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平臺頻陷贓款追繳困境，打賞收入是否取之有道？

在互聯網新經濟型態快速發展的浪潮下，網絡直播行業迅速崛起。據《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2025）》統計，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為8.33億，占網民總數達到75.2%。與此同時，由直播打賞所引發的法律糾紛，也進入公眾視野。特別是當不法分子將非法所得用于直播打賞，更凸顯了一系列尖銳的法律問題：刑事案件中，司法機關是否應向直播平臺追繳此類贓款？直播打賞行為在法律上究竟應如何定性，平臺、主播善意取得打賞收入的邊界又應如何劃定？直播平臺遭遇司法追繳，其程序權利和救濟途徑又應如何保障？

為深入厘清上述法律問題，為技術與商業模式優化指引合規路徑，8月30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舉辦的“網絡直播打賞法律困境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來自司法機關、高等院校以及騰訊音樂、映宇宙、抖音、快手、虎牙、YY、斗魚、荔枝等主流直播平臺的數十位專家、學者與產業代表參與研討。

對于網絡直播打賞行為的法律性質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謝望原，清華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汪洋等學者均指出，直播打賞并非附義務贈與，而是具有互惠屬性的價值交換行為；主播提供勞務服務（唱歌跳舞等技能）、情緒價值，用戶則通過打賞獲得專屬服務，實現情感滿足、精神愉悅。因此，用戶與直播平臺、主播之間成立服務合同關系，直播打賞實際上是一種消費行為而非贈與行為，這一點也已經得到了大多數既有判例的確認。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法官陶濤則區分了用戶在直播平臺上的充值和打賞，認為應認定充值為預付款行為，認定打賞為新型服務模式下的消費行為。

對于贓款用于打賞是否應當追繳的問題，與會專家普遍認為，需基于主觀認知進行判斷，不能一概而論。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民法典研究中心孟強和陶濤法官指出，在涉贓款打賞情形下，針對平臺、主播應適用“推定善意”規則，即以認定善意取得為原則、以追繳/退回為例外。只有在主播明知打賞款項來源，或通過“殺豬盤”式詐騙等不正當手段獲取打賞的特殊情形下，相關款項才應予以追繳。此外，在用戶打賞過程中，直播平臺必須盡到自身的合規義務、提示義務、協助義務，主播也須盡到理性人的合理注意義務。

也有學者認為，對贓款打賞案件中的善意取得適用需要結合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石經海提出，贓款打賞相關刑事案件涉案主體較多、爭議較大，重點在于將“打賞”納入《刑法》規范的犯罪成立體系中進行綜合價值評價。對贓款是否追繳，應當基于平臺、主播的主觀方面進行認定：平臺、主播無故意或過失的不予追繳，有故意或過失的則予以追繳。總而言之，對涉贓款網絡直播打賞問題的治理需要兼顧法律規范、技術防控和行業自律，重點在于平衡被害人權益保護和交易安全。

在法理分析之余，與會專家還就現階段涉直播打賞追繳案件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現實問題進行了探討。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郭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建偉等學者指出，當前，部分司法裁判在類案中對判處追繳或不追繳直播打賞錢款的裁判說理往往并不充分；進入退賠執行階段，又存在未經判決確認或相應公告即“突襲式”大額劃扣平臺錢款的做法。由于并非刑事案件的當事人，直播平臺事先并不知曉自身已經成為被追繳、被執行的主體，包括知情、陳述意見、舉證質證、上訴申訴等在內的基本程序權利在現實中都難以得到保障。在現代經濟體系中，對企業和個人財產權的保護也直接影響到投資環境和市場信心；應建立獨立的刑事對物之訴體系，增進傳統刑事訴訟中對案外人合法權益保護，實現刑事訴訟制度打擊犯罪與充分尊重個體正當權利的有效平衡。

今天，網絡直播作為一種新型文化業態，已經在全社會范圍內得到了廣泛承認。2024年7月，人社部會同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統計局向社會正式發布的19個職業中，“網絡主播”名列其中。在此背景下，與會專家共同表示，對于網絡直播打賞犯罪的治理，需要破除偏見、以法為基，兼顧法律規范、技術防控與行業自律，細化完善贓款追繳的司法操作規則；在具體個案的處理中，應兼顧懲戒刑事犯罪與保障民事權益，平衡被害人權益保護與案外人的交易安全。這既是保障社會治理與經濟運行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司法公平性與透明度的題中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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