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持有人大會設定門檻過高

⊙熊錦秋

《證券投資基金法》一審稿、二審稿曾規定：代表30%以上基金份額的持有人即可開會；但彼時有人認為“信托型基金是以信托原理構建基金法律關系的，不同于股份公司；若開會比例和表決比例太低，有可能使少數持有人通過持有人大會決定大多數持有人的權益”，后來這個觀點占了上風，最終2003年出臺的《基金法》規定：“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應當有代表百分之五十以上基金份額持有人參加”。

如此高的開會門檻，使得要召開基金持有人大會異常艱難。雖然也有持有人大會開成的實例，但幾乎都是基金由封閉式轉為開放式的議題。由于原來封閉式基金交易價格相比凈值都有20%左右的折價，而基金封轉開則可消除折價交易現象，有如此巨大政策性紅包作“誘餌”，再在基金管理人強有力的組織和多次提示性公告催促下，大會方才得以召開。而若缺乏強有力組織核心和免費紅包，一般基金持有人就很難把大會張羅成功了。

誠然，投資基金不等同于股份公司，但也并非傳統私人信托，但法律賦予了基金持有人其對基金管理事務的監控權(其中包括對不合格管理人的解任權)，以維護其切身利益，基金持有人大會正是其中一個有效制度平臺，通過這個集體決策機制，可將持有人的意志轉化為投資基金的意志，進而對受托人形成一定約束。而要讓制度發揮作用，在遇到重大議題時，能讓基金持有人大會及時開成功，理應給予充分考量。

事實表明，“開會門檻過低有可能使基金少數持有人通過持有人大會決定大多數持有人的權益”這個理由，在現實中說不通。試想，若50%的基金份額參會，按《基金法》只要參會的三分之二份額表決同意重大議題就可獲通過，也即三分之一的基金份額事實上就可決定全體持有人的權益，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另外，假若“開會門檻過低可能使少數人決定大多數人的權益”觀點成立，那么整個現行經濟民主的決策機制就都靠不住了。比如，《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等決議，必須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注意此處是出席會議的股東而非全部股東)；《公司法》除了規定需由董事會或監事會、或九十天以上持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召集主持這個前提條件外，并沒有特別對參會人數或股數設限，這難道就不會發生“少數人決定大多數人的利益”可能？其實，一般股份公司尤其是向社會公開募集設立的公司，股東人數眾多，若設定開會門檻，反會剝奪股東應有權利，也會增加開會成本。然而，《公司法》對“有限責任公司”規定又有不同，第四十四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會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等決議，必須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之所以要求多數股東到場表決，關鍵是“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公司的股東分散性不同，有限責任公司只有五十個以下股東，招呼到一起比較容易，開會成本低，且較高的表決比例也有利于維護最廣大股東利益。

顯然，投資基金持有人組成的高度分散性，更類似于股份公司，而有別于有限責任公司，從多數國家(地區)的有關立法來看，對基金持有人會議所應代表的比例的規定都是較低的。在我國香港地區，如只審議普通事項，那么基金持有人大會法定人數為已發行單位或股份的10%的持有人；如審議特別決議，法定人數為已發行單位或股份的25%的持有人。如果在指定開會時間過后半個小時內，出席會議的人數仍未達法定人數，必須將會議押后不少于15天后重開。重開后的會議出席人數(包括獲委派的代表)即成為法定人數。

為確保公正，香港對持有人大會還設置了回避機制，比如規定：(基金)董事、受托人、代管人、管理公司、投資顧問及這些人員的關聯方，在討論與他們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業務的會議中，被禁止替其實際持有的股份投票。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大膽提議，我國《基金法》對基金持有人大會開會人數所設門檻，似以降低到25%甚至更低的比例為宜，同時還可規定若未達這一比例，則基金持有人會議須延期召開，在延期召開時，實際參加會議的人數即為法定人數。為確保公正，還可對持有人大會設置回避機制，防止當事人影響投票結果。

(作者系資深經濟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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