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3月19日 11:21南方網－南方日報【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記者2月25日在《南方日報》深讀版刊發的稿子《一個經濟記者的西行漫記》成為朋友相聚時的熱門話題。談話往往是圍繞東部—西部、故鄉—新城的生活現實展開，結束于新廣州人縈繞的感慨甚至是傷感中。

令人驚訝的是，這種共鳴不僅僅來自記者這樣的普通白領中。一些已經在這個都市中有著令人羨慕地位的成功者，一些已經處于企業中高層領導崗位的人，也紛紛卷入談論的話題之中。

記者發現，這種一線城市中的“大都會鄉愁”，不僅僅是一種情緒。

優越感、歸屬感、安全感齊齊消褪，都市光環黯然失色，壓力大、強度高、焦慮多一同抬頭，返鄉潮暗流涌動。一種苗頭正在出現。

記者試圖捕捉一線城市新移民尋常生活中的細節與情感，傾聽大都會居民“更有尊嚴”的訴求，更窺視經濟、城市結構和人群遷徙的“青萍之末”。

“回鄉發展”開始成為一些一線城市新移民的選擇，是什么讓他們從大都會“退潮”？這種人口流動將帶來怎樣的經濟、城鄉格局變化？呼喚怎樣的應對政策？

流動 “畢業回鄉的同學風生水起，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

記者在西部的調查中，發現農民工返鄉潮開始出現，很多人結束打工生活選擇“回家鄉發展”。然而，在一些一線城市，“回鄉發展”已經不僅僅停留在農民工的層面，也開始席卷都市新移民的白領階層。

日前，記者的朋友鄭婷前來辭行，決定辭職回老家發展。

她三年前畢業的時候，汕頭有一份公務員的職位等著她，但面對大都市的誘惑，她最后選擇留在廣州。盡管隨后換過幾份工作，但工資總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個小屋，過著不算寬裕的都市單身女孩生活。

鄭婷說，從2年前開始，每次換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發展。今年回家感觸很深，之前一起畢業回家的同學已經開始混得風生水起，小日子過得不錯，反觀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考慮再三，就決心回家了。

鄭婷只是一個個案，卻折射著新廣州人內心的躊躇和現實中的尷尬。正如經濟學理論中說的，任何現象都有其背后的經濟學動因，“回家發展”必然有其社會的大經濟變革的力量推動。鄭婷給廣州留下的背影，投射的則是經濟大變革導致個人生活變化的縮影。

事實上，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內陸，落后地區、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迅速跟進，很多中小城市跟一線大城市的生活差距逐漸拉小。兩相比較之下，大城市生活的壓力和艱辛顯得尤其清晰，勾動了大都市闖蕩的人們那根思鄉的神經。

這種鄉愁在新移民群中的滋長，在同鄉聚會的餐桌上熱議，一旦獲得等同的工作機會，甚至變賣已經購買的房子，離開曾經打拼的都市回家鄉發展。

而那些剛畢業、等待在城市立足的年輕人，則更沒有羈絆，在艱辛的現實下面出現了“臨時看看隨時走人”的態度觀望。

而這其中被稱做“蟻族”的一群，則因生活在大都市邊緣，更傾向于“爬離”大都會。在本報關于廣州“蟻族村”的調查中，化名“七夜”的年輕人用那句詩意而有點傷感的話感慨：“在這個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里，而是你正朝著什么方向移動。”而他的方向，已經朝著某個二線城市，安家落戶。

這種現象不僅僅只出現在廣州。

在北京，我們的媒體朋友講述了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白領余娜的故事，她在2009年底舉家“逃離”北京遷往成都，她將中產人群逃離一線大都市歸結于，戶籍制度、房價畸形、區域經濟不平衡等因素。

記者的同事小吳2006年從南京大學畢業。春節前后，在朋友圈里，她已經連續收到七八條朋友離開大城市返回二線城市的消息，這之中有在北京工作的，有在上海工作的，有在廣州工作的，也有在深圳工作的。

遷徙 從當年的“百萬大軍下廣東”到如今的“回鄉發展”

