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乙
鳳凰網財經主筆，2017年7月以來，先后采訪十余位金磚國家的華商，涵蓋華人在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從事的主要行業。
中國手機在印度：印度人賣得比中國人還好
店鋪、廣告、工廠......中國手機在印度復刻著深圳華強北的傳奇。手機商紛至沓來，這里充滿商機，這里也暗藏“殺機”。
夏海燕第一次踏足印度是在2008年冬季。應供應商的邀請，夏海燕前去印度考察。在班加羅爾、孟買兜了一圈后就來到了德里。第一次來印度，夏海燕的感覺很不好，“這里太破了，中心城區的馬路牙子是用土堆的，公交車不關門，售票員就吊在門口喊乘客上下車。”這不禁讓夏海燕想起了90年代搭長途汽車回縣城的場景。
2009年10月，印度，等待出發命令的公交車。
華強北時代
中國的畫風與印度截然相反。夏海燕去印度那年，北京舉辦了奧運會，城市煥然一新，整個國家都洋溢著熱鬧的氣氛。與這樣的氣氛相襯的，還有深圳福田區的一條街道。
華強北路，這條刻在中國電子發展史上的道路，在2008年迎來了巔峰時期。在第十屆高交會華強北分會場開幕儀式上，華強北被授予“中國電子第一街”的稱號，自此確定了全國電子商業界的龍頭地位。上百家手機店聚集在這個南北930米，東西1560米的區域里，“各式各樣的新品、山寨品、仿品到處都是……”說起華強北當時的紅火，夏海燕至今還記憶猶新。
與華強北不同，印度當時的手機市場還沒有完全打開，使用手機的人還是少數。據統計，印度2008年人口11.57億，全國手機保有量大約3億臺，相當于每4個人中只有1個人擁有手機。
華強北的熱潮不僅在全中國蔓延，還席卷了印度。夏海燕在考察的時候發現，印度市場上的手機大部分都是從華強北過來的貼牌山寨機。“不管是孟買、班加羅爾、還是新德里，只要是去過的地方，隨便去當地的電腦城一問，賣的基本上都是從那里（華強北）來的。”夏海燕肯定地說。
2009年4月15日，深圳華強北的3G手機批發中心，人潮涌動。
華強北手機在印度的熱銷也催生了一種特殊的職業：華強北“倒爺”。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到華強北采購手機，然后倒賣到印度。在夏海燕的記憶里，這樣的跨國貿易，中國人始終做不過印度人，原先轉型做貿易的華強北商人，最后都慢慢退了回來。
“印度人在中國能吃苦，會砍價，也沒有‘二道販子’的嫌疑。”夏海燕解釋說，“印度人的采購價比中國人低，再加上他們對利潤要求也低，中國人很難做過他們。”
雖然華強北商人遭遇了挫折，但中國手機在印度的熱銷一如既往。或許是嗅到了商機，中國大型手機品牌也開始效仿華強北，紛紛進入印度市場。
2008年4月，一名印度人正在使用手機。
后華強北時代
2015年，夏海燕與人合伙創辦了洋蔥移動，主做手機APP分發。曾在華為工作過近10年，夏海燕熟悉手機行業的每個細分領域。他很清楚，國內的APP分發市場已接近飽和，要從眾多的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實非易事，相對而言，與中國相鄰的印度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
一方面，印度的人口紅利與中國相當，未來前景很大；另一方面，像洋蔥移動這樣的中小型科技企業，沒有頂尖的技術，在中國很容易被同行復制和超越，放在印度卻還算領先。
然而現實給了夏海燕沉重的一擊，公司成立不到兩年，他就被迫將它賣掉。“我們走得有點快，超出了市場（的需求）。”夏海燕尷尬地笑了笑。在他看來，印度的APP分發市場還沒有打開，洋蔥移動的業務量上不去，資金無法周轉，只能斷尾求生。
2014年，夏海燕創辦了洋蔥移動，圖為夏海燕（第二排左四）與洋蔥移動員工合影。
夏海燕的這次失敗經歷與印度的手機產業密不可分。2010年前后，中國開始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與此同時，印度尚未步入PC時代。盡管如此，巨大的人口紅利仍然吸引了大批中國企業進入印度，許多知名品牌如OPPO、vivo、小米等，開始紛紛布局印度市場。他們跳過了PC，讓印度直接進入了移動時代。
欲速則不達，印度快餐式的手機消費，并不能與中國市場完全接軌。為了打開銷路，中國品牌開始轉戰低端市場。“功能機、低端的智能機在印度都很好賣。”一位手機配件供應商表示，印度的消費水平不及中國，中國熱賣的中高端機型在印度市場并不吃香，所以手機商往往會選擇低端路線。“在中國賣1500塊錢的手機，到印度后就做閹割版，分辨率降一降，內存降一降，最后外觀看起來一樣，但只賣1000塊錢。”他說。
