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4月15日 07:06時代周報【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被稱為“中國內地KODA第一案”的“香港銀行受害者聯盟牽頭人”賴建平狀告荷蘭銀行侵權案又增變數。2010年1月底，賴建平收到上海一中院的通知，其狀告荷蘭銀行侵權案已正式立案。然而，原本定于4月1日的開庭日因“程序問題”無限期延后了。而就在這天，荷蘭銀行發布公告稱，已正式完成從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的法律剝離，目前與富通銀行同屬荷蘭政府控股，計劃于今年下半年進行合并，合并后的銀行被稱為“荷蘭銀行”并購分拆后，原荷蘭銀行可能逐步淡出中國內地。這給原本就不簡單的案子徒增了更多繁雜的因素。荷銀中國退回了送往的起訴書。賴建平稱，自己做好了兩手準備，即與荷蘭銀行達成調解，或者與之打“持久戰”。

KODA事件回放

KODA的全稱是Knock Out Discount Accumulator，也被稱為Accumulator，翻譯為“累計股票期權”，俗稱“打折股票”，是一種以合約形式買賣資產的金融衍生工具，設計極其復雜，被稱作“收益有限、風險無限”的“金融鴉片”。

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內，內地一批投資者先后因購買數家位于香港的外資銀行的KODA產品，遭受巨額虧損。據賴建平估算，人均虧損在2000萬元以上。

賴建平不幸成為了其中一員。2007年7月，經熟人介紹，北京市創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賴建平認識了香港荷蘭銀行(以下簡稱“荷銀香港”)的投資顧問張某。在張某的多番游說推銷中，賴建平與荷銀香港先后成交了多項KODA等結構性產品投資合約。賴建平在回顧對KODA為期一年的投資歷程時發現，巨虧的原因是荷銀香港設下的“理財陷阱”，且投資過程中存在欺詐乃至更嚴重的侵權行為。

“這根本不是投資失誤，而是欺詐！”賴建平指控道，“投資顧問完全沒有告知此類交易所存在的風險，甚至連投資規則都沒有介紹。更嚴重的是，我的大部分損失是在合同提前終止后、在我不欠銀行一分錢的情況下，荷銀香港擅自處分我的合法財產所產生的。”

賴建平指出，荷銀香港在履行KODA合約的過程中，曾于2008年6-9月四個月中累計六次未按合約規定時間向賴建平交付股票，屬于違約行為。

由此，賴建平依據合約規定，于2008年9月10日向荷銀香港提出提前終止合約的通知。但在提前終止合約通知依法生效后，荷銀香港堅持在當年9月18日強行交付之前的股票，并在當年10月中下旬分兩次拋售了賴建平賬戶中的股票，將所得價款收歸己有。正是這系列操作使賴建平最終損失慘重。

根據香港金管局的規定，銷售金融產品時，需充分披露投資產品的性質及有關風險，并確保產品適合相關投資者。

賴建平認為，荷銀香港的行為構成了對其合法財產權益的侵犯。由于荷銀香港屬于非法人分支機構，因此賴建平將被告鎖定了其母公司—荷蘭銀行有限公司。

賴建平發起了“打折股票受害者聯盟”，并自告奮勇擔任了內地“苦主”的盟主。目前“苦主”人數已約有30人，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佛山、西安、天津、內蒙古等地。

立案一波三折

賴建平及其盟友的維權之路走得很艱難。去年他曾四度向北京相關法院起訴外資銀行的“理財陷阱”，但均未被受理。賴建平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已于2010年1月上訴至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后者尚未作出終審裁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訴法”)第241條規定，“因合同糾紛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沒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訴訟……可以由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訴訟標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財產所在地、侵權行為地或者代表機構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經查詢，賴建平發現荷蘭銀行在上海擁有一家全資子公司—荷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荷銀中國”)，其成立于2007年6月，由原荷蘭銀行上海分行轉制成當地法人銀行。

