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會滿落馬背后：其哥哥被曝曾“借他名義在浙江金融圈混圈子”
剛剛，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發布：證監會原主席易會滿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在此之前，關于易會滿“出事”的傳言已在金融圈暗流涌動近一年，從零星的私下議論到集中的輿情發酵，始終缺乏官方實錘。
而此次通報的發布，終于讓懸在市場上空許久的“靴子”重重落地，也讓這位曾執掌中國資本市場核心監管機構五年的官員，以一種令人錯愕的方式重回公眾視野。
事實上，外界對易會滿的“異常”感知，早在2024年2月他卸任證監會主席時便已萌芽。
彼時，A股剛經歷一輪持續三年的震蕩下跌，上證綜指在2024年初勉強站上2800點，市場情緒尚未完全回暖。
按照慣例，重要金融監管機構負責人的職務調整往往伴隨更清晰的后續安排，但易會滿卸任后，既未調任其他省部級崗位，也未進入相關議事協調機構，而是罕見地“淡出公眾視野”。
這種非常規的“留白”，當時便引發不少財經觀察者的猜測。
01
1964年12月，易會滿出生于浙江溫州蒼南——這片以民營經濟活躍、商業氛圍濃厚著稱的土地。
或許從一開始便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對“金融與市場”的認知。
1984年，19歲的易會滿從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畢業。
彼時，恰逢中國金融體系改革初期，他的職業生涯起點，踩在了銀行業快速發展的時代節點上。
最初，易會滿進入中國人民銀行杭州市分行計劃處擔任計劃員，半年后，他選擇加入剛經歷體制改革不久的中國工商銀行，于1985年1月正式入職工行杭州分行。
這一去便是34年。
他的人生軌跡與這家后來被稱為“宇宙行”的國有大行深度綁定，從基層網點到總行管理層，一步步完成了從“金融新人”到“銀行家”的蛻變。
在工行體系內，易會滿的晉升路徑清晰且穩健，尤其離不開時任工行一位副行長賞識與提攜。
幾年后，他調入工行浙江省分行，從計劃處計劃員做起，先后經歷多個崗位歷練：
從負責資金計劃到參與信貸管理，從基層網點協調到分行部門統籌，13年間，他憑借對業務的熟悉度與執行力，逐步升至浙江省分行副行長兼營業部總經理。
這段在浙江的工作經歷，不僅讓他積累了地方銀行業務的實戰經驗，更讓他在長三角金融圈建立了早期的人脈基礎：
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大省，工行浙江省分行的業務規模與創新能力長期位居全國前列，易會滿在此期間展現的管理能力，為他后續的跨省任職埋下伏筆。
2000年，易會滿迎來職業生涯的關鍵轉折。調任工行江蘇省分行副行長并主持工作，同年10月便正式升任行長、黨委書記。
彼時的江蘇銀行業正面臨“不良貸款高企”的困境。
上任后，易會滿將“剝離壞賬、壓降不良”作為核心任務，一方面推動不良資產打包處置，協調地方政府與資產管理公司對接；另一方面收緊信貸審批流程，建立更嚴格的風險管控機制。
據工行內部人士回憶，那段時間，易會滿幾乎每周都要帶隊走訪企業、調研網點，甚至親自參與不良貸款的清收談判。
經過數年努力，到他離任時，江蘇分行的不良率已降至行業平均水平以下，利潤規模躍居工行全國各分行前五，他也因此在工行內部贏得“能啃硬骨頭”的評價。
2005年3月，易會滿調任工行北京市分行行長，這是他首次進入首都金融核心圈工作。
不同于地方分行，工行北京分行服務的客戶涵蓋中央部委、大型央企、跨國企業等，業務復雜度與政治敏感度更高。
但僅幾個月后，他便再獲提拔，任工行黨委委員兼北京市分行行長，進入工行總行管理層序列。
2008年5月，易會滿升任工行副行長，此時的他已意識到“知識更新”的重要性，利用工作之余攻讀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為后續執掌大行儲備理論知識。
2013年5月，工行時任行長楊凱生退休，一場關于“誰來接任”的討論在工行內部展開。
當時，易會滿在副行長中排名并不靠前，且并非“金融科班出身”（本科為中專學歷，后在職提升），但經過總行內部測評與上級部門考察，他最終“破格”當選工行行長。
這次“不拘一格”的提拔，在工行內部引發不小震動——據《21世紀經濟報道》等當時的媒體報道，工行內部對此次任命的評價集中在“以能力取勝”：
易會滿從基層摸爬滾打而來，熟悉信貸、資管、零售等全業務鏈條，尤其對“風險管控”與“基層痛點”的理解遠超其他高管，被認為是“最接地氣的總行領導”。
