高考制度恢復，上世紀80、90年代儼然形成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形勢，這為以出國留學人群為主要客戶的新東方迅速打開了市場，新東方老師一時間供不應求。
2000年，新東方已經占據了北京約80%、全國50%的出國培訓市場，年培訓學生數量達20萬人次。
2006年，新東方順利上市，俞敏洪徐小平王強三人身價暴漲，實現了個人意義上的財富自由。
與此同時，離開了新東方管理層的徐小平看到了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新機會。
“一般來說，中外的企業家如果創業成功了，賺錢了，他只做兩件事，一個是慈善，一個是去投資。因為慈善和投資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給錢。這個社會，你的財來自于社會，還要回歸社會。”
隨著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第一批互聯網創業者們的成功實踐，許多留學歸來的年輕人急需一筆創業啟動資金，而民營企業的繁榮也促使越來越多外企和國企的員工開始嘗試“走出來”。
就在這一時期，徐小平走上了天使投資人的道路。
對于徐小平來說，創業和投資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創業的本質是創造社會最需要的東西，但是投資不是，投資的本質是投出成長最快的項目”。
如今看來，除了BAT，今天中國互聯網創業潮最佼佼者的一批人，就是從2005年到2009年之間起步的，基本上占了今天主流互聯網公司的90%。
2011年，已經在創投圈摸爬滾打五年的徐小平迎來了他的“第二春”。
“其實我跟王強做真格基金的初衷，就是鼓勵創業，在更多的錢和更多的人投進來（一個項目）之前，我們做的事叫作‘一花引來百花開’，當然我未必是那一花，但我是那個早期的‘早花’”。
2014 年以來，真格基金已連續4 年獲得清科集團“中國早期投資機構30 強”第1 名；而徐小平從2016 年起連續三年入選福布斯“全球最佳創投人榜單”。
新聞配圖
人們常常用“大器晚成”來形容徐小平的成功。
而徐小平這樣總結自己的奮斗歷程：
“毫無疑問，創業改變了我，但是從更宏觀的背景來說，中國40年改革開放使我這個小人物，能夠隨著大的波濤沖到遠方。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而在個人發展進程當中，改革開放帶來了對企業家精神的呼喚、對企業家的支持和對創業的鼓勵，以上種種加之我本人勇敢的投入，改變了我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