賴建平隨即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了訴訟，終獲立案。

他認為，依據中國內地法律，荷銀香港構成了締約過失責任侵權、侵占財產。而根據香港法律，荷銀香港則構成了四項侵權：1.(締約)過失侵權；2.違反《香港證券期貨條例》、《失實陳述條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注冊人操守準則》等成文法的侵權；3.欺詐侵權；4.侵占動產。

據此，賴建平要求荷銀香港提供超過200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并承擔訴訟費用。出于職業的敏感，賴建平留存了充分證據，這使其對未來充滿自信：“只要開庭，我勝訴的把握很大。”

但訴訟并未如期開庭。時代周報記者獲悉，由于此案為涉外案件，起訴書的送達得通過外交途徑進行，所需送達時間漫長，預排開庭日期最早也要到2011年。這給案件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時代周報記者聯系到的另一位KODA投資者也表示：“立案后關鍵是開庭審理。但現在KODA維權整體上還顯得艱難，進展并不太理想。”

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肖金泉在2009年牽頭成立了KODA維權律師團。他認為，香港外資行在對內地投資者兜售KODA過程中，存在欺詐嫌疑。但他也指出，此案難點之一，是KODA合約中均有風險提示，較難證明投資顧問沒有將風險告知。

目前，肖金泉幫助其委托人到香港金管局投訴相關香港外資銀行銷售KODA過程中的欺詐行為。更多的KODA“苦主”正與相關銀行交涉中。據悉，已有少數“苦主”獲得了賠償。

荷蘭銀行震蕩

此案在上海未能如期開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荷銀中國退回了送往的起訴書。

事實上，荷蘭銀行正處于一場集團性震蕩整合的關鍵過渡期。

2010年4月1日，荷蘭銀行公告稱，已正式完成從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的法律剝離，目前與富通銀行同屬荷蘭政府控股，計劃于今年下半年進行合并，合并后的銀行被稱為“荷蘭銀行”(以下簡稱“新荷銀”)。

這是3年前那樁銀行業史上規模最大并購案的后續。2007年10月，蘇格蘭皇家銀行聯手富通銀行、西班牙國際銀行組成的RFS Holding財團收購了擁有186年歷史的荷蘭銀行。

但收購尚未收尾便遭遇了全球性金融危機。2008年10月，荷蘭政府收購了富通銀行所擁有的荷蘭銀行股份，并取代富通銀行成為RFS Holding的股權持有者之一。

此后RFS Holding對荷蘭銀行進行拆分：荷蘭銀行的荷蘭本土業務、全球私人銀行業務、資產管理業務，以及荷蘭銀行的品牌等均歸屬荷蘭政府所擁有的“新荷銀”。

而荷蘭銀行的國際批發業務、投行業務及亞太區零售及中小企業業務屬于蘇格蘭皇家銀行。

荷銀中國更名

荷蘭銀行于1903年首次進入中國設立分行，迄今已有100多年歷史。

這次拆分整合后，荷蘭銀行在中國的業務(包括對公業務、零售銀行業務以及中小企業銀行業務)也將屬于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

荷銀中國表示，在收購交割完成后，荷銀中國的股權已全部屬于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我們將在獲得相關監管機構的審批后，將中國所有分支機構更名為‘蘇格蘭皇家銀行’”。

此外，荷蘭銀行在華另有一小塊基金業務，即泰達荷銀的外方股權，在劃歸富通銀行后，又迫于監管要求，最終出售給加拿大保險商宏利金融。

這意味著今后荷蘭銀行幾乎完全失去了其原有在中國內地的業務終端—這家老牌銀行的身影正從中國內地市場漸漸淡出。

接收荷銀中國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把在亞洲剩余的零售及中小企業金融業務打包出售。荷銀中國梵高理財是其中組成部分之一。

