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給富二代的夢與真

李文

難以實現的夢

女大學生想嫁“富二代”，本無可非議。借助婚姻獲取更高的社會地位、更大的財富、更多的幸福，想必是大多數出身平民的“草根女”的共同愿望吧。

但如具體的問題具體分析，事情就會變得很復雜。在任何社會，婚姻都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行為，而且是特定社會關系的產物；在任何社會，富人和普通人之間都存在一定的階層鴻溝。婚姻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因社會階層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對于富人階層來說，婚姻首先被當做保全富有地位的一種手段，而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婚姻只是生活中難以回避的現實。

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林肯就說：“我們期望哪怕最卑微的人也能像其他人一樣有機會去致富。”但實際上，平民要想躋身精英階層，也著實不易；富家白馬王子愛上灰姑娘的事兒，不是沒有，但多發生在童話世界和藝術作品之中。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就曾指出：美國的富人階層通常又稱“上流階層”，主要由極有權力的企業領導人、政治家和軍事領袖三部分人構成。他們享有高度集中的權力、財富與聲望。這些權力精英一般來自至少具有兩代發家史的富裕家庭；父母出生在美國；白人男性；來自城市社區；上過著名的大學；等等。在這些處于權力結構最高層的人與不分享這種權力結構的人之間，存在的那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遠非通過婚姻就可以得到填補。

日本的階層結構也早已固定化，在婚姻關系中形成較為牢固的“階層保護的屏障”，所謂的“精英閨閥”，就是指以舊貴族為中心的名門望族，作為戰后新興勢力的財界望族以及政治權力者家族之間構成一種封閉而穩定的婚姻網絡。在這個世界中，除了他們在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的實力之外，他們在財界、政界、學界布下的層層婚姻親緣的關系網，顯赫地標明著他們在各界作為實力者的存在。財富和政治權力就是這樣作為上層社會鞏固其地位不可缺少的兩大要素；而作為長期確保其地位的有效手段，他們利用婚姻，并促使其最終形成有力的家系閨閥。

可能實現的夢

目前中國正處在一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迅速轉型的時期，婚姻的階層界限尚不很嚴格，使“草根女”存在不無通過婚嫁躋身富人團隊的可能。

首先，階層結構的變動性大于穩定性，富人階層和平民階層之間尚不存在明晰而嚴格的界限，平民成為富人和富人成為平民的可能性同時存在。2002年末，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柳傳志曾感慨地表示：“曾經跟我同臺領獎的著名企業家們，現在大部分都已銷聲匿跡了。”在這種情況下，富人的婚姻還難以僅在富人圈內完成。

其次，在階層結構固定化的國家，名門家系可以賦予配偶以及家系的名門意識，是上流社會為使全社會普遍承認自己獨特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手段。同時，通過與這種意識和家系的關聯，可以使其作為名門家系并在上層社會的內部繼承一定的地位。但目前中國富人家庭尚未形成這樣的名門意識。

最后，在發達國家，通婚通常與保護財富和擴大財源相聯系，而目前中國富人階層在處理婚姻關系時，確保財富和經濟權利方面的動機還不很強烈。

一場游戲，一場空？

“草根女”能夠嫁給“富二代”，但“機遇并風險著”。1924年，李德全女士與馮玉祥將軍結婚。婚后的一天，馮玉祥問妻子為什么要嫁給他時，李德全笑答：“是上帝怕你不為民辦事，派我來監督你的。”現在中國的女大學生如果要做出“嫁”的選擇，恐怕還真需要幾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獻身精神。

不可否認，一些“富二代”由于有著較好的“遺傳”，受過良好的教育，道德高尚，氣質高雅，才干過人。如果能嫁給這樣的“富二代”，真是前世修下的福分。但這樣的家境、這樣的人，實屬鳳毛麟角；且這樣有理想、有抱負的“富二代”，通常會潔身自好，在擇偶方面往往會高標準、嚴要求；想要嫁他談何容易？

而“草根女”能夠結識并相處的“富二代”，則很有可能在自主、自律、自尊、自強等方面，都缺乏上乘表現。他們或從小嬌生慣養，疏于管教，謀生能力差，或長于揮金如土、招惹禍端；在感情和婚姻家庭方面缺少責任感，慣于拈花惹草、始亂終棄。

嫁給這樣的“富二代”，風險之一是返貧，即在其父輩完成歷史使命，“富二代”接班后，不思進取、坐吃山空，在很短的時間里就將偌大的家業敗壞一空；風險之二是他們對自己的心上人感情不夠專一，尚未走到結婚就移情別戀，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許多女明星貪圖享受、愛慕虛榮，想嫁“富二代”卻最終遭到拋棄，就是前車之鑒。

因此，女大學生對于這樣身上帶有不良傾向的“富二代”，除非有將其“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信心和能力，否則，最好忍痛割愛，所謂“三十六計，走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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