從經濟觀察者的眼光來看，這股潮流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以背井離鄉的移民生活的一次再審視，是對改革開放帶來人才跨區域流動的一次大規模反思，是對“經濟潮流挾裹人生變遷”的一次“反攻倒算”。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結束整整20年，伴隨著“分配工作”和“鐵飯碗”制度的打破，中國經濟在沿海地區出現了長足的發展，各種人才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一場席卷全國范圍內的人才流動革命從東到西席卷整個中國。

“出去闖蕩”一時成為從民工到大學生的時髦詞匯，“百萬大軍下廣東”、“闖深圳”、“闖珠三角”、“闖長三角”……一時間，哪里的經濟最熱，人才就流向哪里。

最初的流動是下海經商，從政府流向企業和個體開發戶；接著是“打工潮”的形成，農民工從西向東大規模流動，春運隨即出現并且給鐵路日益形成巨大壓力；最后的流動則是大學畢業生層面的闖蕩，落后地區的畢業生紛紛離開養育自己的故鄉去大城市發展。

以記者的家鄉陜西商洛市商南縣為例，1999年與記者一同畢業的大學生，絕大部分全留在大城市發展，分配回商洛的15個大學生，在第二年內走了14個，“碩果僅存”的一個留在煙草局。

人口流動的頂峰，是整個社會對現實桎梏的不滿和浪漫闖蕩精神的雄起，而這也挾裹青年人背離現實、背叛穩定既成的生活去異鄉冒險：北京的人不愿意生活在北京，廣東的人去了上海，而上海的人去了深圳。

人才的大規模流入引起一線都市人口的飛速擴張。一個個“新城”拔地而起，接納落后地區相繼而來的新移民。在這背后，人口的積極流動也將“人口紅利”帶給了沿海和大都市，制造業、服務業、第三產業都相繼啟動，煥發出勃勃生機。而其間，人口流動帶動大都市地產業的長足發展頗為引人矚目。

以廣州華南板塊為例，就有數十家能容納十萬計的大型樓盤，其間外地人口占了90%以上，容納了數百萬的從全國各地而來的高知識白領人口。

但是這一切在2005年以后出現了轉機的新苗頭，那些曾經背井離鄉的人發現，自己曾經背叛的城市和鄉村或許更適合人生活和居住，而自己以背井離鄉為代價換來的都市生活卻依舊平實而艱辛。

于是，對比“比”成了羨慕，羨慕“轉”成了思念，而思念在親情的發酵中逐漸形成鄉愁，鄉愁在經濟的推動下變成行動。特別是在2006年2007年樓市價格一路高攀之后，“回家”蔚然成風。

而這，是不是又一次人口遷徙的信號？

異鄉 “自己去哪里落戶還不見著落，肚子里的孩子身份更成為大問題”

在回家潮流和沖動的背后，是新移民面臨的壓力和現實尷尬：即便是歷經了政府一年又一年的努力，無論是自己的內心還是外部的現實，新移民仍然難以融入當地城市，難以被城市所認同。

記者太太的閨蜜最近很煩。她在一家網站做主編，老公則在一家雜志做總監，2008年在廣州鳳凰城碧桂園買了房子，房貸月供8000元，壓力可想而知。

然而她最近在申領結婚證時遇到了麻煩，人才市場上要求婚后戶口必須遷出，但房子竟然不能落戶。就在兩個人還在為戶口忙碌的時候，她懷孕了。

去哪里落戶還不見著落，見著日益膨脹的肚皮，孩子的身份就立刻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大問題。

而這不是個孤例，很多新移民都曾遇到過戶口的問題，部分是因為出國，更多的則是因為孩子的身份問題和讀書問題。

與農民工不同的是，新移民并非流動人口，是一個城市得以穩定和發展的堅實基礎。很多都市新城里的教育資源匱乏讓新移民難以融入城市，去年3月，廣州祈福新邨、麗江花園等樓盤幼兒園學位緊缺，家長通宵達旦為孩子排隊報名，帶著食物、床被、帳篷、全家輪流上陣，最長的一次排隊時間甚至長達6天6夜。