梵高理財曾令荷蘭銀行的個人理財業務盛極一時，但近年關于梵高理財的理財糾紛時有見諸報端，且與KODA相似之處是，一些糾紛“涉嫌虛假營銷和投資信息披露不充分”，這對其品牌聲譽傷害很大，市場形象下跌。自2009年10月之后，荷銀中國理財產品的發售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不僅如此，近兩年來荷銀中國連續發生“高層人事地震”，原高管架構遭到較大沖擊，“震中”正是零售板塊。

2008年9月，原荷銀中國行長暨執行總裁王潔鳳被星展銀行挖角，出任星展香港及中國內地零售銀行業務總監。王潔鳳曾被譽為中國入世后外資銀行在華拓展消費銀行業務的先鋒人物，在她的帶領下，荷銀中國的梵高理財曾獲中國媒體評選出的“2006年度外幣理財產品最具創新獎”。

2009年7月，原荷銀中國董事長、荷銀亞洲區副主席邱致中加盟巴克萊資本，就任后者亞太區副主席兼大中華區主席。擔任荷銀中國行長的李權，也是蘇格蘭皇家銀行中國區總裁。

香港金管局介入調查

荷蘭銀行集團性整合的變數使賴建平不得不更換送達地址。他在等待荷蘭銀行對立案作出反應—應訴或提異議。

當下的荷銀中國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從實質上說，其股權關系已與荷蘭銀行無甚關系了；但從工商登記上說，其仍是荷蘭銀行的子公司。

與賴建平簽署了KODA合約的荷銀香港，其私人銀行部分是屬于“新荷銀”所有。

荷銀中國強調，KODA業務是私人銀行業務，而荷銀中國并無開展此塊業務；且“賴建平不是荷銀中國的客戶，其訴訟對象也不是荷銀中國，我們不便發表評論”。

對于案子未來的發展，賴建平表示，荷蘭銀行可以依法對上海一中院提出管轄異議。但他并不擔心：“此案立案時，荷銀中國在工商登記上仍是荷蘭銀行的全資子公司，屬于可供扣押的財產—一旦立案確定管轄權，被告或其財產的變化不影響案件的審理。”他解釋說，此案是侵權糾紛，而非合同糾紛。根據我國民訴法241條的規定，只要滿足“侵權行為地”、“可供扣押財產所在地”、“代表機構所在地”的任何一項，當地對應的人民法院便擁有管轄權。這與合同簽訂地、履行地、被告所在地等都沒有關系。

香港金管局發言人在回應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自雷曼兄弟倒閉至今，香港金管局一共接到1500宗非雷曼兄弟相關投資產品的投訴，“其中涉及累計股票期權的投訴個案中，來自中國內地的個案投訴人少于25%”。但該發言人并未提供KODA涉案金額規模。

發言人表示，調查員將根據香港《證監會持牌人或注冊人操守準則》及金管局在2007年5月7日向注冊機構發出“有關從事財務策劃及財富管理業務的持牌及注冊人是為客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見問題》”通告的要求，來判斷銀行及有關銷售人員在銷售投資產品過程中是否提供了足夠的資料及風險披露。“調查員會因個別投資產品的性質及投訴客戶的財務狀況、投資經驗、投資目標和風險承受能力等方面作出專業判斷。”香港金管局發言人對時代周報表示。

不過，金管局發言人也向本報承認，處理KODA投訴案依然存在難點。“難點包括沒有錄音或錄影的面對面銷售，缺乏銷售過程的客觀證據，而雙方通常各執一詞；投訴客戶未能清楚回憶描述銷售過程，或者口供前后矛盾等。”但他表示，雖然如此，金管局將嘗試尋找其他證人、或從銀行方面搜尋有否其他相關文件或記錄(包括電腦記錄)可以反映銷售過程或證實部分口供、或搜尋其他環境證供等方法來面對上述困難。

截至3月底，香港金管局已完成絕大部分雷曼兄弟相關投訴個案的調查工作，并調撥更多資源去處理前述案件的調查及跟進工作。

時代周報記者多日聯系荷銀香港相關人士及荷蘭銀行私人銀行業務的發言人進行采訪。但直至截稿時，本報未獲得相關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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