2016年5月，執掌工行16年的原董事長姜建清退休，52歲的易會滿接棒任工行董事長，成為這家資產規模超20萬億元的國有大行“掌舵者”。
在工行員工眼中，他是“自己人”——全程在工行體系內成長，沒有“外部空降”的隔閡感；他“聰明能干、威望頗高”，對基層業務操作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部分網點負責人，比如在調研時能準確指出柜員操作中的流程漏洞，在會議上能隨口報出某支行的存貸款數據。
據《第一財經日報》當時的報道，易會滿在工行內部以“改革力強、敢于管理”著稱，任董事長期間，他推動工行加大普惠金融投放、布局金融科技轉型，試圖在銀行業“黃金期褪去”的背景下維持增長動能。
回顧易會滿擔任工行行長、董事長的五年多（2013年5月至2019年1月），恰逢中國銀行業的“轉型陣痛期”：
利率市場化改革提速，互聯網金融沖擊傳統業務，嚴監管政策密集出臺，銀行業從“躺著賺錢”的高利潤時代進入“薄利競爭”階段。
反映在工行的財務數據上，便是關鍵指標的“起起伏伏”：凈利潤增長率從2013年末的10%降至2014年末的5%、2015年末的0.5%，2016年后雖回升至2017年末的2.8%，但增速已遠不及此前。
面對業績壓力，易會滿在2018年底（離任工行前一個月）的內部會議上曾總結工行的“三大特質”：
審慎穩健的經營風格、戰略上不游離不偏離、建立了有凝聚力的團隊——這既是對工行發展的概括，也像是對自己五年任期的“自我總結”。
02
2019年1月中旬，一則人事任免消息打破了資本市場的平靜：
易會滿任證監會黨委書記，隨后國務院正式任命其為證監會主席，接替因“個人原因”提前退休的劉士余，成為中國證監會第九任主席。
彼時，市場對這位“銀行系”出身的監管者充滿好奇——此前七任證監會主席中，多有券商、投行或監管系統背景，而從國有大行董事長直接調任證監會主席的：
易會滿尚屬首例。
在他執掌證監會的五年間，中國資本市場經歷了“改革深化”與“市場波動”的雙重考驗。
從指數表現來看，上證指數呈現“前高后低”的走勢：
2019年至2021年2月，A股迎來一輪結構性牛市，上證綜指從2600點左右最高漲至3731點……
截至2024年2月易會滿卸任時，上證綜指收于2879.70點，五年間整體上漲8.96%，雖跑贏通脹，但遠未達到市場預期的“慢牛”行情。
盡管市場表現起伏，易會滿任期內最核心的政績，仍是推動“全面注冊制改革”——這一被視為中國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變革”的舉措，從試點到全面落地，貫穿了他的整個證監會生涯。
2019年中，科創板正式開板并試點注冊制，打破了此前A股“核準制”下的審批邏輯，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理念重塑了IPO流程。
2020年中，創業板改革并試點注冊制落地，注冊制從“科創板單一板塊”推廣至“創業板存量市場”，進一步擴大改革覆蓋面。
2021年后，隨著雙創板、北交所試點經驗的積累，注冊制改革逐步向全市場推進，2023年2月，證監會正式發布全面實行股票發行注冊制相關制度規則，標志著注冊制在A股市場“全面落地”。
作為注冊制改革的“主推者”，易會滿在多個公開場合強調改革的“底層邏輯”：
“注冊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將審核權力下放的同時，強化信息披露監管與事后追責”“注冊制改革要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方向，尊重市場規律，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據證監會公開數據，截至2024年2月，科創板、創業板通過注冊制累計上市企業超1200家，融資總額超1.5萬億元，為科技創新企業、中小企業提供了重要的直接融資渠道——這一改革成果，也被外界視為易會滿任期內最顯著的“標簽”。
實際上，在資產管理行業方面，易會滿任期內也經歷了“規模擴張”與“規范整治”的并行階段。
但行業快速發展背后，“贖舊買新”（基金公司通過發行新基金吸引投資者贖回老基金，制造規模虛假繁榮）、“明星基金經理過度營銷”“管理費旱澇保收”等問題逐漸暴露。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2月7日，上證綜指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站上2879.70點，市場迎來短暫回暖，但就在當天，官方宣布“吳清任證監會黨委書記”，易會滿的證監會任期正式結束：