學位緊缺之外，新移民的戶口問題也阻礙著教育的延伸。

與記者同一小區的小路，在廣州生活近10年，小孩一歲，夫妻雙方和小孩的戶口均在西安，未入戶的原因是小孩在西安享受的教育要比廣州的好。而另一個朋友，住在麗江花園，小孩4歲，已經接近讀小學的年齡，戶口依舊難落到廣州，眼看難以享受公立的義務教育，家里已經開始存錢并且尋找關系為小孩籌劃去讀私立的祈福中英文學校。

這些所有的事情、城市中各種規章和制度，都讓不少新移民有“你是一個外來人”之感。

所幸的是，今年3月11日，廣東省長黃華華公開表態“一年內解決60萬外來工戶籍”，讓人看到了政府的決心和希望。

安身 “丈母娘的焦慮”，新移民的“蝸居”

“你是一個外來人”這個提醒不僅僅只是個戶口制度層面，樓市迎頭趕上，成為新移民的最大的壓力源。

在都市中獲得一尺“蝸居”顯得那么的不容易。不斷有戀人因為買不起房而分手的案例見諸報端。這也在之后造就了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顧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論”。

“丈母娘的焦慮”有多大？

看看數據就清楚了：2010年2月，廣州十區一手商品房價格為11963元每平方米；北京一手商品房價格為18833元每平方米；而在深圳關內一手商品房價格為24195元每平方米。

這就是說，買一個90平方米的房子，在廣州平均需要107.7萬，在北京需要169.5萬，而在深圳則需要217.8萬。

而同期一家網站對廣州白領的生活狀況調查顯示，2000—4000元是廣州白領比較主流的工資水平。收入略微向高估計，如果按照稅后5000元實收的月薪，一年的收入6萬計算，不吃不喝，在廣州工作18年后可以購買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但在北京需要28年，在深圳需要36年。

如果說18年可以讓個女嬰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的話，但同樣時間的等待和按揭卻足足可以讓一個女人的青春消磨殆盡，更何況還有28年或者36年的等待，焦慮可想而知。

換個角度從月供方向考量。

同樣買一個9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3成按揭7成。如果以按揭10年計，在廣州每個月需要承擔8012元，在北京每個月需要還貸12613元，而在深圳買同樣的房子則需要每個月還貸16204元。如果按按揭20年計，在廣州每個月需要承擔4994元，在北京需要承擔7863元，而在深圳需要承擔10101元。

這意味著在這三個城市生活，即便是在樓價相對便宜的廣州，用20年的時間去買一個9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固定月供支出近五千，這就必須保證每個月凈收入過萬，因為供樓款超過個人收入的50%，任何商業銀行都開始考慮房貸的風險而拒絕放貸。

而每個月收入過萬，這顯然對大多數白領而言還是個難以企及的數字，這其間還沒考慮3成首付的積累。

這也難怪連廣州市常務副市長蘇澤群都聲稱以自己的工資是買不起房的。

副市長買不起房這不奇怪，網民們一邊倒的說住著大房子的人“說話不怕閃了腰”而加倍聲討也不對。

如同廣州原普通市民一樣，很多人在樓價上漲之后是買不起房的，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卻是一代又一代在廣州積累，很多人早在房子上漲之前就已經購買了房子。或者即使沒買新的房子，父輩祖輩的積累也基本解決了他們的安居問題。

只有那些新移民，在陌生的大城市里生活，在外來人“無立錐之地”的困境面前，面臨著不得不買房的命運，承受著巨大壓力。

2010年春節晚會剛過，一組“樓市春晚”的視頻就在網上“瘋”傳，其中一個視頻更改的是《難忘今宵》，一句歌詞“房貸在，人已老。”在網絡上引發眼淚狂潮。

而這些壓力似乎在“思鄉”、“回家”之后都可以迎刃而解，祖輩的積累在那里房子在那里，回家之后不但面臨著相對低廉的房價，而且很多人買房的需求也變得不再那么緊迫和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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