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商學院教授：居民財產性收入少 改稅制平衡二次分配

中歐商學院教授王建鉚（圖片來源：上海證券報）

擔任政府智囊的學者們指出：從深層次對收入分配進行調整是中國政府目前面對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決定“結構調整之年”成敗的關鍵環節。另外據悉，收入分配方案年內就會出臺。

經濟發展如此之快，中國人也有平均3000美元的GDP，為什么會沒錢消費？怎樣平衡社會財富？對此，中歐商學院王建鉚教授有獨到的見解。

記者：現在似乎到了不得不正視收入分配問題的時候了，請談談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的現狀。

王建鉚：收入分配中，最主要的是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主要是勞動報酬和資本收益——這個資本當然是廣義的資本。而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勞動報酬的比例太小，而資本收益這一塊的比例太大。中國的勞動報酬占比不到40%，而資本收益超過60%；在美國，剛好顛倒過來，勞動報酬是70%，資本收益是30%。中國勞動報酬在GDP中占比不到5%，這種過低的偏差，即使靠再分配也很難糾正過來。

記者：為什么工資會這么低？

王建鉚：造成這種現狀，當然有很深層次的原因。一個是就業。由于過分偏重發展低附加值、低利潤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也就造成了就業人員的低收入，低收入又會降低資金成本，資本也就便宜，如此惡性循環。

像服務業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卻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而服務業是創造就業能力最強的產業。

記者：這是改變經濟結構的問題，此次“十二五”規劃還是會推進改變經濟結構。

王建鉚：經濟結構也是表層的，這不單單是經濟結構的問題，也不是城市化的問題。主要是官員過度關注GDP，將GDP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忽視了民生才是最重要的問題。根本性的東西沒有抓住，或者也不愿抓住。

記者：有一說，是中國人不消費，不是因為沒錢，是因為把錢都存起來了。

王建鉚：儲蓄？我用自己長時間總結的數據給你算算。1985年—2009年，15年間，平均一年期的實際存款利率是-0.62，也就是說，如果你在1984年底存100元人民幣進銀行，1985年底取出來，然后再存進去，如此每一年反復操作，那么，這100塊錢，到了2009年底你再取出來的時候，將當時的CPI扣除，只相當于85.54元人民幣的購買力。

這其實是金融壓制，壓低資金成本，導致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很少。

記者：那為什么中國人還那么愛儲蓄？

王建鉚：居民不得不儲蓄，為了保障一個真正的剛性需求——養老。養老是中國人真正的剛性需求。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前，中國人都說養兒防老，多生幾個孩子，以后自己老了有保障，更何況，中國的法律規定，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但是現在，都只有一個孩子，以后老了靠什么？父母只能自己多存點錢，以應付老了之后的開銷。

而且，根據統計，一個小孩，在正常情況下，先于父母死亡的概率是10%，10%在統計學中是個高概率事件，也就是說，這樣的家庭是個高風險家庭；而如果整個社會，每個家庭都是高風險家庭，這個社會就變成了高風險社會。如果是兩個小孩，可以算出來，這個概率就變成了1%，就變成了低概率事件，高風險就沒有了，不會導致社會穩定受到影響。

記者：工資低，理財投資可以補充么？

王建鉚：工資性收入低，要靠資本收益，也困難。中國人的投資機會，一個是股市，一個是房地產，股市不可控，而房地產是富人的游戲，這兩個投資機會也沒有了。

現在因為工資性收入很少，而投機性的收入卻很多，尤其是房地產。投機賺錢當然很容易，長期下去，就沒有人愿意創新，經濟發展、經濟轉型都變得很困難。房地產的稅收，不應該是土地增值稅，而應該是征收土地收益稅，從土地批租制改成土地年租制，改變現有的招拍掛體制。不是靠賣地，而是靠稅收將這部分收益拿回來，進行再循環再分配，一方面可以抑制投機，另一方面可以平衡社會財富。

現在的增值稅，等于拿最低工資的工人也在交，資產都成負數了，還要交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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