五年監管生涯，始于市場期待，終于震蕩中的“平穩交接”，留下了“改革者”與“救市者”的雙重印記。
03
易會滿被查，并非毫無征兆。
早在2025年8月下旬，金融圈便開始流傳“易會滿被帶走協助調查”的消息：
據多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向媒體透露，8月29日（上周五）前后，這一傳言在浙江溫州、杭州等地的金融圈尤為密集，甚至有消息稱“其家人已被限制出境”。
盡管當時官方未回應，但市場對這一傳言的關注度持續升溫，部分與易會滿有過工作交集的工行、證監會前員工，開始私下梳理他過往的工作經歷，試圖尋找“蛛絲馬跡”。
從公開信息來看，易會滿的“關聯線索”最早可追溯至他早年在工行的工作經歷。
工商登記資料顯示，易會滿早年曾在工行浙江某支行負責建西路儲蓄所（現工行杭州城西支行建西路網點），這是他在工行基層的重要工作站點；而2024年10月，一家名為“蒼南縣會滿服裝經營部”的個體工商戶注冊成立，其經營場所位于易會滿的老家浙江蒼南，盡管該個體戶的法定代表人并非易會滿本人，但“會滿”二字與他的名字高度重合。
且注冊時間恰好在他卸任證監會主席后不久，這一細節在他被查后被外界反復提及，質疑其“通過親屬或關聯人從事營利活動”。
更受關注的，是易會滿的“親屬關聯問題”。
據金融圈人士透露，易會滿家中有一個姐姐和三個哥哥，其中一位哥哥早年曾“借他的名義在浙江金融圈混圈子”，甚至以“易會滿親屬”的身份對接當地企業的融資業務。
對此，易會滿早年曾十分謹慎，甚至在哥哥來北京時刻意避開不見，擔心“被牽連”。
但“家人親屬利用干部影響力謀利”，正是近年來金融反腐的重點領域——
此前，吉林銀保監局原局長高飛（2023年6月被查）、廣發銀行原董事長董建岳（2022年被查）、原建行副行長范一飛（2023年被查）等案例，均涉及“親屬違規經商、利用影響力受賄”問題，易會滿的“親屬關聯”傳言，顯然與這一反腐方向高度契合。
而易會滿被查的核心線索，更可能與工行近年來的“金融反腐風暴”有關。
作為在工行工作34年的“老工行”，他的職業生涯與工行的發展深度綁定，而2022年以來，工行系統內的反腐力度持續加大，多名“重量級”干部被查。
顧建綱的案例頗具標志性——他曾是易會滿的“鐵桿舊部”，在工行一度順風順水。
2023年8月2日，他因嚴重違紀違法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工行紀檢監察組、甘肅省紀委監委審查調查。
2024年2月8日，也就是易會滿被免去證監會主席職務的次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顧建綱的問題，包括“靠企吃企、盲目自信、疏于管理，造成大額投資風險；以權謀私、公器私用，以金融投資為名大肆收錢斂財”等。
2019年初易會滿調任證監會后，顧建綱處境轉變、被“削權”，隨著他的被查，關于易會滿的議論便開始在內外部流傳開來。
顧建綱還牽扯出中金資本的震蕩，中金資本前董事長丁瑋及多位骨干在2025年初被帶走。
據稱，中金資本早年涉及的數百億私募股權項目，正是丁瑋與顧建綱等人聯手推進，且易會滿之子也牽涉其中。
2018年4月，該項目啟動時，易會滿仍在工行主政，項目落地后，其兒子曾在相關企業上班，不過據了解，2024年4月后其子已不在該企業。
顧建綱案件中暴露的“金融反腐向家屬及關聯領域延伸”，正是當前嚴查的重點，易會滿也因此被卷入了這場風暴的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易會滿的老家浙江近期也“事多”。2025年4月中旬中央巡視組進駐浙江后，建行、農行浙江省分行原“一把手”在一個月內接連被查。
4月，建行浙江省分行原黨委書記、行長高強被查；5月30日，農行浙江省分行原黨委書記、行長沈榮勤接受審查調查；再加上此前被查的工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長王芝斌，這三人都有離開銀行后進入私募投資機構的經歷。
其中沈榮勤與易會滿是浙江老鄉，早年都在工行浙江省分行工作，易會滿2000年從浙江調往江蘇時，沈榮勤還在浙江工行體系內。
此外，還有未經證實的說法稱，易會滿任職證監會主席期間，上市公司中注冊地在浙江地區的數量偏多，或與他是浙江人、曾在江蘇省工作多年存在一定關聯，不排除其家人牽涉其中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