“低配版”手機價格低廉，既滿足了印度市場的需求，也推動了國產手機在印度的銷量大增。據統計，2017年第一季度，國產手機占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的份額已經達到51%，去年同期才15%，相比之下，印度本土品牌的市場份額則由41%萎縮至14%。
2013年8月17日，孟買，一位印度顧客正在手機柜臺瀏覽。
隨著OPPO、vivo、小米這些大型品牌進入印度，華強北的山寨機逐漸失去了競爭優勢，開始淡出印度市場。不同于華強北商人把山寨機倒賣到印度，這些大型品牌不僅把手機賣到了印度，連廣告、店鋪、工廠也全都搬到了印度。
王茂太至今還記得第一次來印度時看到的景象。2016年4月，他代表欣旺達來印度考察市場，看到機場內、街道上、商場里全都是OPPO、vivo的廣告，“兩步就一個，兩步就一個，一眼看去這條街全是。”
2017年6月2日，瓜廖爾，關閉的店鋪門面上布滿了OPPO的廣告。
和廣告一起搬來的，還有手機產業鏈。今年3月，欣旺達的印度工廠在諾伊達工業園開業，作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電池供應商，欣旺達選擇落地諾伊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諾伊達所在的北方邦堪稱印度手機產業的心臟，這里既有欣旺達這樣的手機零部件廠商，也有海派、財富之舟這樣的手機代工廠，既有OPPO、vivo這樣的中國手機品牌，也有Micromax和Lava這樣的印度本土巨頭。
“這就是集聚效應，和華強北一樣。”王茂太說。為了更好地服務下游企業，上游供應商往往會選擇離它們近的地點建廠，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條產業鏈。
2012年，印度聯邦行政區劃圖。
中國手機商紛至沓來，只看得見被搶購一空的手機柜臺，只聽得見不絕于耳的商場叫賣聲，卻忽略了印度市場的風險。
印度的痛點
“太快，還是要付出代價的……”當得知部分生產和實驗設備需要補做BIS認證，原定的到貨時間要推遲兩個月，王茂太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去年12月，他向印度政府遞交了欣旺達印度工廠的注冊資料，從工廠選址、廠房裝修到產品BIS認證，一切在王茂太的預期之內。今年1月，按計劃應該把生產設備拉到印度去了，沒想到這時候卻出了岔子。為了不耽誤生產，王茂太只好通過其他渠道將設備提了出來。
在夏海燕看來，中國企業進軍印度的方式總是快得讓人有些難以接受，“上來就直奔主題，談錢、談股份。”賣掉洋蔥移動后，夏海燕又創辦了一家印度咨詢公司CloudMagic，為中企落地印度提供解決方案，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協調中企與印度政府的關系。
今年3月，一家中國制藥企業計劃在安得拉邦征地開廠，但當地農民覺得地價太低，不斷鬧事。制藥企業請來當地警察局幫忙，結果卻打死了一個農民。如今被當地保護組織抓住了“辮子”，眼看場地投了，設備也過去了，但企業就是開不了工。“中國企業總是先干，結果發現一個致命的問題就可能導致整個項目停工。”夏海燕無奈地搖搖頭。
印度的征地法一直為外界詬病。從英國殖民時期的Land Acquisition Act 1894”（征地法1894）到2012年推出的新征地法，“同意條款”和模糊不清的市場價格定義始終橫亙在投資者面前，阻礙了外國企業落地印度。
2010年8月26日，新德里，數千名印度農民集會抗議，此前政府為新建一條公路而強征土地。
和制藥企業比起來，OPPO的遭遇則讓人如芒在背。今年3月28日， OPPO印度傳出了“中國經理侮辱印度國旗”的消息，上百名印度員工在OPPO公司外抗議，這件事情甚至牽動了外交層面。
然而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事情并非媒體報道的那樣。當時印度員工貼在墻上的國旗紙張脫落了一半，中國的生產班長清理工位時就干脆撕了下來，扔進了垃圾桶。原本是一件小事，可一旦牽涉民族情緒，就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即使OPPO在印度99%的雇員都是印度人，他們也必須開除涉事員工來了結此事。
2017年3月，OPPO“國旗事件”過后，公司外聚集了大批抗議者。
有人曾形容印度是一個軟性民族，他們在意的事情不多，唯獨對民族這件事情尤其認真，這一點在莫迪代表的人民黨執政后更加明顯。人民黨奉行印度教民族主義，印度教民族主義強調印度教至尊，希望在印度建立一個“印度教國家”。
