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略重大轉向”，歐洲又驚又氣
“美國像阿特拉斯（希臘神話中的擎天巨人）一樣支撐整個世界秩序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白宮在最新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SS）中這樣寫道。
美國NSS通常在美國總統任期的第一年發布，用于指導整個任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2017年，特朗普在其第一份NSS中確立了“美國優先”的指導方針，并強調“大國競爭”的概念。
但在這份33頁的最新文件中，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美國外交關系協會（CFR）以及布魯金斯學會等重要智庫都認為，這份NSS標志著美國外交政策在思想和實質上的顯著轉變。
該戰略以一連串限定性詞匯勾勒出本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立場和傾向：是實用的，但不遵循傳統“實用主義”；現實的，但不“現實主義”；有原則的，但不“理想主義”；強硬的，但不“鷹派”；克制的，但不“鴿派”。它不依賴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根本動機在于確保美國從中獲益，即“美國優先”。
全球投資咨詢公司BCA Research地緣政治/美國政治首席策略師格特肯（Matt Gertken）在研討會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份報告是求實政治思維的體現，并且是本屆政府意圖的一次非常清晰的聲明。
“這份文件對美國的歐洲盟友立場尖銳，認為歐洲應該開展反對‘覺醒’趨勢的意識形態斗爭。”他稱，“但從更實用的角度看，文件的重點是所謂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即明確表示美國將專注于西半球（即美洲）。”
這是12月2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白宮。新華社
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該戰略首先明確，美國的對外、國防及情報政策必須遵循若干基本原則。其中首要一點是，不應無重點地泛化“國家利益”。“美國的核心國家安全利益將是我們的焦點。” NSS列出五大核心國家利益，一是確保西半球的穩定與主導地位；二是維護經濟安全與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三是保障歐洲的安全與文化健康；四是防止中東被敵對勢力主導；五是建立科技優勢與掌控全球標準。
與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FR）美國外交高級研究員萊斯納（Rebecca Lissner）稱，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NSS路線強調“大國競爭”，并明確描繪了美國面臨的挑戰以及應對這些挑戰的方法，但新的NSS并未強調大國對抗，而是明確表示，經濟是“最大的利害關系”。
同時，新的NSS顯著淡化了拜登政府“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立場，該表述在2022年拜登政府的NSS中使用次數不下八次。而在最新版本中，該術語僅出現一次，且被用于批評特朗普政府眼中拜登時期政策的失敗。
特朗普政府表示，其外交政策將帶有明顯的“不干預主義傾向”，為對外干預設定高標準的合理性門檻。同時，采取“靈活的現實主義”， “尋求與世界各國建立良好與和平的商業關系，而不向其強加與其傳統和歷史大相徑庭的民主或其他社會變革”。
這也與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發布的NSS的基調大相徑庭，彼時，特朗普政府將世界描述為“支持壓制體系者與支持自由社會者之間的較量”。但在最新版NSS中，以中東地區為例，特朗普政府表示：“美國曾錯誤地逼迫這些國家（特別是海灣君主國）放棄他們的傳統和歷史政體的試驗。我們應該鼓勵并稱贊改革的出現，但不能試圖從外部強加。”
同時，NSS強調，美國“不能再容忍，也無力承擔他國搭便車、貿易失衡、掠奪性經濟行為”，要求在軍事聯盟和貿易關系領域的公平待遇。文件特別稱，美國期望盟友將更高比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投入自身防務，以彌補數十年來因美國巨額支出所累積的嚴重失衡。
對盟友的嚴厲批評
最新NSS發布后，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盟友的嚴厲批評迅速成為輿論焦點。
美國認為，歐洲的“深層問題”不只是軍事支出不足和經濟停滯。“歐洲面臨的更為嚴峻的挑戰包括：歐盟及其他跨國機構正在侵蝕政治自由與國家主權；移民政策持續改變歐洲大陸的人口結構并引發社會沖突；言論審查和政治反對派遭到壓制；出生率暴跌；以及國家認同與文明自信的喪失。”文件寫道。
該戰略甚至警告，歐洲正面臨“文明被抹去的可能性”，并斷言“在未來幾十年內，部分北約成員國很可能轉變為非歐洲裔人口占多數的社會”，因而呼吁美國采取行動，協助歐洲“糾正其當前的發展軌跡”。
美國外交關系協會歐洲問題高級研究員菲克斯（Liana Fix）表示，NSS采用了一種“文明”視角來審視與歐洲的關系，這一意識形態框架與以往任何一屆美國政府理解歐洲的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特朗普政府要求歐洲自己維護其區域的秩序，并且最重要的是，自己為此買單。”CSIS情報、國家安全和科技項目主任哈丁（Emily Harding）表示，歐洲對這份戰略的反應，很可能與美國副總統萬斯此前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演講所引發的驚愕與震動如出一轍。
的確，許多歐洲官員對此表示了明確反對。德國外交部長瓦德福爾（Johann Wadephul）表示，德國不需要“外部建議”。法國前駐美大使阿羅（Gérard Araud）則更為直率地稱，這份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特朗普是‘歐洲之敵’”的看法，并批評其內容“讀起來宛如一份極右翼宣傳冊”。
格特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歐洲正面對“一個前后不一、搖擺不定、時不時對他們發動貿易戰的美國”，在這種環境下，歐洲可能會更加團結并迅速行動，“我們預計歐洲將繼續提供更多財政支持，用于國內的產業再調整、人員再培訓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領域”。
從區域戰略重心來看，NSS強調美國必須在拉丁美洲“重新確立并執行門羅主義，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優勢地位”，視之為“美國安全與繁榮的根本前提”，并建議美國外交官尋找“所在國主要商業機會，特別是政府大型合同”。
文件寫道：“對于那些高度依賴美國、因此美國擁有強大影響力（杠桿）的國家，所有協議條款都必須要求將合同獨家授予美國企業。”
外交關系委員會拉丁美洲研究員弗里曼（Will Freeman）表示，以往多版NSS常將亞洲置于優先事項首位，但此次拉丁美洲被置于前列。他認為，加大對西半球的關注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戰略主張。近年來，美國在南部邊境管控上的失效已暴露無遺，并對國內政治造成持續干擾。西半球不僅資源豐富，亦能在增強美國關鍵供應鏈韌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強調經濟安全
在經濟層面，文件強調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要求“重新平衡”全球貿易關系，擴大美國對全球關鍵礦產和材料的獲取，監控全球關鍵供應鏈和技術進步；通過“戰略性關稅”和新技術應用，推動美國再工業化；強化美國“能源主導”和“金融主導”地位，保持美國科技和經濟創新優勢。
然而，截至目前，美國在再工業化等方面的經濟目標似乎變得更加遙遠。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發布的就業數據，自今年4月以來，美國制造業已累計流失5.8萬個工作崗位。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11月發布的報告也顯示，制造業就業已連續9個月處于收縮區間。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教授馬弘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通過加征關稅迫使制造業回流可能性很低、成本極高。貿易結構反映了各國基于比較優勢形成的國際分工，成熟的跨國供應鏈并不會因為簡單粗暴的關稅手段就“自然”地在美國建立，美國也并不具備適合相關產品生產的稟賦條件。
在能源和金融方面，文件表示將恢復美國的能源主導地位（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炭和核能），拒絕“氣候變化”和“凈零”理念。同時，美國政府承認，金融市場是美國影響力的支柱，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杠桿作用，幫助推進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優先事項，美國將保持并增強這一主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