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鼠倉須重典

吳君強

2009年冬天又“一窩”老鼠倉鬧得沸沸揚揚，景順長城基金公司基金經理涂強、長城基金公司基金經理韓剛、劉海涉嫌利用非公開信息買賣股票被管理層調查。近幾年來，基金行業高速發展的同時老鼠倉屢禁不止，而且一端就是“一窩”，讓我們不得不追問監管制度層面存在的缺陷。

事實上，管理層對老鼠倉“零容忍”越來越明顯，今年上半年融通基金老鼠倉發生后，證監會的處罰開始升級到公司層面，融通公司被責令進行為期6個月的整改，公司的新業務資格也受到了限制。今年10月，證監會尚福林再次明確強調，基金公司應該強化合規管理，堅決不能觸犯“老鼠倉”、非公平交易、利益輸送三條底線。

各基金公司防控內部風險的措施也一直在加強，多數公司對員工的MSN等即時通訊工具進行監控，基金經理上班時須上交手機，上海一些公司對手機管理更為嚴格，讓基金經理上交手機，并放在透明醒目柜子上，哪一個格子上有沒有手機，公司老總檢查時一目了然。

上有警告，下有嚴防的情形下，基金經理仍然鋌而走險，事實證明，僅靠“堵”無法根治老鼠倉頑疾。監管層的警告雖嚴厲，但不足以化解基金經理的道德風險，基金公司各種細致的規定不能說沒有效果，但過于流于形式，難免百密一疏。比如針對上海那些基金公司的規定，基金經理完全可以帶兩部手機而只上交一部，或者基金經理可以在業余時間以其他的通訊方式泄露信息，再者，這種規定只是讓基金公司高層監督基金經理，那公司高層又由誰來監督？

事前監管不但成本高，而且收效差，治理老鼠倉，關鍵在于事后的懲處，如果違法成本遠遠大于收益，基金經理必有所顧忌。之前幾起老鼠倉事件都僅僅是以基金經理拍屁股走人而不了了之，通俗地說，都沒有“動真格”。

這次老鼠倉面臨的司法背景有所改變，長城系三人基金經理相關行為發生在刑法修正案通過之后，一旦查實，很可能是“以身試法”，成為首批受到刑事處罰的信托人，此案必對同行起到極大的威懾作用。

但現實與投資者的期望仍有差距，雖然《刑法修正案(七)》添加了對內幕交易的規定，即“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但相關司法解釋一直未能出臺，如何界定“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尚存疑問。是以涉案時間來定性，還是以金額來定性？ 司法部門沒有解釋。三人如果被證實涉及老鼠倉，如何定罪，如何量刑，仍有疑慮。

我們期待相關的司法解釋能盡早出臺，期待長城系基金老鼠倉事件能給予投資者和公眾一個公正的處理結果，成為今后此類案件一個可以參照的標本。試想一下，如果對此三人的懲處仍是雷聲大雨點小，誰又能保證幾個月之后不會再曝出一窩老鼠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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