夏海燕的合伙人就是人民黨的高層，在組建CloudMagic時，他向夏海燕提出了“只雇印度教員工”的建議。如今，除了三名中國員工，CloudMagic從合伙人到員工都是印度教。
與此同時，宗教民族主義衍生出的國家民族主義已經開始顯現。有人曾用“印度一直在中國的陰影之下”來形容中印關系，印度也不吝于表達想要超越中國的想法。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印中企需要時刻繃起“民族情緒”這根弦，以免成為發泄的對象。
2016年10月11日，孟買，一名男子騎車駛過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民族衛隊的游行隊伍。
與夏海燕不同，王茂太所在的制造業不僅要面對軟性環境的風險，還要解決許多硬件環境的問題。用王茂太的話來說，印度的配套設施非常不完善，就連非常簡單的X-Ray測試實驗室都找不到。為了落地印度，欣旺達要從中國把整條生產線都拉過去，“連做設備的一個銑床，我們都要自己運過去。”王茂太無奈地搖搖頭。
然而，即使基礎設施再簡陋，印度員工再效率低下，欣旺達也還是要去印度的，因為這是一條必走之路。
2017年3月，王茂太所在的欣旺達印度工廠正式開業。
印度的改變
早在2016年初，欣旺達就考慮過在印度建廠，因為一項政令。
2016年4月，印度政府宣布大幅上調手機四大配件（電池、充電器、耳機、數據線）的進口關稅。由于印度本土的供應鏈很不完善，手機企業需要從國外進口零配件，新政策一旦實施，手機企業就需要承擔翻倍的關稅。
消息傳出后，手機企業開始要求供應商到印度建廠，以減少關稅成本。在王茂太看來，“下游倒逼上游”，印度還是在鼓勵本土制造，只是換了一種迂回的方式。
因為損害了印度本土手機企業的利益，這項政令頒布不到1個月就被廢除了，許多企業因此擱置了落地印度的計劃。王茂太卻不以為然，“印度一定會加稅的，因為PMP計劃。”王茂太口中的PMP計劃(Phased Manufacturing Programme)是莫迪“印度制造”的重要部分，根據PMP計劃，印度2016-2017年要實現手機電池的本土制造。
2014年9月25日，新德里，莫迪宣布“印度制造”計劃，提出一連串吸引外資的重大政策，以打造印度成為全球制造王國。
除了“本土制造”，印度在引入外資方面也持續發力。2013年，印度允許電信行業實現100%的外國直接投資；2015年，印度放寬了15個主要行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標準；2016年，印度更是推出了全面外資改革舉措，開放大部分制造業和服務業。
趁著開放的東風，中國去印度的企業也越來越多。今年初，夏海燕在德里新開了一家中國餐館，專門接待前來印度考察的中國企業，“中國企業去得多嘛，大家有需要”。王茂太也在籌謀著工廠的二期建設，“這僅僅是我們的一期，二期在哪里，就看一期做得怎么樣了。“
中國企業對印度的偏愛，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印度和中國很像。許多學者將現在的印度比作“八十年代的中國”，但縱觀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春秋戰國時期或許是個更恰當的比喻。印度實行聯邦制，邦與邦之間各自為政，國內宗教、黨派眾多；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林立，先秦諸子，百家爭鳴。
或許是巧合，回顧莫迪上任以來實施的政策，竟頗有些秦始皇嬴政的作風：實行GST稅改，統一印度稅制，就像秦朝“車同軌，書同文”；奉行印度教民族主義，與秦始皇“焚書坑儒”可謂殊途同歸。也或許是巧合，莫迪2015年首次訪問中國，第一站就是西安的秦始皇兵馬俑。
2015年5月14日，莫迪抵達西安，當天上午來到了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金磚國家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特殊的時期需要一位特別的領導人。巴西錯過了盧拉時代，俄羅斯錯過了黃金十年，再想完成經濟轉型已是難上加難。如今印度正值經濟上升周期，莫迪能否效仿秦始皇，整合國力，完成改革，一切尚未可知。
對于中國手機企業來說，印度的經濟轉型也意味著手機行業的重新洗牌，中國企業能否繼續復刻“華強北模式”又或是“另起爐灶”，一切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